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錦芳：文獻學視域中的“1857—1858年手稿”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基於完整文獻的‘1857—1858年手稿’研究”負責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隨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以下簡稱“MEGA²”）第二部分“《資本論》及其准備材料”15卷23冊於2012年全部出版，馬克思為撰寫這部巨著而留存下來的全部手稿得以完整面世，為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更為全面、准確地把握和理解復雜的資本理論提供了有利條件。在這些卷帙浩繁的“手稿群”中，居於首位的是“1857—1858年手稿”。這是馬克思為應對當時發生的、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危機，試圖“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問題搞清楚”的成果。從文獻學視角對這部手稿的情況進行梳理，可以為系統而深入的思想研究奠定扎實的基礎。

“1857—1858年手稿”的寫作及其文本的特殊性

從1856年下半年開始，歐洲和美國遭遇了一場普遍性的經濟社會危機。馬克思對此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並決心有所作為。他為自己設定了“雙重”任務：一是撰寫“政治經濟學原理”，二是深入研究“當前的危機”。

借助自1843年其思想發生的“政治經濟學轉向”以來“黃金十五年”探索的積累，馬克思開始了艱苦的思考和寫作。1857年7月，他在一個筆記本（即下文提到的筆記本Ⅲ）上寫下了7頁關於法國經濟學家巴師夏的著作《經濟的和諧》和美國經濟學家凱裡思想的評論（后來為其加上了“巴師夏和凱裡”的標題）。從8月23日至當月末，他又在另一個筆記本（用字母M標示，共44頁）上寫下了24頁闡述其經濟學著作大致思路、框架和方法論的“導言”。隨后，從1857年10月中旬至1858年5月末，馬克思在7個筆記本上寫下共計316頁的內容，構成了這一時期思想探索的主體成果——“貨幣章”和“資本章”。他用羅馬數字Ⅰ—Ⅶ對這7個筆記本進行編號，其中：筆記本Ⅰ有48頁，約寫於1857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筆記本Ⅱ有29頁，寫於1857年11月﹔筆記本Ⅲ有45頁，除前文提及的“巴師夏和凱裡”部分外，其余內容寫於1857年11月29日至12月中旬﹔筆記本Ⅳ有53頁，約寫於1857年12月中旬至1858年1月22日﹔筆記本Ⅴ有33頁，寫於1858年1月22日至2月﹔筆記本Ⅵ有44頁，寫於1858年2月﹔筆記本Ⅶ有64頁，寫於1858年2月末至5月末。其中，筆記本Ⅰ和筆記本Ⅱ前7頁屬於“Ⅱ. 貨幣章”﹔從筆記本Ⅱ第8頁開始至筆記本Ⅶ第25頁為“Ⅲ.資本章”﹔從筆記本Ⅶ第26頁到第62頁是對這兩章內容的“增補”﹔第63頁是馬克思新擬定的“Ⅰ. 價值”﹔第64頁則是對一部書的摘錄，題為“金稱量機”。此外，在撰寫上述手稿期間，馬克思還於1857年10月至1858年2月編寫了3本關於當時危機的摘錄和筆記。

1858年6月，馬克思在筆記本M的第23—33頁上為上述筆記本Ⅰ—Ⅶ的內容編寫了“索引”。此時，他初步決定以“五個分篇”（后演變為“六冊計劃”）來撰寫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大約從1858年8月至10月，馬克思撰寫了“第一分冊”中第二章“貨幣”的初稿片段和第三章“資本”的開頭部分。此外，從1856年下半年至1859年初，馬克思與恩格斯等人就上述相關問題進行了大量通信。

當時馬克思還處於思想的實驗和摸索階段，因此，上述手稿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為自己理清思路、辨析問題而寫作的。馬克思“使用了頭腦中擁有的一切工具和觀點，樂於釋放自己的意識流，以表露各種可能性和潛在的相互關系”。這導致很多研究者感到，它“難以理解、令人生畏、使人困惑”。可以說，這部手稿不僅為我們提供了走進馬克思思想世界的通道，同時也對解讀者提出了能力和耐心的雙重挑戰。

“1857—1858年手稿”的流傳、出版與名目之爭

上述手稿中，“巴師夏和凱裡”以及筆記本Ⅰ—Ⅵ的原件收藏於俄羅斯莫斯科原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中央檔案館（現更名為“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導言”、“七個筆記本的索引”、筆記本Ⅶ和“危機筆記”原件收藏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

這些文獻在馬克思生前均沒有發表過。后來，考茨基在整理《資本論》第四卷時偶然發現了“巴師夏和凱裡”和“導言”手稿，將其發表於《新時代》雜志1903年第21卷和1904年第22卷上。1923年，梁贊諾夫查閱保存在柏林的馬克思手稿時，發現了上述8個筆記本。他對其進行了拍照，並將微縮膠卷帶回莫斯科。之后，蘇聯文獻專家開始了細致的文字辨識工作。1936年，他們獲得了8個筆記本中的6個原件，這為后續段落編輯工作提供了便利。1939年，“貨幣章”“資本章”連同重新校訂過的“導言”一起由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標題為《1857—1858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草稿）》。1941年又推出“補卷”，收入了馬克思1850—1851年對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摘錄和評論、“巴師夏和凱裡”、“七個筆記本的索引”、《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第二章“貨幣”初稿片段和第三章“資本”的開頭部分，標題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補卷，1850—1859年》。1953年，位於東德的狄茨出版社出版了上述兩卷的影印版。MEGA²啟動后，經過重新考辨和校訂的這些手稿作為第二部分第1卷的兩個分冊，於1976年和1981年出版。至此，除“危機筆記”和書信外，這部手稿“在經歷了100年的孤獨后才在1953年讓全世界閱讀到了它”。

“危機筆記”是馬克思在1857年11月至1858年2月期間，以摘錄、剪報、筆記等形式撰寫的三個關於1857年危機的筆記本。包括“1857年法蘭西”（40頁）、“關於1857年危機的筆記本”（72頁）和“關於商業危機的筆記本”（80頁）。馬克思按照一定的主題和時間順序，考察、記錄了歐美主要國家和中、印等國經濟領域的復雜狀況。這些材料被收錄於MEGA²第四部分第14卷，於2017年出版。馬克思同一時期的書信被收入第三部分第8、9卷，於1990年和2003年出版。

在近150多年的流傳、出版過程中，這部手稿的名稱較為混亂：MEGA²稱其為“經濟學手稿（1857—1858）”﹔中文第二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採用了兩種表述，即《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蘇聯時期則將其命名為《1857—1858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草稿）》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補卷，1850—1859年》。這些不同名稱下的手稿內容也存在一定差異：有的版本僅包含“貨幣章”“資本章”，而未收錄其他手稿﹔有的版本則收入了不屬於這一時期的手稿。鑒於上述情況，可以考慮將馬克思這一時期撰寫的、與其制定“政治經濟學原理”計劃相關的所有文獻統稱為“1857—1858年手稿”，且不使用書名號（因為馬克思生前沒有將其作為一部著作出版的計劃），同時避免出現“經濟學”字樣（因為盡管這些手稿主要探討資本社會的經濟現象及其運動規律，但是它們也標志著馬克思的哲學和社會學說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概言之，這部手稿囊括了以下文獻：一是，馬克思從1857年8月至1858年5月在8個筆記本上撰寫的“巴師夏和凱裡”“導言”“貨幣章”“資本章”以及對這兩章內容的“增補”“價值”“金稱量機”“七個筆記本的索引”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第二章初稿和第三章開頭部分﹔二是，馬克思1857年10月到1858年2月編寫的3本關於危機的摘錄、筆記﹔三是，馬克思從1856年下半年至1859年初就相關問題與恩格斯等人進行的通信。

“1857—1858年手稿”與《資本論》關系辨析

“1857—1858年手稿”地位的確立主要體現在它與《資本論》之間關系的判定上。概言之，有三種觀點：一是“初稿說”。梁贊諾夫明確提出了這份手稿是“馬克思著作《資本論》的第一草稿”的看法。此后，維戈斯基也將手稿稱為“《資本論》的最初手稿”。MEGA²第二部分第1卷的前言也指出，這是馬克思計劃中的經濟學巨著的初稿。二是“階段論”。蘇聯首次全文出版手稿時指出，它“標志著馬克思經濟學著作一個決定性階段”。2008年，在手稿寫作150年之際，霍布斯鮑姆撰文指出，手稿“是為《資本論》所做的理論努力的一部分”。三是“超越論”。20世紀50年代，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成員重新“發掘”了這部手稿的理論價值，甚至“相信《大綱》（較之於《資本論》）具有異端傾向”。1973年，英譯版編輯戴維·麥克萊倫在前言中也認為，“《大綱》不僅僅是《資本論》初步草稿那麼簡單”，實際上比起其他著作，它“更綜合了馬克思思想的各種線索”。

很顯然，“1857—1858年手稿”的地位更需要緊密結合具體文本內容及其思想論証來討論，這已經超出文獻學的范疇。在此，我們僅簡要分析這部手稿的框架設計與《資本論》之間的關系。

在這部手稿中，馬克思有四次提及他所要建構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體系。第一次是在“導言”中，馬克思將其設計為“五個分篇”：1.貫穿於一切社會形式的“一般的抽象的規定”﹔2.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及其基本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3.國家“非生產”職能的變化﹔4.生產的國際關系﹔5.世界市場和危機。

第二次出現在“貨幣章”中，馬克思將上述分篇調整為：1.表現為經濟關系的商品﹔2.生產的內部結構﹔3.資產階級社會的國家﹔4.生產的國際關系﹔5.世界市場。

第三、四次提及均在“資本章”中，馬克思先是進一步凝練出近似於“六個分冊”的表述：1.資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勞動﹔4.國家﹔5.對外貿易﹔6.世界市場。后專注於其中的“資本”部分，馬克思按照“一般性”（貨幣變成資本、資本和勞動、資本各要素）、“特殊性”（資本的積累、競爭、積聚等）、“個別性”（資本作為信用、股份公司和貨幣市場）的思路來展示其所涉及的內容。

隨后，經過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的出版和“1861—1863年手稿”的撰寫，馬克思最終將其經濟學著述分為兩大部分，即“理論部分”和“理論史部分”。理論部分計劃為兩卷三冊，第一卷探討“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卷將探討流通過程（第二冊）和總過程的各種形式（第三冊）”。馬克思在世時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他去世后，恩格斯根據上述框架體系，將馬克思遺留的第二冊手稿整理改編為《資本論》第二卷《資本的流通過程》，將第三冊手稿整理改編為《資本論》第三卷《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

基於以上梳理和對照，在“1857—1858年手稿”與《資本論》關系問題上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其一，這部手稿不能被視為《資本論》的“初稿”或“草稿”。因為如果是“初稿”“草稿”，就意味著《資本論》的具體文字表述應以手稿為基礎，並在其上進行修改、補充和完善。然而，很顯然，“1857—1858年手稿”沒有提供這樣的基礎，《資本論》的內容闡發主要是馬克思在1863—1867年間的“原創”。其二，這部手稿確立了比《資本論》更為恢宏的結構框架，即“五個分篇”和“六冊計劃”﹔而《資本論》討論的只是其中“資本”部分的內容。盡管其他方面在《資本論》中也有所涉及，但它們遠未達到獨立成篇的程度。

總之，“1857—1858年手稿”是一座極為豐富、復雜且深邃的思想寶庫。基於扎實文獻學基礎的研究，不僅有助於深化對馬克思完整的資本理論的理解，還能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彰顯其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