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景紅：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新時期文學在俄羅斯的傳播與接受研究”負責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在跨文化傳播與交流中，經典的作品、優秀的譯本與受眾文化心理的契合，是作品被廣泛接受的關鍵。《聊齋志異》作為我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的代表，它的傳播在中俄文化交流中起著重要作用。《聊齋志異》在俄羅斯的譯介與傳播體現了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

一個半世紀的傳播史一個世紀的暢銷書

在中俄文學交流史上，清代小說家蒲鬆齡的《聊齋志異》是與俄羅斯讀者見面較早的中國古典小說。當代俄羅斯漢學家索嘉威（А. Г. Сторожук）曾提出，“毫不夸大地說俄國讀者對中國古典小說遺產的通曉始於蒲鬆齡的作品”。應該說，《聊齋志異》在俄羅斯是最受歡迎、銷量最多的中國古典小說。

《聊齋志異》最早的譯本是英譯本。1842年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向英語世界譯介了《聊齋志異》，他在澳門出版的《拾級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1842）中包含的三篇《聊齋志異》故事譯文被視為《聊齋志異》向英語世界的首次譯介，也是在西方的最早譯介。俄譯本稍晚於英譯本，俄國最早接觸《聊齋志異》是從19世紀中期俄羅斯漢學家瓦西裡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收藏並講授《聊齋志異》開始的。瓦西裡耶夫在1868年印制他手寫的《漢語文選注釋本》第一卷中選介《聊齋志異》中的《阿寶》《庚娘》《水莽草》《曾友於》《毛狐》5篇文言小說，主要用於教學。而最早翻譯並把《聊齋志異》介紹給普通讀者的是莫納斯德列夫（Монастырев），他在1878年翻譯了《水莽草》。從19世紀中期至今，《聊齋志異》在俄羅斯的傳播已經有150多年的歷史。

《聊齋志異》的早期譯介並不成功，直到20世紀20年代，阿列克謝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的優秀譯本才引起俄羅斯讀者對《聊齋志異》的關注，且讀者至今持續保持著對《聊齋志異》的閱讀熱情。21世紀以來，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海外讀者對反映中國現狀的當代文學作品產生濃厚興趣。由此，在俄羅斯一改中國古典文學佔絕對優勢的傳播狀況，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中國網絡文學、科幻文學開始受到俄羅斯讀者的熱捧。不過即使如此，與其他古典文學作品不同，《聊齋志異》在俄羅斯仍然保持著持久的熱度。尤其是近10年（2015—2024年）以來，《聊齋志異》在俄羅斯的熱度陡增，共計出版30部單行本（包括再版）譯介作品，聖彼得堡大學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參與了《聊齋志異》俄譯本的出版與推介，這些無不顯示出《聊齋志異》在俄羅斯的持久藝術魅力。

優秀譯本與受眾文化心理的契合

老舍評《聊齋志異》說“鬼狐有性格，笑罵成文章”。《聊齋志異》文筆優美，情節引人入勝，堪稱“中國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受到古今中外讀者的喜愛，已被譯為英、法、德、俄、日、韓、西班牙、意大利、捷克、越南、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荷蘭、挪威、瑞典、塔吉克、丹麥、蒙古、愛沙尼亞、保加利亞、拉脫維亞等20余種文字，在全世界廣泛流傳，是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被翻譯語種較多的作品之一。《聊齋志異》近百年來在俄羅斯深受學者的關注和讀者的喜愛，保持著持久的生命力，除原著自身的藝術魅力外，還有一些其他原因。

一方面，阿列克謝耶夫的優秀譯本使《聊齋志異》在俄羅斯成為經典。一個半世紀以來，俄國有很多學者、漢學家翻譯《聊齋志異》，如伊萬諾夫、巴拉諾夫、達尼連科、范加爾、費什曼等。在所有譯本中，阿列克謝耶夫的翻譯最為經典，目前出版的大多數譯文集都採用他的譯本。其譯本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其獨特的語言風格：古雅、精致、生動、靈活。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認為，“俄國讀者能夠欣賞到短篇小說巨匠蒲鬆齡的作品，主要應當感謝阿列克謝耶夫的精彩譯文。他異常准確地表達出原作古雅而又復雜的語言的許多特點”。

另一方面，《聊齋志異》與俄羅斯受眾文化心理的契合。中俄兩國在歷史文化傳統上有許多相近之處，兩國在地理上是近鄰，同樣是農業大國，且有著漫長的封建制歷史，這些相近之處為俄羅斯讀者閱讀中國文學、接受中國文化提供了條件。同時，俄羅斯讀者對神秘主義、浪漫傳奇的故事有著與生俱來的偏愛。眾所周知，古老的俄羅斯民族曾生活於靜謐幽暗的森林世界，充滿了對未知的渴望，使得俄羅斯先民具有天然的神秘主義傾向。從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搜神記》《聊齋志異》等神魔志怪小說，到當代玄幻奇幻、靈異科幻和武俠仙俠題材的網絡文學，這些都備受俄羅斯讀者的喜愛。以描寫神秘動物、植物故事為主的《聊齋志異》，十分契合俄羅斯讀者的文化心理。蒲鬆齡所創構的那一個個神奇而陌生的東方傳奇，使俄羅斯讀者產生“不尋常的和有趣的感受”，這也使得《聊齋志異》的翻譯與研究在俄羅斯長盛不衰。同時，《聊齋志異》故事新奇、語言優美、篇幅短小，符合俄羅斯讀者的閱讀需要。

俄譯本《聊齋志異》 作者\供圖

俄鄉今日繼續“聊”

《聊齋志異》作為我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的代表，經由俄羅斯翻譯家的精彩翻譯，對俄羅斯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是近現代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值得關注的現象。同時，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匯入世界文學主潮時，也受到了外國文學的影響，特別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影響。郁達夫也認為，“世界各國的小說，影響在中國最大的，是俄國的小說”。魯迅說，“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聊齋志異》在俄羅斯的傳播體現了中俄文化的雙向交流。

俄羅斯當代文學作品對《聊齋志異》有所吸收，表現最為明顯的是20世紀俄羅斯文學對《聊齋志異》的故事情節和典型形象的借用和引用，阿列克謝耶夫《聊齋志異》俄譯本的文體風格也被一些作家效仿。如米·烏斯賓斯基的《吉哈爾歷險記》三部曲——《從前什麼時候》《我們不在的地方》和《派誰找死神》特別明顯地受《聊齋志異》影響。這三篇小說的寫作風格和阿列克謝耶夫《聊齋志異》俄譯本相近，且主人公窮和尚劉七郎人物形象的塑造也頗有蒲鬆齡式的風格：貧窮、不修邊幅，過著隱士生活，能騰雲駕霧、會幻術。還有不少作品受蒲鬆齡小說中狐魅形象的影響，賦予狐狸以人的七情六欲。如阿利莫夫和雷巴闊夫用筆名“霍爾姆·雜氣克王”所出版的一系列小說《歐亞交響曲：沒有壞人》，其中一部小說就以《狐妖案》命名，包含很多《聊齋志異》中的相似情節，還出現了中國民間傳說中的九尾狐形象。俄羅斯當代知名作家維·佩列文也受到蒲鬆齡的影響，其小說命名為《狐魅的聖經》，且他多部作品的文風和故事情節與《聊齋志異》類似。還有斯達賓涅茨小說《狐狸淺灘》中的狐仙形象在《聊齋志異》中也能找到部分原型。

近年來，除文學家和普通讀者對《聊齋志異》表現出推崇和熱愛，當代俄羅斯漢學家也繼續《聊齋志異》的譯介與研究，主要成果是當代漢學家索嘉威對《聊齋志異》的補譯。《聊齋志異》的現代通行版本包括《聊齋自志》在內，共有498篇作品。此前，阿列克謝耶夫共翻譯了156篇，再加3篇口頭復述，已譯部分約佔全部《聊齋志異》的三分之一。索嘉威致力於《聊齋志異》的翻譯和研究，決心補譯阿列克謝耶夫未譯的三分之二部分，並計劃在俄羅斯翻譯出版首部《聊齋志異》（7冊、12卷）全譯本。索嘉威補譯的主要特點是：關注《聊齋志異》的原有韻律，並在譯文中加以體現﹔以詩歌的形式翻譯原文裡的詩歌﹔增加注解，對歷史、文學、宗教、民俗學等領域中俄羅斯讀者難以理解的部分加以注釋，部分注釋字數甚至超過原文的篇幅。可以說，俄譯全套《聊齋志異》是俄羅斯《聊齋志異》譯介與研究的重大成果，為《聊齋志異》在俄羅斯的傳播注入新的生機。

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時強調，“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可以推動不同國家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理解，使不同民族文化在吸收外來養分的基礎上臻於成熟、不斷發展。中國古典小說《聊齋志異》在俄羅斯一個半世紀的傳播充分証明，優秀的文化遺產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對促進人類文明的包容共存、平等對話、交流互鑒起著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