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衛東 樊長琴：不斷深化人文經濟學研究

 作者：邱衛東、樊長琴，分別系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華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書記，青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人文經濟學集中體現了習近平文化思想與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內在統一，既契合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本質要求，又致力於破除西方經濟學話語霸權的桎梏。對於已經打破了現代化就是西方化迷思的當代中國而言，不斷深化人文經濟學研究具有一體三面的價值意蘊：它既是回應全球治理難題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動學科體系走向科學完善的必然要求，更是適配中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特別是面對一段時期內我們在國際話語傳播中存在的“有理說不清”“說了傳不開”“傳開叫不響”的境遇，必須在加快構建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基礎上，不斷深化人文經濟學研究，使人文經濟學更好成為解釋發展、引領實踐、凝聚共識的理論武器。

1.不斷深化人文經濟學研究的時代必然性

從全球治理維度看，人文經濟學是破解“增長悖論”的全新理論工具。西方傳統經濟學以資本無限增殖為核心構建理論框架，引發全球財富分配極化、生態系統失衡、文化認同消解等系統性風險。西方主導的唯GDP論，因割裂經濟增長與人文價值的關聯，在實踐中遭遇“增長無意義”的現實反噬。人文經濟學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出發點，將文化多樣性、社會公平性、生態可持續性納入發展評價體系，在此基礎上形成客觀、公正、包容且旨在追求共同價值利益的發展觀，在打破了西方式現代化迷思的同時，也逐漸提煉出了不同文明中經濟活動嵌入人文語境的共同規律。這有效回應了資本邏輯主導下全球發展赤字導致的治理難題，是有效破解全球增長悖論的全新理論工具。

從學科發展維度看，人文經濟學是完善社會科學體系的創新性突破。長期以來，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學科界限使得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存在“單向度”局限。具體而言，經濟學過度聚焦於“效率與均衡”，往往忽視了文化價值對經濟行為的深層塑造﹔社會學雖關注“結構約束”，但缺乏對人文因素與經濟績效關聯性的量化考察。人文經濟學則通過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將物質生產與意義生產相結合，引入“人文資本”的概念，讓經濟研究能夠更全面地考量經濟主體行為背后的復雜動因，有效突破了“理性經濟人”假設形成的理論桎梏。在此基礎上，人文經濟學融合了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深入探討並精確度量經濟活動中的人文因素，使之成為可分析、可驗証的研究對象。這一系列理論創新，不僅彌補了現有學科在經濟現象研究上的不足，更使社會科學向一個更加綜合、平衡的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相結合的方向發展。

從中國實踐維度看，人文經濟學是支撐高質量發展的學理基石之一。中國正處於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關鍵期，發展的聚焦點已從“物質短缺”轉變為“品質提升”。黨的二十大把“豐富人民精神世界”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也意味著發展理念從“物的積累”轉向“人的發展”。人文經濟學構建的“價值—制度—實踐”三維框架，為共同富裕、鄉村全面振興等提供了微觀分析工具，將“民眾獲得感”“文化認同感”“生態安全感”納入發展考核體系，推動政策制定從“數字增長”轉向“全面進步”，精准回應了“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時代需求。

總體來看，人文經濟學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構建起包含物質富足、精神富有與生態和諧的多元分析框架，其理論獨特性與優勢由此凸顯。不斷深化人文經濟學研究，既是應對全球思想格局變革的時代必然，也是該理論走向成熟、實踐不斷深化的內在要求。

2.構建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從這一邏輯延伸開來，構建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需在主體、內容、價值三個維度實現系統性突破，進而才能形成兼具中國特質與普遍解釋力的理論體系。

在激活文明基因中確立主體自主。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應深深扎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中，既要充分汲取“民為邦本”“義利並重”等思想精髓，又要將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現代學術語境下的規范表達，使傳統智慧與當代理論形成深度對話。如通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正德、利用、厚生”等傳統理念，提煉出人文資本積累理論的核心要素，進而闡釋道德倫理與經濟績效的內在聯系。同時，其發展必須繼承馬克思對資本邏輯的批判精神，確立“現實的人”作為分析起點，以此突破西方“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局限，構建兼具文化根基與科學方法的理論體系。這一框架既能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治國理政的智慧，又能立足中國特有的人文與經濟相互作用的實踐經驗，充分展現中國學術的主體自覺。

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實現內容自主。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從本土實踐中提煉原創性概念，將地方性探索上升為普適性經驗。具體而言，可基於“千萬工程”中文化賦能鄉村全面振興的實踐邏輯，抽象出“文化價值轉化機制”這一核心概念，通過系統解析傳統文脈與現代農業、鄉村旅游的融合路徑，構建“文化—科技—產業”協同發展的理論模型，進而揭示文化資源向經濟動能轉化的內在規律。這些理論創新既要扎根“文化經濟化、經濟文化化”的本土實踐，呼應“文化賦予經濟深厚人文價值”的核心命題，又要借鑒演化經濟學方法，建立“人文資本—創新動能—共同富裕”的傳導機制，實現實踐經驗向理論范式的躍升，為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提供扎實的內容支撐。

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中實現價值自主。人文經濟學的價值立場始終需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終極目標，進而突破GDP中心主義的桎梏。這種評價體系的構建既要關注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規模，更要重視發展成果的普惠性與可持續性。同時，要吸收借鑒西方福利經濟學中關於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的合理成分，結合中國城鄉融合發展、區域協調發展的實踐經驗，創新“效率與公平”的辯証統一理論。如以共同富裕實踐為基礎提出“人文發展指數”，將獲得感、認同感等主觀指標與收入水平、教育年限等客觀數據相結合，形成更具包容性的經濟分析框架，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文與經濟共生共榮的獨特價值立場。

3.搭建人文經濟學多元傳播平台

在百年變局與數字革命交織的時代背景下，不斷深化人文經濟學研究需要回應精神生產與物質基礎的雙重需求。這要求我們不僅要構建人文經濟學的自主知識體系，更要搭建人文經濟學的多元傳播平台。

依托主流媒體，強化權威傳播。在具體實踐中，主流媒體可幫助受眾形成對基礎范疇與核心命題的系統認知，邀請跨學科專家、政策制定者與實務界人士聚焦“文化資源產業化開發中的價值補償機制”“人文經濟指標體系構建”等應用議題展開深度研討，在學術辯論與政策對話中展現其理論內涵的多維性。將“文化維度嵌入經濟增長模型”等抽象命題轉化為對城市更新、文旅融合等具體實踐場景的解析，在有效拉近學術話語與公眾認知距離的同時提升公眾對人文經濟學價值的認知度。

借助新媒體平台，創新傳播形式。新媒體平台的用戶規模與流量優勢為人文經濟學的廣泛傳播提供了多樣化路徑，將抽象理論轉化為更易被公眾接受的話語表達。如通過動態信息圖可視化呈現文化消費與城市創新指數的關聯性，或借助微紀錄片記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的市場化實踐，將“文化價值向經濟動能轉化”的理論命題轉化為可感知的經驗事實。與此同時，社交媒體上的線上講座、直播對話等互動形式可突破地理界限，促進跨地域、跨學科的學術交流。這種傳播方式的轉型使人文經濟學傳播從單向輸出轉向多方參與的互動模式，構建起學術界、媒體與公眾協同參與的傳播網絡，從而為人文經濟學提供堅實的傳播基礎。

開展國際傳播，提升全球影響力。開展國際傳播是提升人文經濟學全球影響力的關鍵環節。在推進過程中，既要加強與國際媒體的協作互動，通過聯合報道、國際媒體論壇等具體形式，系統分享中國在人文經濟學領域的研究進展與實踐成果，逐步提升中國在人文經濟研究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又要立足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稟賦與受眾關切，實施差異化傳播策略。對歐美國家側重闡釋該理論在驅動創新、踐行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理念與實踐成效，對亞非發展中國家則著重分享其在助力鄉村振興、促進共同富裕等領域的經驗，以此增強人文經濟學的全球影響力與認同度。

4.發揮人文經濟學社會實踐效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種價值觀要真正發揮作用，必須融入社會生活，讓人們在實踐中感知它、領悟它。”這意味著，真正發揮人文經濟學的社會實踐效能，需要推動其理論體系經由理性認知、情感共鳴與社會規范內化等多重路徑共同作用，成為公眾解讀日常經驗時的“默認邏輯”。

以理論闡釋構建認知共識。理論認知是社會認同的基礎層級，需依托高校、智庫等平台搭建分層傳播框架，實現專業領域與社會大眾的雙向貫通。針對經濟學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等專業群體，可通過高端專題研討、核心期刊專欄等載體，深化“人文資本”“文化價值轉化機制”等核心概念的學理闡釋﹔高校相關專業可將其納入課程體系，為理論構建筑牢學術根基。面向社會公眾，則需開發適配性傳播內容，中小學可結合思政課程融入相關理念，編寫圖文讀本，將“物質生產與意義生產相統一”等抽象命題轉化為通俗表達與可感知的日常邏輯。這種專業化與大眾化的協同傳播，既能守住理論的學術嚴謹性，又能借助教育讓公眾建立對人文經濟學的具象認知。

以情感共鳴培育價值認同。情感共鳴是理論內化的關鍵路徑，需緊扣理論與現實的情感聯結點，通過具象化敘事喚醒公眾的情感共鳴。浙江鬆陽古村依托“千萬工程”政策，在復興傳統木雕與客家文化的同時發展特色民宿，實現文化遺產活化與民生改善的相互促進。這種人文價值向經濟效能的轉化過程，通過實踐場景的呈現為抽象理論提供現實注腳。此外，《舌尖上的中國》等紀錄片以漁民勞作、手工藝傳承等日常敘事為載體，藝術化展現文化傳承對經濟活力的促進及古村落保護對文旅產業的帶動作用，在審美體驗中不斷加深著受眾對人文經濟學的理解。

以制度規范融入社會運行。制度規范是從理論倡導轉向實踐自覺的核心路徑，需構建操作性與約束力並重的制度體系。在發展評價體系改革中，應將“文化認同感”“生態安全感”等人文指標納入政策考核維度，通過社區文化活動參與率、傳統建筑保護覆蓋率等量化指標，推動政策制定從經濟導向轉向人文價值導向，通過考核機制引導政策執行者關注發展質量。在城鄉規劃領域，需確立人文生態優先原則，以立法強化文化遺產保護與公共文化空間布局的剛性約束。當制度規范與公眾日常行為深度耦合時，理論認同將自然轉化為實踐自覺。通過制度建構，將抽象理論轉化為具體社會規則的現實邏輯，為人文經濟學社會實踐提供堅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