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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周敦頤文集的編纂史研究”負責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在浩如煙海的中華文化典籍中，宋代“理學開山”周敦頤（號濂溪先生，世稱周子）的文集獨具特色，包含了別集、專志和全書三大系列，是我國傳統文獻寶庫中的珍貴個案，承載著豐富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和價值理念。周子文集編纂始於南宋，迭經元明清，並延至近現代，總計40多種。這一連綿不斷、宛如奔流的編纂史，是一部接力守護和弘揚理學文化精髓的歷史，是中華文化傳承發展的生動篇章。
文集之始：宋淳熙本《濂溪集》的由來
周子生前和身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學術地位並不顯赫，盡管其詩歌曾被編次為“十卷”，但其墓志銘所述的“《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則未見編刻流傳，自然也談不上文集的編纂。
已知周子著作最早是以《通書》為總名在其弟子程頤及其門人后學那裡流傳的，《通書》（即《易通》）四十章是主體，《太極圖說》附於其后。《易說》和十卷詩則一直未見流傳。而九江周氏家藏的《通書》沒有附《太極圖》（但有《圖說》）。程頤再傳弟子祁寬在南宋初期曾得見這兩個版本的《通書》，並加以“校正”。程頤另一再傳弟子胡宏也整理過《通書》，並“敘而藏之”。二人對周子及其《通書》都評價較高，但由於時值權相秦檜主導“紹興學禁”、壓制程氏洛學，故他們整理的《通書》都未刊行於世。
目前所知，最早以《通書》為總名公開刻印周子著作的是在其家鄉道州（舂陵郡），所謂“舂陵本最先出”是也。具體刻印時間不詳，之后永州（零陵本，1158年）、江州（九江本，1166年）、潭州（長沙本，1166年）等地相繼刻印。這些版本基本格局一致，即以《通書》四十章為主，后附有《太極圖說》，並附載有關周子生平的“銘、碣、詩、文”。
長沙本《通書》承襲自胡宏整理本，編者朱熹自稱“最詳密”，實際結構與之前的版本並無不同。周子著作格局的大變化發生在朱熹乾道五年（1169）編刻於建安府的《太極通書》之上。此本基於朱熹所謂《太極圖》為周子“自作”，且是周子全部著作的“綱領”這一認識，調整為《太極圖說》在前、《通書》在后的新格局，書名也改成了《太極通書》。淳熙六年（1179），朱熹“復加更定”而成南康本《太極通書》，自述其結構順序為：“周子《太極圖》並《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這既是此后《太極通書》（或仍稱《通書》）的“通行版本”，也為后來的周子文集奠定了基本格局。
最早以文集的觀念來編纂周子著作的，是道州州學教授葉重開。他在淳熙十六年序定的《濂溪集》七卷，是歷史上第一部周子文集。此本突破了之前以《通書》或《太極通書》為總名編刻周子著作的形式，搜羅文獻的范圍大為擴展，“採諸集錄，訪諸遠近”，把“諸本所不登載，四方士友或未盡見”的內容匯集起來，特別著錄了朱熹、張栻兩位理學大儒注解周子《太極圖說》的著作，最后“以類相從，分為七卷”。
葉氏《濂溪集》七卷久已失傳，但承襲其體例和規模的，則有道州守臣蕭一致在嘉定十六年（1223）至寶慶二年（1226）間刻印的《濂溪先生大成集》七卷。此本已佚，但目錄則幸運地保存在明朝弘治年間（1488—1505）蘇州人周木編纂的《濂溪周元公全集》卷末。據此“目錄”，《大成集》卷一為《太極圖》（《說》一篇，朱熹氏全解），卷二為《通書》（凡四十章，朱熹氏全解），卷三為遺文，卷四為遺事，卷五至卷七為附錄（內容是他人贈答、紀述、褒崇周子的各種文獻）。從中可以窺見葉氏《濂溪集》七卷本的基本結構和主要內容，及其與朱熹南康本《太極通書》一脈相承的關系。《大成集》不僅有多達三卷的附錄文字，而且將周子的詩文增至19篇，內容更為擴展。
跨代接力：宋明清三個版本的承續關系
《大成集》之后，南宋還有多部周子文集的編纂，其中咸淳末（約1271—1274）在江州編刻的《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十二卷，內容最豐富。該書結構順序上仍遵循《太極圖說》《通書》、遺文、遺事和附錄的體例，與七卷本《大成集》相同，但內容上則大幅增加，特別搜羅了當時所見有關周子《太極圖說》和《通書》的諸多注解和論說，用了整整五卷的篇幅來著錄。接著的遺文部分增至41篇的規模，並附有他人相關的若干書信、跋文。最顯著的增加是有多達六卷的附錄，是《大成集》的兩倍，幾乎網羅了當時他人所寫有關周子的全部詩文。可以說，此本是宋代周子文集編纂的集大成之作。
元代雖仍有周子文集的編刻，但已全部佚失，不詳其與宋本的關系。幾乎全部照錄宋末江州十二卷本，並加以調整和補充，而形成一部嶄新的周子文集，是上述明朝中期周木編纂的《濂溪周元公全集》十三卷。此本卷首部分包括遺像、濂溪周元公世譜、事實、年表和歷代褒崇禮制五部分，較江州本增加明顯。卷末的《后錄》部分包括時人陳九疇所寫《易通復舊編序》《太極圖說摘疑》《通書摘疑》、周木與陳九疇的往還書信（陳書有目無文）、張元楨《周朱二先生年譜引》和程敏政書信一通，以及宋代三部周子文集的目錄，是難得的珍貴文獻集錄。最為重要的是，此本一並著錄了朱熹和張栻的《太極圖說解義》，不僅便於合觀對讀，而且張栻《解義》賴此而得以完整保存至今。
內容豐富的周木本在明代似傳播不廣，除了關中大儒呂柟在嘉靖五年（1526）曾將其化繁為簡形成《周子演》（后改稱《周子抄釋》）外，不見明代其他任何人重刻，也不見明代任何周子文集編刻者取法參考，它仿佛從世間消失了一般。直至清代康熙三十三年（1694），理學名臣張伯行才在北京報國寺“偶得”此本，經過一番“訂訛編次”之后重新形成《周濂溪先生全集》十三卷，並在康熙四十七年福建巡撫任上刊刻。張本雖仍是十三卷的規模，但實際內容則大為縮減。卷首僅有一序，卷末也無《后錄》。原來周木本卷首的《年表》和《歷代褒崇禮制》，則根據明清時期其他一些周子文集的著錄慣例，被調整到正卷中。正卷的其他內容，也較周木本更為精簡，這不僅體現在大力刪減周木本前五卷著錄的有關《太極圖說》《通書》的詮釋文字，甚至刪去張栻《太極圖說解義》，還體現在將周木本多達六卷的附錄壓縮為三卷，直接減少了30余篇文章。當然，張本也有修正和補充，如在《遺文》部分正確地將明清時期闌入周子文集的《宿大林寺》詩刪去，在《太極圖說》部分新增了宋明時期一些學者的論說，編排朱熹《答陸子美書》《答陸子靜書》時把陸氏兄弟寫給朱熹的書信也一並收錄，從而有利於讀者更全面地把握周子的太極思想。
周木本不見重視，新出的更為簡明的張伯行本則流傳廣泛。后人或以張本為底本重編為《周子全書》，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江西分巡吉南贛寧道董榕的“進呈本”和光緒十三年（1887）關中大儒賀瑞麟輯本﹔或加以翻刻重印，以同治年間閩浙總督左宗棠主持刻印的《正誼堂全書》本最有影響。《正誼堂全書》本《周濂溪先生全集》在近代先后收載《叢書集成初編》和《國學基本叢書》中，成為此后長期流行的周子文集版本。
紹繼前賢：清末以來周敦頤文集的新編
清末賀瑞麟重輯的《周子全書》四卷，主要是在張伯行本的基礎上壓縮而成，前兩卷分別著錄周子的《太極圖說》和《通書》，附以朱熹注解，卷三著錄周子詩文（自稱較張本“增多數篇”）、遺事，卷四僅附錄6篇周子傳記。賀氏自言能得“周子精要之所在”。
由於周子本人著作留存不多，因此從南宋第一部《濂溪集》開始，周子文集就呈現出以他人撰述的有關周子的各種文獻為主的格局，而且時代愈后，相關文獻的著錄往往愈多。這一特點不僅體現在周子的別集系列，在明代衍生出的《濂溪志》和《周子全書》系列中更為明顯。期間明代呂柟編《周子抄釋》反其道而行之，至賀氏再一次化繁為簡，或言賀本“脫胎”於呂本，庶幾近之。只是呂本僅著錄周子詩文34篇，而賀本則增至43篇，明顯吸收了明清時期其他周子文集編纂的成果。
中華書局1990年出版了陳克明先生點校整理的《周敦頤集》，該書在比較明清五種周子文集后，以“較為適用”的賀本為基礎，參校其他版本，“正其訛誤”，並增加了一些附錄內容，實為現代學者新編的一部周子文集，也是學術界目前最為通行的版本。此本淵源有自，不僅接續了傳統呂本、賀本的簡要風格，而且在周子詩文和附錄文字方面又有新的補正，確為佳善之作，馮友蘭先生譽之為周子文集的“定本”。
至此，歷經八百多年前赴后繼的努力，前賢們不僅積累起數十部周子文集，豐富了中華文化典籍的寶庫，推動了理學文化的發展與傳播，而且還首次編出了簡明適用的現代標點整理本，嘉惠學林，貢獻卓著。長期綿延、不斷完善的周敦頤文集編纂史，堪稱一項與時俱進的文化接力工程、一項生動而典型的文化傳承和創新事例，充分展現了中華文化發展的連續性和創造性。
清人方以智說：“生今之世，承諸聖之表章，經群英之辯難，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間，豈不幸乎！”我們在梳理論析歷代周子文集的基礎上，再來細察已經通行三十多年的中華書局本《周敦頤集》，不難發現其中的缺憾：一是僅參考利用了五種明清周子文集，沒有利用更早更佳的宋本，以及其他更多的明清版本﹔二是沿襲賀本專以朱熹對周子著作的注解進行著錄，沒有張栻等大儒的位置﹔三是誤收他人詩文，如據呂本《周子抄釋》補充的《宿大林寺》，實際是周子詩友彭思永所作﹔四是著錄的《周敦頤年譜》，雖題署宋儒度正撰，實際乃清儒張伯行改編，與周子生平的實際情況有不少出入。加之近些年又發現了一些周子佚文（已知有詩5、文3、行記5，總計13篇），可適時考慮對周子文集進行完善，為賡續歷史文脈作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