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承：《庄子·天下》的合道之治

作者：朱 承，系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學系教授

《庄子·天下》（以下簡稱《天下》）提出了人們在認知和應對世界的問題上應達到的理想之境，展現了墨家、法家、道家、名家等早期中國思想派別對該問題的不同思考側重，並通過對“方術”各異的紛爭思想局面的評議進一步論証了何為理想之境。《天下》飽含對天下治亂的憂患意識，認為秩序治亂與對世界的認知偏好及其應對之方糾纏在一起，並表達了對“內聖外王之道”的向往。《天下》產生於“天下大亂”的時代中，與之相應，在思想認知的精神領域，也呈現“賢聖不明，道德不一”的局面。生活秩序的混亂與思想認知的駁雜相互疊加，導致人們離真正的“道術”越來越遠，因而對何為理想之治以及如何實現理想之治的理解更為錯亂。當時的思想者們雖然憂患於“天下大亂”的局面，但卻各自陷入“得一察焉以自好”的一曲之見，不能“見天地之純”，不能獲得對普遍之道的真知。通過分析評價“百家往而不反”的紛亂思想圖景，《天下》一方面闡述了實現理想之治的必要條件，即對於志在治理天下的人來說，要有不忘天下的公共情懷、柔和自謙的處世態度，推行清虛無為的自然之治，從而實現安寧和平的天下秩序﹔另一方面也批評了“道術將為天下裂”的思想紛爭，質疑了“反天下之心”的極端舉措，特別認為“逐萬物而不反”的名辯之術將加劇天下的混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天下大亂的憂患以及對天下大治的期待，是《天下》篇的立意所在。

《天下》對理想的“道術”持有信念，認為未分裂的“道術”在認知上能夠“見天地之純”，在行為上表現為“內聖外王之道”。對於《天下》而言，人類生活的本質不應是分裂對抗的，而應該超越分化重返合一之道。正因為《天下》持有“天下大治”的理想，並對“合道之治”的圖景有著清晰描繪，故而能夠以此為標准對百家之方術進行明確評價。通達神明、位育萬物、和洽天下、萬民安養的和諧局面，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所能構想的理想之治，《天下》以“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的圖景呼應了這一理想之治，即隻有對整全之道的領會、把握和運用，才是正當的認知和應對世界之道，才能為實現天下大治提供前提。

《天下》篇既有對整全之道的總體性肯定，也分析了諸子部分見解的“合道性”，並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來表達諸子之見的可取之處。《天下》雖然憂患於“道術將為天下裂”的思想局面，但同時也通過評價“方術”的方式肯定了具體的合道之治。從《天下》的文本來看，在關乎治亂的問題上，具有合道之治意味的諸子見解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一是清虛無為的自然之治。自然與人為相結合的原則，反映到天下治理之道上，表現為對天下事務或順應或干涉。在《天下》中，宋钘、尹文“不累於俗，不飾於物”，意味著人應該過不被世俗裹挾牽累、不以外物矯飾造作的自然生活。彭蒙、田駢、慎到等人“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他們能克服自我的主觀成見，摒除私慮與智謀，因人自然並與萬物隨化，“齊萬物以為首”“泠汰於物，以為道理”，對待萬物時，能摒棄主觀意志的分化與割裂，去除自以為是的私見而隨任萬物自然發生、發展，並將此奉為至道。關尹、老聃能夠“澹然獨與神明居”，恬淡自然、清虛順物，“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芴乎若亡，寂乎若清”，以恍惚無有、清寂無為之姿態應對周遭的世界，在充滿機巧的世界中從容淡定，“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正如《庄子·應帝王》中所言：“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於無有者也。”理想的治理是順應天下萬民的自主生活以及萬物的自然生長。以上諸子之見，都是《天下》所肯定的思想觀點。這些觀點傾向於天下萬物都具有自身的意義與價值，具有自身的自然完滿性，基於這樣的認知，人在應對天下萬物時，要超越自我中心主義，不能以人為意志介入和干擾萬物，隻需與之共存、順應萬物的自然而然。《天下》延續《庄子》內篇中對干涉主義的批判態度，表達了對清虛無為的自然之治的肯定。在《天下》中，庄子“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同樣強調的是順應自然、自適其性，從生死桎梏中解脫出來，超越世俗的分化，向往自然之治。

二是安寧和平的秩序追求。何為好的生活秩序？在最低的層次上，好的生活秩序意味著遠離暴力和不確定性，人們無須擔心人身的安全並對未來之美好抱有確定性的期待。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對利益的爭奪常常會破壞人與人之間的穩定性和確定性，荀子也雲“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對於生活資料的爭奪制造了混亂的狀態，混亂破壞人的安寧生活，這是所有人都不願意看到的。王國維曾說：“蓋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爭。”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往往帶來紛爭，紛爭進一步擴大就會引發暴力，暴力將徹底摧毀人的美好生活。《天下》反復強調，好的秩序不在沖突中求勝，也不在紛亂中求主導，而在於人群的安寧與和平。在《天下》中，墨子“泛愛兼利而非斗”的兼愛非攻思想，宋钘、尹文“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的良善願望，“見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寢兵，救世之戰”的反戰思想，老聃“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寬容於物，不削於人”的寬容、平和旨趣，庄子“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的豁達情緒，都得到了《天下》的肯定，也都體現了《天下》對安寧和平的天下秩序的追求。安寧和平是人類良好的生活狀態之反映，對他者的寬容、對暴力的厭棄是人禽之別的標志之一，顧實在《庄子天下篇講疏》中解釋“寬容於物、不削於人”時指出，“蓋寬大主義固人類文明之進步，而報復主義乃初民野蠻之恆風也”。和平狀態是人類文明形成發展的基礎性前提，相互攻伐、戰禍連綿是對各國民眾生存發展最大的威脅。基於當時的現實處境，諸思想家都希望提出合理的思想與恰當的舉措來阻止戰爭的發生。儒家以仁愛、墨家以兼愛、道家以無為、法家以法術，其目的都是實現持久的天下和平，區別在於哪種思路或者何種方式對於和平來說更具有可行性。就此而言，《天下》強調了安寧和平秩序作為理想之治的目的，安寧和平是“合道之治”的題中應有之義，因而明確反對戰爭、反對傾軋、反對暴力，並強調安寧和平的生活秩序追求。

三是柔和自謙的處世態度。個體的處世態度決定了人際關系，而人際關系和諧與否影響到社會生活是否安寧，因而個體在人群中的處世之姿對於合道之治也具有前提性意義。面對混亂的天下秩序，《天下》通過評議諸子思想強調了柔和自謙的個體處世態度對於恢復理想天下秩序的重要性。墨子嚴於律己，“以繩墨自矯”，強調自我的約束和規制，志行堅定，雖有自苦之蔽，但對群體有利，所謂“備世之急”﹔宋钘、尹文“不苟於人，不忮於眾”“以聏合歡，以調海內”，他們主張在人際關系中自我不應強求他人，減少對於外在世界的欲求，“情欲寡淺”，同時要約束自己不與他人發生沖突，以柔和之姿與人相處，緩和人際關系﹔關尹、老聃“以濡弱謙下為表”，不與萬物和天下人爭鋒，願意處守柔弱、低下的位置，以虛靜之態應對世界，“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在人與人的交往中，“人皆取先，己獨取后”“人皆取實，己獨取虛”“人皆求福，己獨曲全”，不同於眾人的爭先、取實、求福的競爭式處世態度，他們願意而且能夠甘居人后、樂享其虛、委曲求全，以自謙處卑的自我約束來實現人際關系的和諧。《天下》中所描繪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將自我融入天地精神而不是汲汲於生活世界的紛爭之中，也表現了對於他者的自謙。在人類現實的群體生活中，由於生活資源的相對匱乏，人們都容易通過競爭來突出自己進而求名、求利，以獲得生活資源的最大化。若人人如此，必然會帶來人際關系的緊張，進而發生觀念上乃至肢體上的沖突，最終威脅到自我的生存乃至群體的生活秩序。反過來看，人們如果都能注重自我謙抑、自我約制，在生活資源的爭奪上保持自我克制，就會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競爭性、分裂性的群己關系，從而實現人際關系的穩定和諧，由此，安寧和平、大同團結的天下秩序則是可以期待的。

四是不忘天下的公共情懷。“天下”既是人類物質生活的公共空間，又展現了人類精神生活的公共秩序﹔每個人既生存於既定的時空之中，又對社會理想秩序的建構負有責任。如果說《天下》所關注的是關於人類生活的理想之境，那麼對於“天下”的關心就體現了思想家們對良好公共秩序的使命意識。《天下》裡提到的先秦諸子，無論是鄒魯之士、縉紳先生，還是墨子、宋钘、尹文，抑或是彭蒙、田駢、慎到以及老聃等人，都有以天下為念的情懷與旨趣。墨子推崇“不侈於后世，不靡於萬物”的節用精神並身體力行以利天下，而《天下》也展現了墨子對天下治亂的真切關懷，對墨子胸懷天下的熱忱予以贊嘆，“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墨子的思想雖不完全“合道”，但墨子的公共精神值得贊賞。為了推廣自認為能夠救世的學說，宋钘、尹文等人“周行天下，上說下教”，即使為人們所不理解，也從不放棄他們所堅守的信念，“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他們這一思想團體“不忘天下，日夜不休”，這種胸懷天下的無私精神也得到了《天下》的肯定。《天下》認為，彭蒙、田駢、慎到等人承接了“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的“道術”精神，呼應了《尚書》中“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的主張，這一精神主張意味著公正、無私、不逞己見，具有公共性優先的意味。按照《天下》的描述，關尹“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不存私念，任物自在﹔老聃“受天下之垢”、庄子“以天下為沈濁”，都表現了不存私念、心憂天下的公共關懷，也可謂是“百慮一致”。可見，就《天下》所稱道的內容來看，“不忘天下”的公共精神與情懷同樣具有“合道”性。

《天下》所呈現的諸子思想，或有偏向，但同時也包含了合乎“道術”的思想主張。《天下》通過肯定諸子的部分思想內容來展現理想的“古之道術”，使之更加具象化，這些內容包括了清虛無為的自然之治、安寧和平的秩序追求、柔和自謙的處世態度以及不忘天下的公共情懷。在如何實現“由亂達治”的問題上，《天下》主張減少人為干預的順應式治理來保証人們自發地追求美好生活，呼吁以自我謙抑的姿態應對世界，以為以此能夠通向理想的天下大治，雖具有一定的偏頗性，但也展現出了對於理想之治的設想與期待，具有積極的思想資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