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力守故轍”

作者：李思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汪容甫文箋》作者提供

《重定陶淵明詩箋》作者提供

古直箋注《詩品》作者提供

《古直詩文選集》

古直手稿。作者提供

1957年，古直（右）與老友侯過（中）、華僑李普基合影。作者提供

學人小傳

古直（1885—1959），字公愚，號層冰。廣東梅縣人。1907年進入鬆口體育會學習，后任鬆口公學國文教員。1908年與友人創辦梅州學校，1914年創辦龍文公學。曾任汕頭《中華新報》編輯、《大風日報》社長，在中山大學任教多年。抗戰勝利后，任梅縣修志館館長兼總編纂。新中國成立后，受聘擔任南華大學教授。1951年起，歷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廣東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等職。著有《陶靖節詩箋》《黃公度先生詩箋》《汪容甫文箋》《古直詩文選集》等。

風 採

陶淵明詩雲“吁嗟身后名，於我若浮煙”，這句話用在現代著名詩人、學者、教育家古直身上，是再合適不過了。古直並不時時處於學術舞台的正中心，而且他的學歷和出身在當時的學界是頗有些“另類”的。

1932年6月，古直出任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1935年秋，剛剛卸任系主任一職的古直在填寫《職員錄》表格時，在“出身”欄填上了“閉戶自專，不從師授”八個字。而他往年的《職員錄》，“出身”一欄總是留空。無論留空不填，還是填“閉戶自專”，都反映了古直履歷生平的特殊性。古直非無“師授”，他青少年時代的老師羅藹其（字翙雲）、謝吉莪等都是名師。古直所謂“師授”，當是指現代科班意義上的高等院校及其專業教學，而這正是古直早年未曾有機會接受到的。雖然這並不影響他在中國文史研究領域取得精深造詣，但現實社會不免存在看重名頭的功利化傾向，古直受到一些聲音的觸動是難以避免的。

古直1885年出生於廣東梅縣，1906年加入同盟會，參加過辛亥革命，辦過報紙，也曾在大學、中學、小學教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受聘擔任南華大學教授，專教陶淵明詩。1951年，廣東省人民政府任命古直為參事室參事。次年5月，他任廣東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1953年，任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直至1959年逝世。

觀古直一生，他無時無刻不在踐行一位學者迎難而上的節操氣概，發表堅定透徹、不苟流俗的真知灼見。古直治學一絲不苟、為詩為文直抵古今大道。他以古聖先賢為典范，懷著濟世精神預流當下，是一位勇於謀事、任事、成事的實干家。古人雲：“夫風節不振，無以蕩弊俗﹔禮義不備，無以正人流。”古直器識之弘深朗拔，才藻之富贍絕人，在當時就聲名遠播。《祭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文》《奠護國軍陣亡將士文》等，均是其代時任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所撰。

古直還曾應友人鐘動之請，束裝啟程親赴南洋，為雲南護國軍籌募軍餉，以唐繼堯名義發布《慰問華僑書》，又與龔振鵬聯名發布《致華僑父老書》。后又以“雲南護國軍政府特派慰勞華僑使者”名義，單獨發表《慰勞華僑書》。在當地華僑組織的歡迎宴會上，古直發表的演說引經據典，情辭懇切，深懷扶國祚、護邦家之赤誠，表現出“啜粥從事，而士氣不餒”的勇毅樂觀精神。據《華鐸報》報道，古直的演說“慷慨動聽，四座拍掌”，“極一時之盛”。《泗濱日報》則報道稱：“各色人之仰望風採者，更屬人山人海，道左幾無插足之隙地。”

慕 陶

1921年，古直37歲，始有遁入廬山埋頭讀書的隱居打算。友朋集資於廬山筑“葛陶齋”，后又新建居室於太乙峰，稱“太乙村”。農林耕作之暇，他從事學術撰述，成《陶靖節述酒詩箋》一卷、《陶靖節年譜》一卷、《新妙集》一卷。次年，又撰成《陶靖節詩箋》四卷、《陶集校勘記》一卷、《汪容甫文箋》三卷。1924年，又撰成《諸葛武侯年譜》一卷。

古直一生嗜讀淵明詩文，欽慕陶公人品。在《陶靖節詩箋·自序》中，古直說：“一紀以還，天下蕩蕩，士之不隨齊汩出入者亦僅矣。”他盛贊陶淵明《飲酒》《述酒》《詠荊軻》《讀山海經》等七八十首詩之“聲情激越”，認為陶詩“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而《述酒》一詩，“尤寓忠憤”，對陶淵明的忠義、氣節深致感佩之情。

關於古直的學術建樹，近幾十年來，學界已給予高度贊譽。古直箋注的陶淵明詩、鐘嶸《詩品》、曹植之詩、汪中之文，均已進入經典著述之林。古直之注陶詩，所表現出來的淵博學識，受到近人丁福保的高度評價：“統觀各注，當以古（直）注為最精，陶（澍）注並倫也，故引用最多。”（丁福保《陶淵明詩箋注》例言）山東大學李劍鋒教授認為，古直的陶詩箋注呈現出詳密化等特點，同時，古直還十分注意揭示陶詩的藝術淵源，揭示陶詩與時風之間的關系，並且較為普遍地採用了“以史証詩、以陶解陶”的方法，“標志著陶淵明箋注的新水准”。（李劍鋒《重定陶淵明詩箋》前言）古直的《詩品》研究和陶學研究成就，也受到袁行霈、曹旭、范子燁等學者的重視。

古直在做古代詩文箋注時，對經史子集諸部文獻信手拈來，相當熟稔。僅注陶淵明《命子》一詩，他引用的典籍就有《易經》《禮記》和《說文》數種。丁福保箋注《命子》時，曾四引古直注﹔逯欽立注《命子》，則三引古直注。陶淵明《連雨獨飲》一詩，古直於“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句下注曰：“《經傳釋詞》曰：乃，異之之詞也。直按：世之求仙者，如嵇叔夜輩，且以酒為深讎，曰醴醪鬻其腸胃，曰旨酒服之短祚。今故老反以飲酒為能得仙，故異之也。”此注亦為逯欽立所征引。

陶淵明《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其一“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兩句，古直注前句曰：“魏晉之際，所謂通字，從后論之，每不為佳號”，然后連舉四例解釋魏晉時“通識”所表達的言外之意。一是《魏略·清介傳》記王衍之子王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二是《晉書·傅玄傳》“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三是干寶《晉紀》“總論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賊守節”﹔四是《世說·德行篇》注曰：“王隱《晉書》：‘露丑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隻有解釋清楚“通”的含義，才能明白“通識”二字之前陶淵明為何用“愧”字。古直說：“陶公所謂‘通識’，蓋即此流耳，故雲‘愧’之也。”關於后句，古直注曰：“《后漢書·逸民傳》，龐公者，襄陽人也，劉表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以上諸注，均為丁福保、逯欽立注本所征引。可見當時學界對古直箋注及陶學見解的重視程度。

朱自清評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說：“本書頗多勝解。如《命子》詩：‘既見其生，實欲其可’的‘可’字，注家多忽略過去，本書卻証明‘題目入以“可”字，乃晉人之常’……又如《雜詩》第六起四句雲：‘昔聞長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諸家注都不知‘此事’是何事。本書引陸機《嘆逝賦序》‘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乃知指的是親故凋零。”（朱自清《陶詩的深度——評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

古直注詩之引証古人，有“兩不從”。在《曹子建詩箋·發凡》（1928年）中，古直說：“凡舊注引事不言出處者不從，例如《盤石篇》雲：‘鯨脊若丘陵，須若山上鬆。’朱秬堂《樂府正義》引魏武《四時食制》雲：‘東海有大魚如山，謂之鯨鯢，次有如屋者，其須長一丈。’按：魏武《四時食制》其書不傳，遺說引見《太平御覽》九百三十八，朱氏不言出處，將令讀者疑此書尚存，故今不敢從。”此為“一不從”。又說：“凡舊注引事不得其柢者不從，例如《盤石篇》雲：‘呼吸吞船欐。’黃晦聞《漢魏樂府風箋》雲：‘《集韻》：欐，小船也。’”古直認為：“《集韻》以前書如《廣韻》雲‘欐，小船’，《玉篇》雲‘欐，小船也’，欐與麗通﹔《庄子·人間世》‘求高名之麗者’，司馬彪注‘麗，小船也’。欐又與欚通，《方言》：‘小舸謂之艖……丹陽、會稽之間謂艖為欚。’黃氏置此諸書不引而引宋人之書，則不得其柢也，故今不敢從。”此為“二不從”。

在《阮嗣宗詠懷詩箋稿·凡例》（1930年）中，古直又提出他本人箋注古人詩文嚴格遵守的七項原則，他稱為“七例”：1.凡舊注佳好者從之，而標其名﹔2.凡舊注蕪累者，加以檢押，仍標其名﹔3.凡舊注引書錯失者不從﹔4.凡舊注詞意不完者不從﹔5.凡舊注不能明征其詞者不從﹔6.凡舊注似是而非者不從﹔7.凡舊注兩說相通則從其朔。他對個人的“新箋”擬定的七項原則，可以稱之為“七凡”。

這些被古直嚴格界定的“兩不從”與“七例”（“七凡”），不僅表現了他自樹高標、嚴守學術規范的治學原則，也可以看到他發凡起例的開創精神。1916年，從南洋返回昆明繼而告假還鄉的古直在家鄉修葺“抱翁齋”作為藏書樓，次年2月，藏書樓修葺完工，古直集陶句撰二聯懸於齋門，門聯曰“量力守故轍，懸車斂余暉”，客座聯曰“詩書塞座外，桃李羅堂前”。這兩聯，可謂古直一生文化立場的真實寫照。當然，“守故轍”並不意味著落后與守舊。他在《解放詩鈔·自序》中說，“舊壺裝新酒，镕裁雅俗，凡以達吾情志而已”，可見他思想上的開放、敏銳與通達。

氣 象

就古直事實上所取得的文學與學術成就論，即使置身於群星璀璨的中國現代名家、大家行列中，他也是足夠出色的。甚至還由於治學道路的獨特、詩文兼擅的才華，以及以傳統方式治舊學仍能推陳出新的洞察力、整合力、創造力，而顯出異樣的氣象。

歸結起來，古直學行的異樣或曰獨特，至少有三個表現。其一，才、學、識、行的統一。無論是從事南洋募捐、參與民族革命，還是專心從事著述與教學，古直都能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取得可觀的成績。其二，在民族學術文化的核心地帶長期耕耘，對學界潮流密切關注，但不受潮流所牽引。古直論學，有明確的論題域和問題意識，他關心話題的思想文化含量和歷史價值，隻談是非曲直，不論古今新舊。古直在中山大學中文系執教期間，因倡導學生讀經而陷入論爭漩渦，但他不以為意，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磊落坦蕩、不屈不撓地表達個人的見解。古直認為，學為言之效也，“效法先民，而先民則已往矣。幸其嘉言懿行，猶存於經，誦其遺經，穆然如見羹牆，則擇其言行之適於今者拳拳服膺，以救國救民，淑身淑世焉。”（《與諸生教》）古直堅持兩點：一、經書中有先民之嘉言懿行，誦經是效法先民的途徑﹔二、今日之誦經，乃是“擇其言行之適於今者”，並非拘泥守舊，而是有所揚棄。他據理力爭，見解通達，是值得尊敬的讀經派代表學人。其三，古直學無藩籬，胸有成法，一出道即自具章法和高格。古直自言“不從師授”，不免令人想起“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的嵇康。可以說，古直將“舊學”的思想學術力量發揮到極致，極致到足令新學、西學人士敬佩和重視的程度。古直在其著述中呈現出來的學術創造力，是他贏得學術界敬重的前提。

古直既是同盟會成員，也是南社成員，他的政治理想很大程度上被他后來的詩名和文名所掩蓋。若從個人成長的學術思想淵源而論，中國近代以來興起的民族革命精神對他有較大的影響﹔同時，他身上也帶有鮮明的儒家學人的淑世情懷，甚至頗有些我行我素、不懼物議的魏晉名士特征。他與所處的時代不脫離，對思想學術界的重要話題不回避。古人所謂“君子行道，忘其為身”，古直對此當有會心。在當時，古直的言行做派是眾多報刊競相報道和熱議的焦點之一，由此產生的思想學術張力，是我們今后在討論古直學術思想及其貢獻時不可忽略的。

古直一生從事的職業或者說崗位堪稱多變，表現出極大的跨度。但他在詩文中很少對這些職業崗位或角色身份的轉換表達不適或怨言——盡管他在內心深處未必毫無敏感，如在大學任教時會對《職員錄》之類制式表格及其隱含的學歷等級觀念有所抗拒，從而體驗到某種尷尬並隱隱自嘲，但這並非公開的表達。相反，他的治學品質極為專精和穩定，並不因執教崗位是大學教授還是小學老師，而發生專業興趣上的動搖或改變。同鄉友人胡一聲稱贊古直“埋頭著作，嚴守‘行己有恥’之義，不屑因緣時會以求仕進”，就是針對古直不計較個人的“崗位遭際”而生發的感慨。

古直家鄉梅縣是客家文化的中心。有學者將古直列為“廣東客家文學蓬勃發展時期”的重要代表，認為古直的貢獻不僅在於他的詩歌創作，還在於他精心編纂了“客人叢書”，“為后人了解客家文化，進一步研究客家文學提供了寶貴的資料”。（羅可群《廣東客家文學史》）“客人叢書”共三種，第一種是古直自撰的《客人對》，兩萬余言﹔第二種為《客人三先生詩選》，三先生即李黼平、宋湘、黃遵憲﹔第三種為《客人駢文選》，共三卷，收入張九齡等歷代客家名流的賦、頌、序、記、銘、啟等各體駢文。古直在《客人三先生詩選》的《序言》中，如此解釋他編選的初衷：“舉三先生以當先后奔走，使‘客人’二字昭昭若揭，日月而行，然后邦人知所欽式，而誣妄非禮之辭可以遏止，亦和齊民族之所有事也。”可見，古直始終將先賢的高風亮節高懸心中，並通過詩歌創作、文集編選等方式，對客家先賢關心國家民族命運、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以及雖由中原遠徙來粵，但血脈、學脈、文脈綿延不絕的“駿烈清芬”精神大加表彰，並努力使之在新的歷史形勢下發揚光大。

摩 崖

在今天，古直作為學者的聲名大概要高出他在詩界的聲名，因為他的著述近幾十年來被更多地整理出版和引用。實際上，古直也是一位出色的詩人。錢仲聯《南社吟壇點將錄》論古直道：“梅縣古層冰久據中山大學講座，桃李盈門。著《陶靖節詩箋》《黃公度先生詩箋》《汪容甫文箋》等。喜高談八代，自作能掃浮華。”（錢仲聯《詩壇點將錄》）古直的文章和詩作雖然在民國時期的報紙雜志上頻繁亮相，當時也曾以各種方式結集出版，但流傳不甚廣。21世紀初，古小彬、古向明曾主編《國學家古直》一書，該書除收入代表性詩文和學術序跋外，還收入陳三立、李詳、薛岳、陳槃、方孝岳、朱自清等人的書信、序跋或書評，以及家世與年譜資料。古直的更多詩文，還需要繼續搜集和整理。隻有將古直歷年所撰詩文與他的著述合觀，才能看到一個更立體、真實、豐富的古直。

令人欣慰的是，在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的鼎力支持下，古直哲嗣古成業先生歷時多年搜集、匯編而成的《古直詩文選集》已經出版。該集篇幅近一百萬字，囊括了除學術著述之外的幾乎全部詩文，又兼收書信和部分論著的序跋﹔“附錄”中還收入古直1951年撰寫的《自傳稿》、古成業編纂的《古直先生編年事略》《古直著作目錄匯編》以及古成業所撰回憶文章。據古成業介紹，其中部分集子他是費盡周折才找到的。比如古直早年主編的《大風日報》，在此報當年的出版發行地廣東汕頭，古成業隻找到殘缺的散頁兩版，后來，求助於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室，才找到該報由創刊日到報社被封前共計七個月的報紙。再如古直早年詩文集《征夫雜錄》《征夫又錄》，是他於討袁斗爭以及雲南護國運動期間兩下南洋的實錄，古成業查遍全國各大圖書館，終於在雲南省圖書館尋覓到此書的蹤跡。

古直本人對於鄉邦文獻極為關注，在文章著述中一再推崇表彰黃遵憲等客家先賢，並整理、箋釋他們的詩文集。對於結交多年的文朋詩侶，他也時時懷著真摯的懷念。他或為舊友們編印詩文集，或記下他們的生平履歷，或描述曾經的交往，這些反復追憶的文字（如《冷圃叢話》等）極為感人，表現出濃厚的溫情。

近些年來，古直本人詩文集和學術著作屢屢整理出版，這是對他最好的致敬與追念。

古成業在一篇回憶父親的文章中寫道：“歷史，不因時間的流逝而泯沒，因為人們各自心中都有一座摩崖。”古直就是這樣的一座摩崖，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文化前輩們曾經跌宕而又閃光的一生。古直先生的學術造詣已在他的等身著述中展露無遺，而他在生命的不同時期在不同舞台所綻放的風採，他的自我磨礪、自學成長的堅毅，為謀求國家與民族前路包括個人生計而進退輾轉的艱難，以及終生不渝的骨鯁與傲岸之氣，將長久閃耀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的最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