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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秀娟，系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古地理學報》常務副主編，編審
2009年10月，馮增昭與《古地理學報》工作人員在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實驗小樓前合影。
2011年9月，85歲的馮增昭帶隊考察討論北京永定河中元古界軟沉積物變形現象。
馮增昭（右）與友人回母校清華大學。
學人小傳
馮增昭（1926-2023），河南登封人，199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石油大學（北京）教授，《古地理學報》及《古地理學報》（英文版）創刊主編，中國礦物岩石地球化學學會終身會員，我國著名沉積學家與石油地質專家，碳酸鹽岩沉積學科開創者和奠基人，定量岩相古地理學開拓者。他創造性提出“單因素分析多因素綜合作圖法”，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定量岩相古地理學﹔率先將國外碳酸鹽岩沉積學新理論引入我國，翻譯國外沉積學著作270余萬字，為我國碳酸鹽岩沉積學的崛起和石油勘探事業作出開創性貢獻。著有《沉積岩石學》《中國沉積學》等沉積學著作8部，《華北地台早古生代岩相古地理》《中國寒武紀和奧陶紀岩相古地理》等岩相古地理學著作14部，發表文章100余篇。曾獲李四光地質科學獎（科研獎）、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中國沉積學終身成就獎等榮譽。
“路漫漫兮坎坷崎嶇，四十二年兮吾志不移，而今如願兮又復何求，共產主義兮奮斗到底。”1993年，67歲的馮增昭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寫下肺腑之言。自1951年在清華大學遞交第一份入黨申請書后，馮增昭對黨的感情與日俱增。無論是在高等教育事業上，還是在古地理學及沉積地質學科研工作中，抑或是退休后所從事的期刊與學會工作，他從未忘記用共產黨員的標准嚴格要求自己，始終把黨和國家的需要放在首位，傾其一生為地質教育事業嘔心瀝血。他發起的“國際古地理學會”，歷經多年在其96歲高齡之際終於成立，成為地質學界的一個“傳奇”。
我在馮增昭先生身邊工作近20年，深切感受到他退休后依然忘我奮斗的工作熱情，也逐漸了解了他退休前的教學與科研生涯。無論是帶學生野外地質考察獲得“馮鐵腿”的敬稱，還是住大通鋪時“挑燈夜戰”翻譯碳酸鹽岩文獻，抑或是團結多家單位合力科研攻關，點滴細節讓馮先生的形象日益豐滿。他是一個純粹的人：工作嚴謹認真，事業追求無止境﹔生活勤儉朴素，性格磊落無私﹔為師寬厚仁慈，為人禮貌謙遜﹔信仰堅定執著，專業追求高水平。
赤子情懷，一心向黨
馮增昭入黨時的場景，讓很多人印象深刻。那是1993年七一前夕，在中國石油大學（北京）舉行的新黨員入黨宣誓現場，一排排風華正茂的年輕人中，有一位頭發花白的老者，雖已年近七旬，但精神矍鑠，聲音洪亮，鏗鏘有力的誓詞從他哽咽的喉嚨中發出，極具穿透力與感染力，令在場師生動容。馮增昭追隨黨組織42年，終於如願以償！
在撰寫的入黨志願書中，他深情寫道：“我將把我一生全部的微薄貢獻，都奉獻給我黨偉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滴水歸海，落葉歸根。共產黨是我的光榮歸宿。赤子痴心，如此而已。這就是我的志願，我的畢生之志。”
先生生活極簡卻精神豐盈。他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球、不玩牌，業余時間也無游玩休閑的習慣。工作之余，他就是喝茶看報，或學習新知識。馮增昭衣著簡單，從不講究吃穿。我在他身邊工作近20年，很少見他添過新衣：夏天常常是兩件洗得褪色的舊襯衫，冬天也不過一件老伴編織的舊毛衣和一件老款中山裝。他那個十幾平方米辦公室裡的桌椅，也都舊得堪稱“古董”。隻有兩排靠牆的書櫃是20世紀90年代添置的，整整齊齊擺滿了他心愛的書籍。
先生對別人卻極其慷慨大方。20世紀70年代，中國礦物岩石地球化學學會成立之初，作為位於西部地區的學術組織開源難度較大，活動經費較為緊張。為支持學會正常開展活動，馮增昭主動捐出個人工資，並明確表示不要宣傳，充分體現了一位學者對事業的真摯熱愛與大家風范。辦公室曾有一位打字員是外聘職工，工資較低，因此逢年過節，馮先生都會從工資中取出三五百元送給她，連續十多年從未間斷。馮增昭公私分明，年事較高后出門參加學術活動，有時會攜夫人隨行照料，他不僅嚴格按要求交納夫人的會議費，且所有費用均由個人承擔。
先生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個人節儉省下的錢物，多用於他人。知道哪裡有災有難，他便主動捐款捐物，盡力幫助有需要的人。無人知曉，幾十年來馮先生捐出多少錢物，在整理他遺物時發現一張“收據”，是其早在1995年就為“希望工程”一次性捐款200元的憑証。20年來，我印象較深刻的有兩次捐款：2008年汶川大地震，馮先生不僅參與老干部處的捐款，還參與期刊社的捐款，他說“有能力就多盡一份力”﹔2020年，他捐出1萬元積蓄支援武漢抗疫，以實際行動詮釋了一位共產黨員對黨和人民的熾熱情懷。
先生對黨和國家的熱愛之情，也體現於他對家鄉的關心與支持。他深知教育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業，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展現出前瞻視野與開闊胸襟，率先採用了“請進來”的辦法：從北京聘請12位中學一線教師到河南登封傳經送寶，為該縣引入先進教學理念和方法，極大地鼓舞和推動了當地教育事業發展。
在促進地質學專業發展方面，馮增昭則採取了“走出去”的策略。他為家鄉的地質科技人員開辟了外出學習、進修與實踐的渠道，安排河南登封數十名煤炭技術人員到相關機構與單位深造。這些人員學成歸來后，自身技術水平得到顯著提升，為登封科技人才培養和煤炭地質事業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
腳踏實地，科研創新
20世紀60、70年代，國外碳酸鹽岩岩石學和沉積學迅猛發展，馮增昭隨即牽頭組織了6部專著及幾十篇論文的翻譯工作，包括國外關於石灰岩分類、碳酸鹽岩成岩作用及沉積模式等沉積學多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同時還舉辦多期培訓班、進修班及講座，向國內同行介紹這些最前沿的成果與理論。可以說，馮增昭的翻譯與推廣工作，引領了我國碳酸鹽岩岩石學及沉積學研究方向，為我國沉積學快速發展作出開創性貢獻。
20世紀80年代，馮增昭等老一輩地質學家認為：“確定我國當前原油產量持續上升和盡早翻兩番，並使天然氣產量迅速增長，是時代賦予石油工作者的歷史使命。”為此，他們從沉積岩石學及岩相古地理學研究入手，艱苦工作十多年，期望能用新的理論和方法，把全國范圍各主要地質時代的岩相古地理圖編制出來，從而為石油與天然氣勘探工作提供最根本的科學依據。后續一系列研究成果，有力推動了鄂爾多斯盆地及塔裡木盆地等重要盆地的油氣資源勘探與開發。
馮增昭主動出擊，通過學術報告會及帶隊野外地質考察，向有科研需求的生產單位“要項目、求合作”，從而爭取到發揮特長的機會。獲得科研項目后，他從不“吃獨食”，每次都會根據研究內容、地域及專業特長選擇合作單位。每個項目的合作方往往都有十多家，既有各地高校，也有石油等礦業生產單位，還有地礦系統、科研機構等。
馮增昭總能“用其所長”，他認為這樣有助於取得滿意的科研成果。同時，他對項目合作者非常慷慨，無私地把項目經費分給合作者。正因如此，許多人在敬佩他學問功底深厚的同時，也十分贊賞其為人與處事風格。這亦是先生能取得豐碩科研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十分注重搜集第一手地質資料，幾十年間詳細測繪了大量遍布全國的地質剖面，積累了豐富的一手資料。從山東萊蕪、泗水、蒙陰、棗庄、長清等地，河北峰峰、唐山、易縣等地，安徽宿縣和淮南，河南登封、澠池、魯山和博愛，北京西山，到貴州、四川、雲南、寧夏、甘肅、陝西、新疆……從東到西、從南到北，處處留下了他背著地質包、拎著地質錘、挎著水壺奔波於山間的身影。馮增昭的恩師楊遵儀院士曾感慨：“馮增昭一步一個腳印地丈量了中國大地。”
扎實的野外地質勘查為馮增昭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基於對海量一手資料的深入分析、研究與提煉，他運用其建立的定量岩相古地理學理論和方法體系，撰寫了我國第一部全國性定量岩相古地理學專著——《中國寒武紀和奧陶紀岩相古地理》。他創新提出的“單因素分析多因素綜合作圖法”，奠定了定量岩相古地理學的核心方法學基礎，成為該領域研究的關鍵手段。
當然，馮增昭絕非“全能選手”。他承接的科研項目“比較單一”，始終圍繞岩相古地理與礦產資源研究展開。這份看似“單一”的背后，蘊藏著他宏大的學術願景：在特定領域做深做透，系統積累全國不同地區、不同層系的研究成果，最終構建起覆蓋每一個地質歷史時期的全國性定量岩相古地理圖集。為此，他數十年如一日潛心耕耘，先后出版了《華北地台早古生代岩相古地理》《鄂爾多斯地區早古生代岩相古地理》《塔裡木地區寒武紀和奧陶紀岩相古地理》等14部岩相古地理學專著，為中國古地理學研究積累了豐富的一手資料與大量優秀成果，有力推動了學科理論與生產實踐的深度融合。
馮增昭在總結華北地台早古生代碳酸鹽岩岩相古地理研究工作時，曾賦詩言志：“花甲欠三愧言老，十四省市猶恨小﹔再賜十年風華茂，第三裡程看李桃。”
熱愛教學，熱愛學生
1952年，馮增昭從清華大學畢業並留校任教。次年，他響應國家號召，隨清華大學石油工程系並入新成立的北京石油學院。1969年，北京石油學院搬遷至山東東營，馮增昭跟隨學校搬出北京，繼續堅守他的地質教育事業，在鹽鹼地上和師生們一起艱苦奮斗。這一扎根，便是整整十四年。直至1983年華東石油學院北京研究生部成立，他才重返北京。無論學校如何變遷，馮增昭始終與祖國石油地質教育事業同頻共振，以一生韶華踐行教育報國之志。
即便時隔數十年，學生們依然對先生授課場景記憶猶新，尤其嘆服其前瞻的教育智慧。中國石油大學（北京）教授吳勝和透露，在給本科生講課時，一般教師講知識，而馮老師則採用啟發式教學方法，告訴學生如何汲取知識。一個新概念，他極少講定義，而是將重點聚焦於概念提出背景及原理進展過程等。比如碳酸鹽岩的分類，多數老師會講分類方法，而馮增昭則著力闡述為什麼會有這些分類，后人又提出了怎樣的改進建議等。他的課堂風趣活潑，特色鮮明，在20世紀70、80年代便嘗試實踐啟發式教學，其理念之超前，至今令人敬佩。
馮增昭育人注重因材施教。在研究生培養中，他常以推薦書籍、評閱學生讀書報告為主要方式。他的學生、長江大學教授何幼斌回憶：“上課時馮老師會抱來一大摞書，為我們逐一講解閱讀要領，要求我們認真閱讀並撰寫讀書報告。有一次，我完成了一份自認為滿意的長篇報告，未料馮老師仔細審閱后，仍給出許多修改意見與建議。”這次經歷令何幼斌受益匪淺。
馮增昭總會根據學生基礎差異個性化推薦書目，批閱內容迥異的讀書報告。這種分層教學模式極大增加了教師工作量，卻使學生普遍獲得顯著提升。
地質人才的鍛造，根植於野外考察。早些年，每逢暑假，馮增昭都會帶學生去地質實習，一考察就是一個假期。野外考察有句順口溜：“上山背饅頭，下山背石頭。”他們一般早飯后出發，帶上饅頭咸菜作午餐，日行幾十裡山路。而馮增昭的地質考察強度更甚，晚上仍精神抖擻地給學生們做總結，分析當日地質現象，提煉核心技能。翌日清晨又帶領學生踏上新途。
遇小雨將至，學生們遲疑張望時，他已背起地質包邁步向前，身影化作無聲號令。一次次的地質考察，馮增昭皆身先士卒，意氣風發，鼓勵與帶動學生不怕困難、勇敢前行。他常說：“在野外考察，老師不當表率，何以服人？”每次地質考察，他都會走在最前面，攀最難爬的山、走最難行的路。學生們看到他終日腳下生風，毫無倦色，驚嘆之余贈以“馮鐵腿”的敬稱。
薄片鑒定是岩石學研究的基本功，也是地質專業學生必須掌握的技能之一。在顯微鏡觀察、薄片鑒定等室內實驗方面，馮增昭亦是率先垂范。中國石油大學（北京）教授白國平說：“1980年冬天，在東營校區‘干打壘’的沉積岩實驗室，我第一次見到了久聞大名的馮增昭教授。那天我們班在實驗室上課，進門就發現正在查看薄片的馮老師，他邊看邊做筆記，仿佛沒有發現我們這些學生的到來。筆記本上密密麻麻的記錄，說明他已在實驗室待了很久。”當年馮老師擔任沉積岩石學授課教師，他習慣於在學生上課前早早來做准備工作。即便是已教過無數次的實驗課，他依然如此。其對教學的嚴謹認真與一絲不苟，由此可見一斑。
圖件是地質科研成果的核心呈現，繪圖則是研究工作的重要基本功。項目研究過程中要做各種圖件，以前完全靠手繪。繪圖前，馮增昭會給學生們講解繪圖基本方法與要領，並把以往圖件當作樣板供他們參考，手把手教授繪制各類地質圖。每次成圖后，他都會逐一評講圖件優缺點，指出其是否符合地質規律，並悉心指導線條粗細、字號大小等細節，甚至是等高線、等厚線數字的粘貼技巧。他期望每位學生繪制的地質成果圖都能“出手高水平”。
先生對學生的思想要求也非同一般。中國石油大學（北京）教授鮑志東回憶道：“馮老師面試博士生與一般導師不同，他既不問學術問題，認為這已在筆試中考過，也不考專業英文水平，更不會用刁鑽問題為難學生，而是自有一套獨特方式。他會問學生：是否了解中國石油大學的知名教授？能說出幾位？是否學習過‘老三篇’？能否背誦其中幾句？隨后，他還會親自為面試者背誦老三篇中《為人民服務》的名句。先生正是以這種潛移默化的方式，涵養學生積極樂觀、向上向善之品質。”
數十年來，馮增昭一心扑在教學一線，兢兢業業，認真授課，精編教材。為打磨一課，他殫精竭慮設計教案﹔為寫好教材，他博覽群書融貫新知。1961年，馮增昭作為主要編著者出版了我國第一部沉積學教科書《沉積岩石學》﹔1977年編撰出版第二本沉積岩石學專著《沉積岩》﹔1982年，主編了《沉積岩石學》（上、下冊），系統總結了國內外沉積岩石學研究的最新成果，被國內不少高校採用﹔1994年主編的《沉積岩石學》第二版出版，並被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評為石油高校第三屆優秀教材特等獎。一本教材的多次再版和與時俱進的精雕細琢，正是先生治學“精益求精、守正創新”的最佳見証。
如今，他早已桃李滿天下，很多學生都成長為高校著名教授、各條戰線上的科研精英。2022年10月，馮增昭在接受採訪時，用朴素、簡短的語言總結了其教書育人之理念：“熱愛教學，熱愛學生，熱愛古地理學，僅此而已。”
心系學科，走向國際
教育不僅僅限於校內。學術會議與學術期刊、學術組織是支撐科研人員終身學習的絕佳方式。而馮增昭，便是各類學術活動的積極發起人與推動者。20世紀80年代，他接續主辦了始於1985年的“全國岩相古地理學學術會議”，將其從非定期舉辦轉變為定期召開的制度化會議，並正式定名為“全國古地理學及沉積學學術會議”，逐漸形成每兩年召開一次的慣例，如今已經召開十七屆。這一學術平台的穩固建立，開啟了他學術期刊、學術組織、學術會議協同並進的精彩后半生。
20世紀80年代后期，鑒於我國古地理學研究的繁榮景象，馮增昭提議建立一個相應的學術機構或組織，以便名正言順地舉辦一系列學術活動，推動學科快速發展。他的想法很快付諸實踐。1995年，他發起成立了中國礦物岩石地球化學學會岩相古地理專業委員會。
平台初具規模，馮增昭再度擘畫新篇：“是否可以依托這一陣地創辦學術期刊？”經與岩相古地理專業委員會骨干共商，獲一致支持。於是，1996年，剛退休的馮增昭即投身《古地理學報》的創辦籌備。1999年，該刊正式創刊，迅速崛起為學界標杆，躋身地學領域核心期刊陣營。
作為具有國際視野的科學家，馮增昭始終著眼學科全球布局。2007年，在《古地理學報》中文版穩定發展10年之際，他主導完成由季刊向雙月刊的提質擴容。此時，馮增昭再度前瞻謀劃，“要走出去、引進來，讓中國古地理學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2008年，他親啟國際化征程，耗時三年多時間，系統調研、親自執筆起草《古地理學報》（英文版）申辦材料。經過兩輪攻堅，終於在2011年成功獲批。
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深入，馮增昭敏銳意識到一個關鍵問題：我國尚缺本土孕育的國際地質學學術組織，這既難匹配地質大國的地位，也未反映科研隊伍的規模優勢。尤其在古地理學領域，我國的研究廣度、深度，人才儲備與成果質量均已躋身世界前列。為此，他決定創立國際古地理學會，並以此為樞紐發起國際古地理學會議，匯聚世界頂尖成果於中國主導的學術平台。如今看來，這一破局之舉，對加強國際學術交流、促進我國古地理學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且深遠的意義。
2013年起，馮增昭便呼吁成立國際古地理學會，在長達9年多的申請過程中，他從未有過放棄的念頭，而是用盡各種方法努力爭取。家人和朋友都勸他：“放棄吧，都90歲了，何苦呢，別再費力勞神了。”他每每聽聞此言，總會笑著說：“一定爭取成功。”
2022年7月，國際古地理學會終於獲得批准。在成立大會上，96歲的馮增昭站在演講台上，用中英文發表了飽含深情的致辭。他精神矍鑠，講話風趣幽默，大家風採激勵著國內外與會者。他最后說道：“雖然我還有很多想法，但也知道自己快97歲了，是真的老了，因此不再擔任理事會職務。但我還希望能成為一名會員，為國際古地理學會發展盡力。”
馮增昭追求事業無止境，為自己的科學事業設計一個又一個新目標。即使退休之后，也從未停歇，從創辦《古地理學報》到創辦《古地理學報》(英文版)，再到組織國際古地理學會議、成立國際古地理學會，他對待科學事業的執著，始終如一。
“只要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從26歲參加工作起，馮增昭無時無刻不將這12個字謹記於心。從風華正茂、書生意氣的年輕助教到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的教授，從立志“找礦救國”的熱血青年到享譽國際的古地理學研究大家，一路走來，他展現出一位地學大師的風採——信仰堅定、潛心育人、心系學科、矢志奮斗。70年來，為了推動中國沉積學和古地理學發展，馮增昭一步一履丈量長城內外的山河大地，一筆一畫描摹大江南北的古地理面貌。他作為“地學耕耘者與獻身者”的奮斗歷程，是一曲不忘初心、矢志報國的長歌。
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