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貴喜：南方民族工藝文化基因的共生與交融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南方少數民族手工藝資源體系與基因要素圖譜研究”首席專家、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

南方民族地區是我國傳統工藝的重要沉積帶，不同時期形成的工藝大多在這一地區得以存續，這些工藝成為見証中國傳統工藝文化發展歷史的“活化石”。田野所見傳統工藝包含蠟染、扎染、絣染，麻織、火草織、毛織、棉織，織錦，刺繡、挑花，竹編、藤編、草編、毛編，金器鍛制、銀器鍛制、銅器鍛制、鐵器鍛制﹔木雕、石雕、竹雕、牙雕、角雕，黑陶、素陶、灰陶、釉陶、夾砂陶，木胎髹漆、竹胎髹漆、皮胎髹漆以及造紙、剪紙、泥塑、面塑等數十種。由於民族遷徙、工匠流動、文化傳播等多種因素的影響，這些工藝文化的基因要素在適應特定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基礎上呈現出共生與交融的互構關系。

文化基因是解碼南方民族傳統工藝資源的密鑰

受生物學影響，文化基因的概念一經提出，便為學術界普遍接受。作為可復制的、具有標識性的基本功能單位，工藝文化基因可分為材、型、技、紋、意、制六個基因元。“材”是傳統工藝構造的基礎元素，體現人對自然界的認知與思考。南方民族傳統工藝材料十分豐富，有棉、麻、絲、毛、皮，金、銀、銅、鐵，石、木、牙、角，竹、藤、柳、棕、草，土，漆，靛藍、朱砂、赭石等20余種。“型”指造型，呈現為以點、線為基礎元素組合而成的具有二維特征的面和以三角形、圓形、方形拼合而成的具有三維特征的體。“技”乃傳統工藝的核心，不同工藝的技藝、技術、技巧、技能與制作過程均體現了手作之巧、之精、之智、之靈。作為一種符號系統，南方民族傳統工藝的“紋”飾有萬余種，涵蓋動植物、人物、器物、自然現象、文字等多種類別，其中與南方地區自然環境、民族歷史、圖騰崇拜、宗教聖物等密切相關的本土性“紋”飾達3000余種。“意”為匠人造物精神的表達，包括美意、創意、寓意和善意等。“制”指匠作、傳承、保密等制度。這六個基因元共同組成工藝文化的基本結構，使工藝文化呈現出異於其他文化的殊相。工藝文化基因最大的特點是可復制性和標識性。復制，主要有學習性模仿和機械性模仿兩大模式。前者以師徒或母女、父子傳承為主，依憑“紋樣口訣”和“手感密碼”強化身體記憶﹔后者則以循譜與制模為主要形式，通過“母花指令”和“模件配方”凝結為可釋讀的標准化符碼。工藝文化基因以材料、造型、技藝、紋飾等元素主導某類工藝的屬性、特征，進而影響到工藝的命名和分類。工藝文化基因的復制受制於自然與人文環境，其與環境的關系有三種：一是排斥環境刺激，基因遺傳穩定﹔二是響應環境刺激，將環境要素轉錄為基因要素﹔三是激活自調適系統，對環境輸入的信息進行屏蔽，以獨立軌跡復制。

南方民族工藝文化基因的共生形態

共生是南方民族多樣的工藝文化基因聯結、共棲、共存的文化狀態。工藝文化基因共生受地理環境、民族傳統、文化傳播、匠人主體選擇等多種因素影響，主要呈現為原生、適地、附著、輳合、協同五種形態。原生形態體現了工藝文化基因在特定歷史、地理、文化和技術條件下的原發性，內含難以異化的基因編碼。它反映了匠人獨特的創造邏輯，是工藝文化基因復制與變異的基礎。適地形態指某種工藝文化基因或基因簇經過傳播逐步適應地方文化而產生的介於在地化與本土化之間的獨特形態。工藝文化基因在傳播過程中，既有對基因要素在地化的被動接納，也有對基因要素本土化的主動創新。這兩個過程時而交互進行，構成基因傳播的復雜圖景。附著形態根源於工藝文化基因功能的強弱轉化。一種工藝文化基因早期獨立發展，但因主流工藝發展的需要，在特定的場景中逐步弱化原有功能而附著於某些主流工藝，成為主流工藝紋飾生成和功能強化的特定程式。輳合形態是指地理上不相鄰的工藝文化基因，因相似的環境、文化心理和文化條件等，最終達到某種程度的相似或相同。如大部分民族根據自己對太陽、彩虹、水波等的觀察，創制了大同小異的太陽紋、彩虹紋、水波紋等。協同形態的形成受益於工藝技術的多樣化和社會勞動。一種工藝傳統往往是由多個相互關聯、相互支撐的基因共同組成的一個基因簇。基因簇呈現出多基因要素的配套特征，即兩個或兩個以上工種的匠人或技藝協同完成。如紡紗、絣染、織錦、刺繡等，在許多民族地區是各自獨立發展的技藝，但在海南黎族地區，自紡（紗）、自染、自織（錦）三種技藝協同完成黎錦的制作，此外，在吊腳樓的建造中，也需要木作、石雕、竹編等技藝的協同。

鳳穿牡丹紋樣插圖   圖片來源：圖虫網

南方民族工藝文化基因的交融

工藝文化基因在不同民族、群體、工藝類別間的傳播會產生基因流。這種基因流是文化基因共同性增強和形成交融形態的基礎。在基因流的影響下，工藝文化基因交融主要呈現為共享、層累、嵌合三種形態。工藝文化基因共享主要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體共有、共用同一工藝文化基因體系或基因元素的現象。如魚躍龍門、金榜題名意象本與中原地區的科舉有關，傳播到南方民族地區后，被許多少數民族群眾接納，成為共享性的象征符號。與這種情況相似，漢族人民移居南方時也大量吸納並共享當地民族文化符號。文化基因的共享多表現為地方性敘事，許多紋飾基因通過通婚、市場交換等方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中逐步達成“共享”。

工藝文化基因的層累形態指向工藝文化基因在時間維度上的疊加。一般而言，層累的最下層是某一工藝文化在發源地或中心區域最為古老的特殊基因要素，是匠人基於實用性、審美價值、文化認同等進行篩選的最為堅固、具有保密性的根源性要素。從產生的時間邏輯來看，越處於下層的基因要素產生的時間越早，越處於上層的基因要素產生的時間越晚。如白族扎染紋飾基因，處於層累下層的是白族扎染最為獨特的平縫、毛虫、馬齒、單梅、雙梅、串梅、小蜜蜂、蜘蛛花、豌豆花、包白、合向花、反龍花等紋樣，處於中層的為來源於大理自然與人文景物的蝴蝶、蒼山、洱海、“風花雪月”、崇聖寺三塔等，處於上層的則為借鑒漢族的太極八卦、龜鶴遐齡、鳳穿牡丹等要素。

工藝文化基因嵌合形態聚焦於工藝文化基因結構，是基因要素相互楔入接合狀態。嵌合不同於簡單的表層“拼接”，它是工藝文化基因片段的創造性耦合。在結構上，南方民族工藝文化多呈現為不同民族文化基因的嵌合體。其中，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族文化的嵌合最為普遍。如麒麟送子紋本來源於漢族，漢族的麒麟送子一般為童子手持蓮花、笙、玉書或者如意等，但苗族地區麒麟送子紋的童子手持物已經逐漸模糊甚至消失，隻保留了童子形象，而麒麟形象則強化了頭部和尾部的特征，但是身體部位的鱗片已經逐漸簡化。又如，貴州大方彝族漆器素有“黑如純漆，赤如雞冠。黃如蒸栗，又或縹綠蔥青，嫣紅油碧，羊之肝、鵝之血、蝶之粉、鹿蜀之五採，燦然滿目”（《續黔書》）等特征，后通過吸納漢族髹飾技法，形成隱花、描金、描金加彩、描金罩漆、花漆、青退光、五彩、明花、台花、台花加彩、印錦、銀刻、薄料、五彩嵌花、寶砂、寶砂台花、寶砂描金、平涂彩繪、蛋殼鑲嵌、嵌隱、色地描金加彩等20多種髹飾技法，同時將彝族傳統的馬纓花、火紋、牛眼紋、蕨菜紋、火鐮紋、羊角紋、日月紋與漢族龍紋、牡丹、喜鵲、仙鶴、梅、蘭、竹、菊以及苗族、侗族等多民族的窗格紋進行套嵌，形成新的紋樣結構與組合。

共生與交融：工藝文化基因的螺旋式演進

共生與交融推動了我國南方民族工藝文化的進步。共生是各美其美，交融為美美與共。共生與交融的互構呈現為兩者相互滋養、協同進化。

共生是生成交融的基礎。單一的工藝資源或基因要素、單線的發展路徑都無法產生交融，南方民族工藝文化資源及其基因要素的多樣化為工藝文化基因的交融奠定了基礎。南方地區白族、水族、布依族等10余個民族傳承著扎染、蠟染工藝，黎族、壯族、土家族、苗族、侗族、傣族、哈尼族等20多個民族傳承著織錦工藝，幾乎每個民族都有刺繡工藝。雖然染、織、繡工藝在技藝基因上存在不同，但工藝類型的多樣性和符號意義的通達性，為跨工藝、跨民族的紋飾基因交融提供了便利。如蝴蝶紋廣泛流傳於彝、羌、水、苗、瑤、黎、侗、畬、白等民族的刺繡中，苗、白等民族的印染中，苗、侗、瑤、黎、壯、土家等民族的織錦中。除了歷史記憶、寓意共情、形態對稱等因素的影響外，蝴蝶紋多民族、多工藝的共享在實踐上表現為以物流和人流為中介的基因流動。茶馬、茶鹽陸道與水道等文化線路使蝴蝶紋附著於交換的器物而得以流轉，通婚與工匠游鄉等人口跨空間遷移則使蝴蝶紋依托於身體記憶而得以傳播。

交融是優化共生的動力。建立在共生基礎上的交融往往意味著工藝文化基因的創新或重組，交融后的工藝文化基因要素並不會孤懸於共生系統，而是以新形態反哺共生，從而推動共生的優化。一方面，交融推動共生形態的塑成，如共生的適地形態、附著形態和協同形態本身就是交融的結果﹔另一方面，交融推動工藝基因要素的豐富，這主要通過符號轉譯和技術嫁接等方式實現。符號轉譯將紋樣基因從一種意義系統轉化為另一種意義系統，如許多民族將蝴蝶與“福”進行意義結合，在苗族刺繡、蠟染工藝中則轉譯為圖騰蝴蝶媽媽，百越族系和壯族的圖騰符號蛙在黎族織錦、侗族織錦、瑤族刺繡、苗族印染中則轉譯為生殖象征，實現了語義遷移。技術嫁接可以使傳統技藝更趨精細，如少數民族刺繡受蘇繡、楚繡、蜀繡等影響，在本民族刺繡技法的基礎上，已形成平繡、鎖繡、鄒繡、辮繡、堆繡、纏繡、貼布繡、破線繡、打籽繡、馬尾繡、貼布、挑花等十幾種技藝。

我們可以看到，如生物基因雙螺旋結構一樣，工藝文化基因的共生與交融形成了共生性交融和交融性共生的螺旋式演化進路。從文化基因視角觀察我國南方民族工藝文化基因的共生與交融互構關系，有助於探索民族工藝文化演進的一般規律﹔通過“基因診斷”分析南方民族工藝文化基因遺傳鏈斷裂和文化瀕危、失傳現象，有助於傳承保護傳統工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