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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德明，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領導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歷程、成就和經驗研究”子課題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
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人勇敢戰斗在抗日戰爭最前線，支撐起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當時曾有大批在華活動的西方記者、外交官、軍人、醫生等到訪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並寫有大量紀實性報道。在論著中，這些西方親歷者對中國共產黨團結社會各界進行全面抗戰、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開展敵后游擊戰進行了詳細描述，以他者視角証明了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實行全面抗戰路線
1937年7月8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通電全國提出“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1937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洛川會議上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提出開展全面的全民族抗戰，並發布《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在此會議精神的影響下，中國共產黨在各地廣泛動員群眾參加抗戰，組織群眾進行人民戰爭，開展持久戰。西方親歷者對中國共產黨組織開展全面抗戰的形式及效果進行了詳細描述。
國民黨實行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不敢武裝民眾參與抗戰。對此，毛澤東同志在1937年10月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指出：“這次參戰的地域雖然是全國性的，參戰的成分卻不是全國性的。廣大的人民群眾依然如過去一樣被政府限制著不許起來參戰，因此現在的戰爭還不是群眾性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而不帶群眾性，是決然不能勝利的。”為此，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發動群眾，武裝群眾參加抗戰。美國記者白修德對此寫道：“共產黨的主要責任是把農民和軍隊融為一體。他們認為，隻有共產黨人參加這場戰爭還遠遠不夠，必須教育農民來保衛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
八路軍、新四軍中設有專門的抗日宣傳隊，通過組織群眾集會、開展演出、演唱愛國歌曲、張貼抗日標語等，發動群眾支持抗戰。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寫下自己跟隨八路軍活動的親身經歷：“每過一個村庄，老鄉們都要出來看我們。我們的部隊每到一地，就要召開群眾大會，講明八路軍是什麼樣的軍隊，它的政策是什麼，同時要大家把出走的家人找回來，八路軍是會保護他們的。”西方親歷者注意到，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號召下，全國各階層、各民族、各社會團體都通過各自的方式支持抗戰，真正實現了全民族抗戰。美國軍官卡爾遜在考察山西的八路軍活動后指出：“縣裡的每一個村有一個動員委員會、一個自衛隊和諸如農民、商人、手工藝人、婦女和兒童不同的團體。自衛隊要求過往的人出示由上級權力機構發給的通行証﹔收集敵人的情報，立刻轉送給附近的部隊：並負責運送傷病員到其他村庄，傷兵就是靠用這種辦法從戰場轉移到后方醫院的。”1944年到訪延安的美軍觀察組顧問盧登也指出：“在華北，人民支持共產黨的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証據比比皆是，如此顯著，以致再也不能認為，這是為了蒙騙外國訪問者的表面文章。”這些形象的描述，都是根據地群眾支持中國共產黨抗戰的真實寫照。
西方親歷者通過觀察八路軍、新四軍的作戰實踐認識到，在作戰中廣大群眾大力支持，真正實現了軍民一體，是中國共產黨得以發展壯大的有力保障，再次印証了全面抗戰路線的正確性。奧地利醫生羅生特以新四軍為例指出：“新四軍的出色的游擊戰術，首先是人民群眾的全心全意的支援，這些使我們立於不敗之地，可以經常破壞日本人的交通線。新四軍的情報部門工作很出色，群眾宣傳員及時把敵人的一舉一動通報給我們，這些宣傳員都是軍隊派去向農民做宣傳工作的，和群眾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在他們的影響下逐步建立起一支地方民兵武裝，源源不斷地向軍隊輸送后備力量。”1944年訪問延安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對此指出：“正規部隊之得以存在，是由於人民允許、支持他們，並全心全意地與他們並肩戰斗。軍民之間完全是團結一致的。”西方親歷者的這些敘述，都體現了全面抗戰路線的重要作用。
與全面抗戰路線相配合，中國共產黨提出持久戰戰略總方針。1938年5月，毛澤東同志發表《論持久戰》對此進行了系統闡述，明確提出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1938年，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在山西接受美國記者斯特朗採訪時指出：“從戰略的觀點來看，這場戰爭從總體上來說必須是持久戰。但是具體的戰斗應該是速決戰。持久戰對於我們來說是有利的，因為日本是在我們的領土上作戰，四面楚歌，因而士氣低落，運輸困難。對我們來說，情況恰恰相反，因為敵人入侵這一事實，喚起人民起來進行自衛。”中國共產黨堅信中國必勝。正如毛澤東同志1938年同美國合眾社記者王公達談話時所言：“我對此完全是樂觀的，因為中國抗戰的過程必然是先敗后勝、轉弱為強，這已經成了確定的方向了。在中日戰爭初期，一般形勢是日本強、中國弱，可是今后的形勢必是日本的弱點漸漸暴露出來，中國的力量則漸漸加強起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走向，也印証了其預言。
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發展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全國各民主黨派、抗日團體、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和海外僑胞共同參加抗戰，並堅決維護、鞏固、發展統一戰線，為全民族抗戰最終勝利提供了堅強的政治保証。
中國共產黨大力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為西方親歷者所注意。毛澤東同志在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指出：“我們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釋現在的形勢，聯合國民黨及其他一切愛國黨派，為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1938年底，美國記者貝爾登訪問皖南的新四軍，描述了新四軍的統一戰線活動：“他們教育士兵們說，所有抗日的中國人都是兄弟，中國如果沒有政治的統一，就無法得到勝利。他們又教育士兵們說，抗日戰爭是集合全國所有各種力量的全面戰爭，單共產黨就無法獲勝，我們不應隻希望自己進步，而應該希望一切抗日的部隊都有進步。”史沫特萊以八路軍為例指出：“他們的原則是聯合所有一切願意抗日的同胞——不管是誰。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他們頭等關心的大事。對任何哪怕隻有一點可能願意支持民族解放戰爭的人，他們都不反對，也不攻擊。他們通過耐心的說服，來表明自己的立場，並為此進行解釋，以期人們能夠接受下來。”類似的情況，在其他抗日根據地均有不同形式的體現。
西方親歷者注意到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開展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系列改革，動員各階層參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例如，抗日根據地通過民主選舉、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權等形式推動民主政治建設。白修德曾描述抗日根據地各階層參與民主政權的情況：“為了加強各地的抗日政權，共產黨動員了當地社會各階層的力量。共產黨把農民領袖培養成干練的地方代表和行政人員，同時也把他們訓練成卓越的軍事指揮官。大量知識分子和學生響應共產黨的抗戰號召，拋棄了他們在都市的事業來到共產黨根據地。共產黨讓他們充當組織者、教師和政府機關干部。”謝偉思評價抗日根據地開展減租減息、保護地主利益等經濟改革時指出：“對於農民，最有效的措施是減租減息。但這種減少是適當的和有限制的，政府通過保証農民交納已減低了的租息來保護地主的利益。保証不干涉私人企業並幫助它增加生產。這樣，就會消除地主、商人集團的恐懼。”抗日根據地的這些改革變化，都是為了服務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局，通過民主的方法吸引各階層廣泛參與抗戰，在民主政治和經濟文化建設中堪稱全國楷模。
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中，始終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維護了團結抗戰的大局。毛澤東同志強調，“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波蘭記者愛潑斯坦對中共的此項政策解讀稱：“對國民黨，共產黨則採取了靈活的‘既團結又斗爭’策略。在軍事上，‘針鋒相對’地擊敗它的進攻，但在斗爭中又時時注意把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不使沖突擴大，不引發大規模內戰，不給日本人和極端反動派以可乘之機。”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多次打退國民黨的反共摩擦，即使國民黨在1941年蓄意發動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中國共產黨仍然堅持團結，從民族大義出發，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逐漸贏得了全國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政黨、團體、愛國人士、少數民族和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的廣泛擁護。愛潑斯坦指出：“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期間，共產黨逐漸得到具有愛國之心的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承認。這是必然結果，因為共產黨維護和代表了作為民族主體和絕大多數的全國勞動人民的階級利益。”通過實地訪問抗日根據地，西方親歷者充分認識和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全民族抗戰的策略。
廣泛開展敵后游擊戰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力量，堅持在敵后戰場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並積極配合正面戰場作戰，堅信“兵民是勝利之本”，開展人民戰爭。因其方法得當，群眾擁護，順應了抗戰需要，取得了突出戰績，也為西方親歷者所稱贊。
中國共產黨在敵后戰場創造性地開展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破襲戰等戰術，重創了日偽軍，擴大了抗日根據地。西方親歷者記述了敵后游擊戰的成效，有力回擊了國民黨頑固派對中共軍隊“游而不擊”的污蔑。在跟隨八路軍親歷多次敵后游擊戰后，卡爾遜對八路軍戰術稱贊道：“八路軍的目標是通過破壞公路和鐵路、伏擊火車和卡車隊來削弱日軍的交通線，並極力阻止日軍滲透到交通線以外地區。八路軍往往在敵人的側翼和后方發動襲擊，避免正面進攻。機動、奇襲、機智、士氣高昂是獲勝的關鍵。”1944年，八路軍、新四軍在對日偽軍的局部反攻中戰績斐然。愛潑斯坦認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新攻勢是自從1940年百團大戰以來所有根據地的第一次協同進攻。如果兩條戰線合在一起看，這是自從1938年台兒庄戰役以后中國最大的一次攻勢。但是在形式上仍然是由各自為戰的游擊行動所組成。”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除了開展基本的游擊戰，還“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
西方親歷者注意到中國共產黨在敵后游擊戰中充分發動農民組織自衛軍、游擊隊、民兵等參加抗戰。德國記者希伯描述游擊隊的活動：“他們甚至能夠進入被佔領的城市，更能滲入農村，在那裡他們得到了農民的掩護和保護。他們與當地的群眾組織一道工作，普遍建立了情報站，使軍隊能及時得到有關日本警備部隊的數目和兵力部署的情報。”這些地方武裝與正規軍密切配合，成為敵后游擊戰不可或缺的軍事力量。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鉗制了大部分日偽軍，逐漸成為抗日戰爭的主戰場，為抗戰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44年，美國記者福爾曼隨中外記者團訪問陝甘寧邊區，在其出版的《北行漫記》中介紹了中共敵后游擊戰的影響范圍：“1944年，共產黨的軍事活動伸展到廣大的前線：北自綏遠和滿洲，東至太平洋，南至海南島和廣州，沿長江而下幾乎到達上海。”希伯指出：“如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堅持抗戰，中國的抗戰能堅持到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很多西方親歷者對中共的未來充滿希望，認為其通過抗戰提升了在全國的威望，將會成為中國“唯一的主導力量”。1944年，愛潑斯坦訪問延安后認為：“我已經實實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國未來的縮影，在下一個十年裡將証明這一點。”
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是全民族抗戰當之無愧的中流砥柱。當時，一批西方人士通過在抗日根據地的親歷親聞，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全民族抗戰的真實情況，既見証了中共敵后游擊戰的威力，也記錄了其發動民眾抗戰的獨特政治實踐，在他們的描述中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制定正確戰略策略，開辟廣大敵后戰場，成為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這些西方親歷者向國際社會正面宣傳介紹中國共產黨抗戰，為塑造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作出了積極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