趙新利：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侵華日軍的宣傳戰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日本館藏中國共產黨新聞宣傳史料整理與研究（1921—1945）”首席專家，中國傳媒大學廣告與品牌學院院長、教授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以“槍杆子”積極抗戰的同時，還以“筆杆子”向侵華日軍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反戰宣傳工作。為了有效分化日軍，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運用“兩分法”理論，將日本普通士兵與軍國主義者加以區分。八路軍和新四軍不僅在戰場上對日軍士兵進行喊話，在敵佔區散發日文傳單、報刊，而且對日俘進行反戰教育，使他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立反戰組織。在對侵華日軍的宣傳戰中，中國共產黨逐漸形成了戰場喊話、印發日文報刊、廣播、散發傳單、思想教育等多元化宣傳形式和手段。日方檔案顯示，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日軍的宣傳戰取得了顯著成效。

團結多數 孤立少數：

對日宣傳戰的“兩分法”理論

中國共產黨一貫高度重視宣傳工作，注重從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中汲取營養，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在百余年的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逐步形成了內涵豐富的宣傳理論和形態多樣的宣傳策略。其中，“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兩分法”對敵宣傳理論值得關注。毛澤東同志曾說：“所謂政治，就是把擁護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在百余年的宣傳實踐中，中國共產黨注重區分“極少數人”和“大多數人”。在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採取“兩分法”，認為日本侵華的責任在日本軍部，而普通日本士兵是受到欺騙或被迫走上戰場的，他們與日本人民一樣，也是戰爭的受害者，是我們需要爭取的對象。

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多次提及“兩分法”理論。在批駁“唯武器論”時，他指出：“如果中國人的大多數、日本人的大多數、世界各國人的大多數是站在抗日戰爭方面的話，那末，日本少數人強制地掌握著的軍力和經濟力，還能算是優勢嗎？”在論述戰爭的長期性時，他強調要“努力於瓦解敵軍和爭取敵軍的士兵，努力於國際宣傳爭取國際的援助，努力於爭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壓迫民族的援助”。在論述日本侵華的非正義性時，他指出：“日本的戰爭是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內，都應該反對，也正在反對。”

“兩分法”理論在面向侵華日軍的宣傳中得到普遍運用。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館藏的署名為朱德、彭德懷的《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司令部命令（省略）》，印制在《特別通行証》的背面。命令和通行証均以中文、日文對照的形式印制，其內容體現了“兩分法”理論：“日本士兵系勞苦人民之子弟，在日本軍閥財閥欺騙與強迫之下而與我軍接觸。”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還館藏有中國共產黨領導日本反戰群體印制的對日宣傳報刊《日軍之友》等日文資料。1942年4月11日出版的第15期《日軍之友》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發《紀念晉察冀支部創立一周年》一文，文章在鞭撻日本軍部罪惡的同時，強調日本人民和日本士兵是戰爭的受害者，認為“殘暴的軍部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野蠻露骨地壓迫士兵和日本勞動人民”。

“兩分法”理論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對敵宣傳的智慧。日本軍國主義當局向侵華日軍灌輸“武士道精神”“大東亞共榮圈”等理念。中國共產黨對日宣傳的目標就是瓦解侵華日軍，降低其士氣和戰斗力，加速其潰敗。只要這個目的達到了，任憑日軍武器精良，也必將走向失敗。按照“兩分法”，日軍絕大多數普通士兵與中國共產黨軍隊均為無產階級，二者應攜起手來推翻統治階級，爭取民族解放。這樣，交戰的中日兩國之間的“民族矛盾”就轉化成無產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對日“兩分法”理論從思想上釜底抽薪式地切斷了侵華日軍的動力源頭。

巧用“外嘴” 攻心為上：

對日宣傳戰手段多樣形式豐富

中國共產黨的對日宣傳戰手段多樣，形式豐富。宣傳戰中既運用日文報刊、廣播等大眾傳播手段，也採用喊話、書信、電話、直接訪問等人際傳播方式。既有特色鮮明的日本歌謠、傳統節日、碑文宣傳等文化宣傳方式，也有標語、傳單、通行証等戰時特色的宣傳手法。畫報是一種形象且有效的宣傳手段。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館藏的一份《中國共產青年團畫報》，落款為“中國共產青年團”，發行日期為1932年5月1日。該報使用了中、朝、日、俄、英五種語言，設計精美，圖文並茂，用醒目的標語呼吁“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擁護中國蘇維埃與紅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傳單和標語也是常用的宣傳手段。1933年3月，精通日語的童長榮在“東滿地區”從事抗日活動，他在日軍可能通過的地方的樹木、電線杆上貼傳單、標語。據美軍觀察組的記錄，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積極開展對日宣傳，從1942年6月至1943年6月間發行了26萬份宣傳品，種類65種，其中報紙25種。

中國共產黨的對日宣傳戰注重全員參與。參與中國共產黨對日宣傳戰的，首先是留日歸國人員，王學文、張香山、趙安博、林植夫、李初梨、李亞農都是杰出代表。他們曾長期留學日本，回國后加入八路軍和新四軍，不僅精通日文，對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心理也極為熟悉，他們積極從事對日宣傳工作，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此外，中國共產黨在軍隊內推行日文教育。1939年4月，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部的檔案《共產黨對我軍的思想瓦解工作的真相及其防遏方策》指出：“共產黨對共產軍將校以下人員進行日文教育，以讓將校以下人員用日文向日兵喊話宣傳”，“其日文教授方法為，首先向排長實施教育，排長向班長、班長向士兵開展教育，如此達到全員徹底普及”。經日文教育后，對敵宣傳工作干部具備了較高的日文水平，普通士兵也能喊幾句日文口號、唱幾首日文歌曲。

中國共產黨巧用日本人開展對日宣傳戰。隨著抗戰的推進和日俘的增多，經教育和改造后的日俘參加八路軍和新四軍，面向侵華日軍開展宣傳工作。1939年11月，根據地首個日本反戰組織覺醒聯盟成立。其后又成立了反戰同盟、解放聯盟及其支部，日本反戰組織日益壯大，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對日宣傳工作。1941年3月20日，《中央宣傳部關於反敵偽宣傳工作的指示》要求：“宣傳品的文字必須是真正的日本文，形式要短小精致，印刷精美，以適合其脾胃。”通過日本人開展的對日宣傳，內容更貼近日軍實際，“許多日本人加入了八路軍”這一事實本身就有很強的“攻心”效果，對日軍軍心有很大的沖擊。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巧用“外嘴”開展輿論戰、宣傳戰和國際傳播的重要實踐。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侵華日軍散發的日文傳單

作者/供圖

中國共產黨對日宣傳戰聚焦於瓦解侵華日軍士氣。宣傳內容始終聚焦“攻心為上”，具體包括：以“兩分法”揭露日本國內階級矛盾、侵華日軍內部官兵矛盾，以二戰局勢相關新聞揭示日本侵華失敗的必然性，以副刊和漫畫等形式誘發日本士兵的思鄉和厭戰情緒等。如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1942年出版的第三期日文版《前進》月刊，其新聞報道、評論、副刊等版面的內容涉及日本國內形勢、世界局勢、日軍內部矛盾、日兵思鄉厭戰情緒等。常用的標語口號有：“繳槍不殺！”“打倒日本軍閥！”“回日本去吧，你們的父母妻子在等你們！”中國共產黨對日宣傳戰的突出特點是在內容上大量使用日本文化元素。日本反戰組織用地道的日文創作宣傳品，運用櫻花、日本歌謠、慰問袋等帶有日本傳統文化色彩的元素開展宣傳。解放聯盟太行支部在日本傳統習俗新年和盂蘭盆節時，會給日本士兵寄送明信片、慰問袋和慰問信。這類宣傳以日本士兵的口吻，表達了他們的思想、感情、心理和希望，更能撥動日本士兵的心弦。

士氣低落 逃兵增多：

對日宣傳戰取得顯著成效

中國共產黨的對日宣傳戰取得顯著成效。1939年8月27日，朱德、彭德懷關於晉察冀軍區開展瓦解日軍工作情況的電報稱，為開展瓦解敵軍工作，“開辦日語訓練班，制發各種宣傳品、標語口號、歌謠，特別是利用經過教育訓練之俘虜兵參加部隊作戰，向敵軍喊話。自此工作興辦以來頗著成績”。

對日宣傳瓦解工作的效果在日方史料中也得到體現。中國共產黨對日宣傳戰造成日軍士氣消沉，厭戰和反戰情緒滋長。1939年4月，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部在審查日兵家書的報告中指出：“出征軍人寄回國內的信件中，厭戰、反戰思想以及對戰爭的不平不滿、對故鄉的思念或對長官的誹謗等責難非常多。”1940年9月，日本檔案記錄了日本士兵在家書中所寫的內容：“長途行軍疲勞時，看到村庄中散亂的傳單和海報，突然覺得戰爭真是荒唐，開始厭惡戰爭。”有的士兵在家書中寫道：“想到慘無人道的軍閥、財閥，就不想犧牲。”日方據此判斷，日本士兵的思想消沉，“完全是受到了中國方面思想謀略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對日宣傳戰造成日軍士兵逃亡和投降的現象顯著增多。1943年日本陸軍省的檔案顯示，該年度日本憲兵統計的陸軍各類犯罪中，“投敵”和“逃亡”等與“士氣沮喪”相關的犯罪人數激增，達1066人，佔陸軍犯罪總數（4544人）的23.5%，與1939年相比激增3倍，其中“投敵”人數激增6倍。該檔案記載，“最近敵方（主要是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優待日軍士兵的宣傳愈加熾烈和巧妙”，一些日本士兵“受此眩惑或抱有一絲希望而投敵”。

總之，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站在歷史正確、人類正義一邊開展對日宣傳戰，以其多樣化的手段、豐富的內容和顯著的成效，在瓦解日軍斗志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日本檔案資料表明，中國共產黨面向侵華日軍的宣傳攻勢直接導致日軍士氣低落、士兵逃亡和投降事件增多，有效加速了侵華日軍的潰敗進程，充分彰顯了其在抗日戰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