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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運峰，系南開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現代出版研究中心主任
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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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南開大學八十年校慶之際，來新夏於校門前留影紀念。照片由作者提供
2007年2月，“來新夏方志館”在故鄉蕭山開館，次年3月留影。照片由作者提供
【大家】
學人小傳
來新夏（1923—2014），浙江蕭山人。1942年考入輔仁大學史學系，師從陳垣、余嘉錫、張星烺、啟功等名師。1946年大學畢業后到天津擔任中學教師。1949年入華北大學第二部學習，后分配至該校歷史研究室攻讀中國近代史研究生，范文瀾擔任其導師。1951年奉調到南開大學工作，由助教循階晉升為教授。曾擔任南開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圖書館館長、圖書館學系主任、南開大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兼任教育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地方文獻研究室主任、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名譽會長、中國地方志學會學術委員、天津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顧問等。來新夏的學術生命長達70余年，主要研究領域為歷史學、方志學與圖書文獻學。他治學嚴謹，功力深厚，成果宏富，主要著作有《方志學概論》《古典目錄學》《中國圖書事業史》《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書目答問匯補》等，以“縱橫三學，自成一家”享譽學界。
來新夏與方志學有著不解之緣。
他的祖父來裕恂先生是清末秀才，20世紀初負笈日本弘文書院研習教育學，回國后在浙江蕭山從事新式教育活動。工作之余，來裕恂先生潛心學術，著有《漢文典》《中國文學史》《蕭山縣志稿》等。幼年目睹祖父焚膏繼晷、筆耕不輟之情景，來新夏深受濡染。1960年前后，正當盛年的來新夏應歷史學家梁寒冰邀請，參與新方志編修，自此克承祖業，傾力於新編地方志事業。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修志工作步入正軌，修志隊伍迅速壯大，然而經驗與理論知識儲備的不足，致使在實踐中出現了不少問題。為此，來新夏勇挑重擔、躬身力行，輾轉華北、西北、中南、東南地區，通過舉辦培訓班講授方志學基礎理論與相關知識，組織人力開展方志學專業研究等方式，為修志實踐注入學術支撐。
可以說，來新夏不遺余力，殫精竭慮，窮盡心血構建方志學學科體系，為現代方志學奠基，更為后世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學術遺產與精神財富，堪稱中國現代方志學建設發展的拓荒者。
主編新時期第一部《方志學概論》
建立一門學科的標志，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是在大學設立相關專業﹔二是形成系統教材，即“原理”“概論”“教程”等基礎課教材以及專業課教材﹔三是在社會層面設有對應的實踐機構。作為一名大學教師，來新夏率先垂范，主動請纓，在修志培訓班講義基礎上，領銜主編了高等院校教學用書——《方志學概論》，於1983年8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這部《方志學概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第一部方志學教材。全書除前言外，分為五章，分別為方志與方志學﹔歷代的方志編纂與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方志整理、研究與編纂﹔方志編纂的原則與體例﹔方志編纂的方法與步驟。全書對方志的起源、名目、種類、性質、特征和作用、歷代方志的現存狀況等進行了概述，又對方志學的研究對象、內容及其意義，方志學與其他學科諸如考古學、政治學、經濟學以及自然科學的關系進行了闡釋。同時，來新夏和編寫組成員還對歷代方志編纂與方志學研究進行了回顧與梳理，在此基礎上，總結和探討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舊志整理與利用、方志學研究進展、新方志編纂等方面問題。
全書的核心部分，在於其中第四章《方志編纂的原則與體例》與第五章《方志編纂的方法和步驟》。在第四章，編者闡釋了方志編纂的指導思想，指出：“編纂新方志，必須堅持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力求思想性、科學性和資料性的統一。”他同時強調，編纂新方志，要把社會經濟放在首位﹔要詳細地佔有資料，進行具體分析，從中引申出科學結論﹔必須深入實際，開展廣泛的調查研究，認真核實資料﹔必須在掌握大量可靠資料基礎上，認真探索事物發展規律。在第五章，他就編志機構的建立、專業人員的培訓，編志過程中資料的搜集、鑒別和整理，分撰志稿與總纂志稿，方志編纂中的幾個關系問題進行了專門論述。在涉及方志資料來源時，他將其分為“死資料”和“活資料”兩種，“死資料”包括檔案資料、報刊資料、舊史志及族譜資料、金石碑刻資料、私人著述（筆記、日記、回憶錄、調查記等）、工商實業資料、圖像照片資料等﹔“活資料”則包括口碑記錄、實地及實物考察測繪等。書中還專門論述了方志編纂需要處理好的幾對關系，這也是由來新夏最先提出，之后在許多場合都進行了闡釋與總結。以上種種，對於剛起步的中國現代方志學而言，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實事求是地說，來新夏主編的這部《方志學概論》，具有開山發軔之功。書中附錄也頗有價值，包括《關於新編地方志工作條例的建議》，其后附有《新編省、市、縣志基本篇目》﹔《省市縣地方志編纂工作意見示例》，涉及《〈湖南省志〉編寫工作應注意的問題》《關於編寫〈武漢志〉的幾點意見》以及《縣志編修初探》。這幾份資料，為地方志編寫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依據。附錄的最后一部分為《方志學重要書目論文索引》，收錄了自1912年1月至1982年7月間的方志學相關重要書目及部分論文索引，並分為方志書目、解放前論文索引和解放后論文索引三類。這為我國方志學研究提供了便利工具和研究門徑，體現了來新夏所一貫奉行的“為人之學”的主張。
萬事開頭難。這部《方志學概論》雖僅22萬字，但由於多數作者缺乏方志學教科書編寫經驗，加之本職工作繁重，編寫進度不一且文字水平參差，組稿、催稿、統一體例、潤色文字等任務幾乎都落在了來新夏一人身上。他不憚艱難，不辱使命，終於完成了這部方志學的奠基之作。
推動現代方志學學科建設
自20世紀80年代起，來新夏便致力於現代方志學學科建設。除主編《方志學概論》教材外，他還通過發表文章、舉辦講座、開展培訓等多種方式，逐漸構建起中國現代方志學體系，為開展修志工作奠定了理論基礎。
來新夏不僅在國內積極倡導中國現代方志學建設，還將方志學傳播至海外，提升了學科的國際地位。1991年秋至1992年春，來新夏在日本獨協大學任客座教授期間，為日本大學生系統講授《中國方志學概論》，課程涵蓋方志與方志學、中國歷代方志的編纂與研究、新編地方志基本情況、舊志整理與刊行等內容。其授課引發日本學者關注，他們因此委托來新夏組織稿件，編輯出版了《中日地方史志比較研究》一書。
1992年5月，來新夏和王德恆聯名發表了《論方志科學》一文。文章首先從指導思想、階級屬性兩個維度，厘清了舊方志學與方志科學的本質區別﹔其次是明確了方志科學的學科定位，提出“方志科學應當是一門具有邊緣性質的橫向綜合性的獨立學科”，並強調這一定位既是客觀社會實踐的需要，亦由其特有研究對象所決定。此外，文章還系統歸納了方志科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范疇，即地方志書本體研究、編纂原則與方法研究、編寫組織工作研究、應用研究、方志學發展史研究、方志領域相關因素研究等。在此基礎上，兩位作者構建了包含普通方志學、專科方志學、應用方志學與比較方志學的方志學科體系結構。
1995年，來新夏又獨立撰寫並發表《中國方志學理論的發展與現狀》一文。文章從歷史學角度分析與論述了方志學理論脈絡——清代以前學者的方志觀，清代以章學誠為代表的史學家和方志學家對方志學構建的貢獻等。在文中，來新夏從綜合性研究、分區性研究、專題研究、專著等方面剖析了方志學理論研究現狀，並介紹了港台學者在方志學方面的研究成果。文末，來新夏呼吁：“我們應對新舊方志學的區別、新方志學的學科地位、新方志學的研究對象和體系結構等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與探討，經過努力，寫出一部有一定理論水平的新方志學理論性專著，使方志學的理論研究獲得新的成就。”
正是出於這種理論自覺，來新夏多年來始終致力於方志學學科建設，發表了《漫話地方志與文史資料》《漫話地方志》《關於比較方志學建設的思考》《論新編方志的人文價值》《地方志與文學研究》等重要論述，有力推動了中國現代方志學建設。
指導地方志編寫工作
理論源於實踐並反哺實踐。方志學學科建設的最終目標，並非讓學者們鑽進象牙塔坐而論道、閉門造車，而在於更好地指導地方志編纂工作，提高編纂工作質量與水平。
為切實指導地方志編纂實踐，來新夏不辭辛苦，先后赴太原、長沙、武漢、蘇州與天津等地，在地方志骨干培訓班親自講授《地方史志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他更將地方志編寫過程中的核心問題歸納為七對關系，即史與志的關系、分志與總志的關系、資料與論述的關系、新志與舊志的關系、領導與群眾的關系、全面與重點的關系、人物傳編寫中的各種關系。
關於“史與志”的關系，來新夏將其歸納為“同源異體、殊途同歸、相輔相成”，並認為“史和志不一定要劃得那麼清，史中有志，志中有史”“地方志不妨志經史緯，整個的經是志，每個問題的敘述是史的發展”。
關於“分志與總志”的關系，來新夏認為其關系的主要矛盾在總志，“總志方面要先勞后逸，高瞻遠矚，周密考慮，保持主動”“主持總志的機構和人員應該永遠保持主動權”“總志對分志要提出規劃，這個規劃要比較細，比較嚴，甚至文字、格式等方面都要講究一些”。他認為，如果總志對分志的撰寫放任自流，聽之任之，則有可能帶來曠日持久、難以收拾的局面。
關於“新志與舊志”的關系，在來新夏看來是批判與繼承的問題。對於舊志，要有“明足以決去取”的能力和水平，“新志是用新的觀點、新的方法和新的材料組成的綜合性志書，不是舊志的所謂繼續。”
關於在編寫地方志過程中人物立傳的問題，來新夏堅持“不以地位、等級為立傳標准”，而應以人物對社會的作用為原則。主張正面人物要立傳，使其流芳百世﹔反面人物也要立傳，讓其遺臭萬年。對於大人物當然應該立傳，而對於地方上一些“小人物”，也要立傳，以防被埋沒。來新夏以歷史學家的眼光指出，那些在當時名聲不顯的人，其有關資料往往會被后世所利用。
1983年2月26日，來新夏專門為《天津港史》編寫人員講授了《地方史志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內容包括資料工作地位、資料征集、搜集資料提綱制定、資料來源與整理、資料鑒別與利用等。可以說，這篇講稿對於地方志編纂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與指導意義。
1984年，來新夏就新編地方志的標准問題進行了闡述。他指出，新編地方志應綜合考量政治、論述、資料和結構文字等四大標准。政治標准，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並須反映時代政策要求﹔論述標准，需兼具全面性、時代性及地方性﹔資料標准，就是要對文獻、口碑、實物遺跡等進行考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作出正確判斷﹔結構文字標准，則是要做到廣採諸體，綜合表述，且體例統一、篇幅平衡。
1986年8月，來新夏在烏魯木齊市為新疆修志培訓班學員講授了《志書的資料工作和編寫》，他從介紹當時地方志編纂情況入手，講述了資料征集、整理、鑒別與利用等問題，同時，就修志工作中遇到的問題進行了細致講解。他認為，志書要有個性和特點，要反映全面性、時代性與地方性，並就人物排列、生人入志、語言文字等問題發表見解。最后，圍繞地方志審稿事宜，他提出了“四合一主編制”的主張，即“觀點、材料、敘述、文字合為一個主編。”所有這些，都是頗為有效且能保証志書質量的重要舉措。
為地方志編修工作者辯誣
1998年7月7日，天津《今晚報》“天外天”專版轉載《信息日報》6月26日文章，編者根據某學者觀點，將標題擬為《新中國首次大規模方志編修讓人哭笑不得》。見此言論，來新夏當即撰文《為十萬修志大軍一哭》予以駁斥。文章針鋒相對，特別指出：“我認為首次修志是成績斐然，成果豐碩，成就巨大，這‘三成’是應該大頌大贊的盛事。相反地，我當為貢獻青春，貢獻一生，不計名利，默默耕耘的十萬修志大軍最終落個‘哭笑不得’而一哭。”此后，來新夏又寫了《知錯必改——學術批評雜論》一文，發表於1998年11月4日《中華讀書報》，重申立場並呼吁建立平等、理性的學術批評機制。
隨后，來新夏在《新世紀的修志思考——寫在第二屆修志之前》一文中，再次肯定了首屆修志的成績：“數千部新志，數百部方志學專著和數萬篇論文，使中外學者無不嘆服：這是當代中國最宏偉的文字工程……體現了第一屆修志事業的空前繁榮，達到了歷代修志的新高度。”
來新夏這種尊重事實、仗義執言的精神很是令人感佩。
為志書作序，提升社會影響力
翻讀《來新夏文集》第三冊，我發現有一個“志序”專輯，其中收錄了他為各種志書撰寫的序言，共計58篇。這些序言（跋語），大致可以歸為四類。
一是為自編著作所作序跋，如主編的《方志學概論·前言》《中日地方史志比較研究·序》等，及個人專著《志域探步·自序》和后記。
二是為地方志圖書文獻所作的序，如《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序言》《中國地方志歷史文獻專輯·序言》《中國地方志文獻·學校考序》等。這些序言，大都篇幅較長，且知無不言，旨在提高書稿質量，促進方志學學科發展與建設。如2001年，他致信《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主編之一的金恩輝時坦言：“承邀作序，已於今日完成，近5000字，可能長了點……你的細則中有些矛盾處，如收錄范圍前后不一，我在序中採取籠統說法。”
三是為方志學工作者著作所作的序，如《中國方志史·序》《題濱久文集——〈方志學新論集〉·序》《題毛東武〈方志語言學〉》等。
四是為各類地方志作序。作為地方志研究的著名學者，來新夏對於地方志的編纂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僅親自指導，還熱心作序予以支持。就地域而論，包括為天津和平區、河東區、河西區、津南區，浙江蕭山，山西平遙，河北冀州，山東德州、青州等地的地方志作序。這些序言，大都在千言乃至數千言之上，是對修志工作者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值得一提的是，來新夏雖學富五車，且是文章高手，但這些序言的寫作並非下筆千言，倚馬可待，而是在認真通讀全稿的基礎上，字斟句酌、數易其稿才完成的。僅舉一例：2012年10月23日，來新夏在致《冀州市志》主編常海成的信中說：“前囑撰《冀州市志》序，因篇幅較大，精力不濟，閱讀進展甚慢，而多年習慣非讀全書不動筆，致延誤時間，屢煩周金冠先生與您電話敦促，實感愧疚不已，尚祈原諒。”“讀志將近一月，而撰志序又三易其稿，遲遲交稿，尚有不當，請訂正。”為《冀州市志》作序之時，來新夏已年登九秩，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
撰寫書評，為促進地方志工作開展不遺余力
在《來新夏文集》第三冊，還有一個專輯，即“志評”，收錄了來新夏所寫的有關地方志的評論文章63篇。這些評論，包括自著的方志學著作提要、方志學書稿的審讀意見，更多則是對於地方志類圖書的評論與讀后感。就地域而言，便涉及天津南開區志、紅橋區志、津南區志、北辰區志、漢沽區志和西青區楊柳青鎮志，浙江蕭山縣志、青田縣志，山西晉中地區志、運城地區志、陽泉市志、榆次市志、臨汾市志、潞城市志、晉城市志、平定縣志，山東青州市志、乳山市志，河北唐山市志，河南新鄉市志、商丘地區志、洛陽市志，江蘇莫愁湖志、江寧縣志、無錫市志、江陰市志、鎮江市志，安徽桐城市志，福建廈門市志，廣西南寧市志，雲南峨山彝族自治縣志，廣東順德縣志，貴州遵義市志、修文縣志、銅仁市志，甘肅武都縣志等﹔就行業而言，有天津軍事志、公安志、城市建設志，《洛陽市志·文物志》等﹔就機構而言，有《廣西通志·政府志》《農七師志》等，可謂東西南北、五湖四海、包羅萬象、鮮有遺漏。
特別要指出的是，這些書評，大多是來新夏古稀或耄耋之年，甚至是在病中完成的。如《〈盂縣志〉讀后》，一開頭就說：“收到《盂縣志》的時候，我正在病中，出於一種對事業的感情，急於想看到這部新誕生縣志的面貌，但當時病情較重，醫生和家屬都不同意我看書，甚至報刊，加以尚在吊針輸液，難以捧讀這樣一本精裝巨作。大約經過半個月，病情趨於穩定，吊針也被撤除，處於服藥恢復階段，經過醫生同意，家屬才在我的再三督促下，把志書送到醫院來。我就在搖起來的病床上，半倚著開始閱讀經過十五個寒暑辛勤勞作而成的這部《盂縣志》，並隨手札記一些讀后所得所見。”再如《讀〈桐城市志〉》，開篇這樣寫道：“1996年春節時，我因病住院，在病中收到《桐城市志》，因醫囑不許閱讀寫作，家人復匿書不給，以致稽還時日。今年年初，體力略見恢復，正欲展讀而桐城志辦專函催促，以《志評集》亟待集稿，並見告志界耆宿傅振倫前輩已為撰文，益增愧疚，遂勉力開卷。”每當讀到這些文字，就仿佛看到來新夏在病床上艱難閱讀、在書桌前吃力書寫的情景。
來新夏是極為要強、極為認真的人。對於作序、寫書評，一定要親力親為，絕不假手於人，每當為人作序或為志書寫書評，一定要閱讀書稿或樣書，然后才執筆成文，做到言之有物，言必有據。1999年3月，他在收到《溫州市志》后致章志誠的信中說：“自去冬訪問港澳台，耗費精力過甚，回津后即病倒，加以腹瀉，更感不支，入院治療，春節前回家，至今仍在服湯藥。看來年齡不饒人，書評容后再議。”
類似這樣的文字，在《來新夏文集》和《來新夏書信集》中還可以找到很多。我們從這些文字中看到，來新夏先生為了中國現代方志學的建設與發展，為了使方志學獲得應有的一席之地，為了使廣大修志工作者得到應有尊重，奉獻了自己大半生精力。而今，方志學研究已蔚然成風，方志學成果汗牛充棟，專業人才輩出，薪火相傳。先生若泉下有知，當展顏慰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