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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倪玉平，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游彪（后排左5）與朋友、學生在一起。
學人小傳
游彪（1965—2024），四川簡陽人。1986年本科畢業於四川師范大學歷史系，同年考入河北大學，師從著名史學家漆俠先生攻讀碩士。1989年留校任教，1992年被聘為副教授，1997年被聘為教授。1997年至2000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2000年起，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著有《宋代蔭補制度研究》《宋代寺院經濟史稿》《正說宋朝十八帝》等。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游彪是我的師兄。他離開這個世界兩個多月了。這段時間，我的腦海裡時不時地閃現出他的畫面，讓我恍惚覺得那個洒脫、真實而又有不少小缺點的師兄並沒有真正離開。
意氣風發的大師兄
我是1997年認識游師兄的。那一年秋天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隨赫治清先生攻讀清史方向碩士，游師兄隨王曾瑜先生攻讀宋史方向博士。同一期還有隨陳祖武先生讀博士的林存陽師兄。當時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現在的“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名師很多，研究生招生名額卻很少，這一屆就隻招了我們三人。當時研究生院還在望京，一個很小的院子，教學樓和宿舍樓的牆上滿是爬山虎，雖緊靠機場高速，卻很安靜。入學后不久，時任所長兼歷史系主任李學勤先生專門把我們三個人叫到所裡談話，介紹歷史所的傳統和學風，勉勵我們好好學習。歷史所在建國門的院部，一個研究室一個辦公室，老師們沒有自己單獨的辦公室。我們每周都是坐403路公共汽車去所裡拜見導師和其他老師，躲在角落裡聽他們聊學林掌故。學生少，因而金貴，老師們不以長輩自居，而是非常平等地對待我們。
第一次見游師兄，他給我的第一印象無疑是這人長得怎麼這麼瘦、這麼黑？又瘦又黑的游師兄，為人卻極其豪爽，他迅速以“大師兄”自居，時不時地召集我們一起聚餐，並自豪地宣稱，在研究生院的幾十個系所當中，歷史所的研究生最團結、最親熱。這當然是游師兄的功勞。當時我們都是窮學生，而時年32歲的他，已經是河北大學正教授，這個簡直是史學界的神話。所以每次聚會，游師兄都會非常豪爽地大手一揮：“服務員，買單！”
游彪出身貧寒，很早就懂得唯有拼命讀書，才能改變命運。1986年他考入河北大學，原本報考的是秦漢史方向，結果陰差陽錯被著名史學家漆俠先生招入麾下，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游彪碩士生活過得異常艱苦，每月58元助學金，除維持最基本的飲食外，還要大量買書。他為了買《宋史》《宋會要輯稿》等必要書籍，不得不向已經參加工作的同學借款200元，等到后來有能力還賬了，卻始終聯系不到這位朋友，成為他一輩子的遺憾。游彪每天都讀書到深夜，沒有絲毫鬆懈，最終透支了身體。好在皇天不負有心人，碩士入學的第二年，他即在《史學月刊》上發表了讀史札記。碩士畢業前，他的論文《論宋代軍隊的剩員》更是刊登在《中國史研究》上。
游彪的博士論文寫得也很辛苦。當時博士學習隻有三年時間，而1999年他拿到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到早稻田大學跟隨近藤一成教授學習一年。近藤一成后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當初，獲悉作者的留學咨詢時，得知正在撰寫博士論文，因而非常擔心。由於我自己十年前稍有一些在英國生活的經歷，所以了解初次到異國他鄉生活是多麼困難，更何況是正在做博士論文？”憑借刻苦努力，游彪在日本寫完了博士論文初稿，然后回北京參加答辯，順利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后的游彪，氣質大變，衣服干淨整潔，也很帥氣。回想起來，這是游彪一生中最自得、最舒心的時候。
2000年，我們都畢業了，離開了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我去北京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游彪則是去了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書。世界很小，2007年，我也調到北師大，和游彪成了一個教研室的同事。無論是學生開題、答辯，還是別的什麼活動，他都會找我一起做。不久，我接替游彪擔任教研室黨支部書記。我們組織的第一次支部活動，是到京郊鳳凰嶺考察新農村，每個人都滿載而歸，大家至今記憶猶新。
孜孜以求的學者
學者隻能靠作品說話。游彪的學術發展脈絡很清晰，即堅持從原始史料出發，由經濟史入政治史，再從宏觀走向微觀，借由微觀來反思宏觀，形成了鮮明的“游氏風格”。
碩士三年，游彪在艱苦的條件下寫出了十幾萬字的畢業論文《宋代寺院經濟研究》，為他在宋史學界亮相和立足打下了堅實基礎。文章對宋代佛教寺院管理制度、經濟狀況、田產來源，所佔土地的數量及經營模式，寺院農業經濟領域生產諸關系，寺院僧人的賦役負擔，寺院經營的手工業、商業和高利貸，寺院經濟的地域差異，寺院內部的階級結構等九個方面的問題進行系統研究。經過多年修改，游彪在2003年將該論文以《宋代寺院經濟史稿》為名出版，著名史學家、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茲全先生特意為此書撰寫序言。該書出版后，吳曉亮隨即在《光明日報》撰文《佛國裡的世俗生活——〈宋代寺院經濟史稿〉評析》，劉秋根、周國平也在《中國史研究動態》撰文《讀游彪博士著〈宋代寺院經濟史稿〉》，都給予非常充分的肯定。最近，我看到網上有評論說：“作為30年前的碩士論文，即使放在今天充當優秀博論也綽綽有余。”
如果說碩士論文體現了游彪在宋代經濟史領域的貢獻，那麼他的博士論文《宋代蔭補制度研究》則體現了他在宋代政治史領域的辛勤探索。更讓人佩服的是，游彪在日本交流期間，並沒有隻埋頭於博士論文的寫作，而是利用難得的機會，積極參加各種讀書班和研究會，擴大學術視野。比如他參加東洋文庫由中嶋敏先生主持的《宋史·選舉志》研究會，針對補蔭部分提供了許多真知灼見，並被吸納進入《〈宋史·選舉志〉譯注》。后來，他又把這種讀書會的方式引入北京師范大學，長期帶領學生研讀宋代典籍。
在詳細爬梳史料的基礎上，游彪對宋代蔭補制度的確立與調整、官員致仕蔭補、遺表蔭補、后妃蔭補、宗室蔭補、宦官蔭補、先師及勛臣后裔蔭補、殉職蔭補、蔭補考試等，做了全方位的系統研究。他敏銳觀察到，宋代科舉制度雖然非常發達，但在宋代數量眾多的官僚當中，大部分人並非來自科舉考試，而是官員子弟，即通過蔭補而入仕，而蔭補入仕的大多為泛泛之輩、平庸之才，“兩宋時期既是一個科舉制空前發達的時代，又是蔭補過多過濫的時代”。通過研究，游彪無奈地承認，“宋代冗官問題基本上就是由蔭補過濫而形成的”，盡管宋朝政府絞盡腦汁想削減官僚蔭補，但冗官問題始終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甚至愈演愈烈，而究其原因，則與專制體制本身有直接關系。他指出，在這種體制下，一切都處於人治狀態，法律被踐踏，成為一紙空文，多麼嚴密的法制在特權面前也不堪一擊，法外濫恩禁而不止，“這無疑是中國歷代政治制度最重要的特色，也是專制體制本身無法解決的最大難題之一”。
到北師大工作后，游彪的學術研究再次發生轉型，即由宏觀走向微觀，並通過微觀來反觀宏觀。《宋代特殊群體研究》（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是他開始轉型的嘗試。在書中，他基於前期的研究成果，更為細致深入地探討了宋代社會的特殊群體，如皇族后裔、官員子弟、僧人、士兵等，其目的在於通過微觀研究，來揭示宋代政治運作與社會經濟生活的獨特層面。此后他又持續在此領域用力，先后發表的《小人物與大歷史：一個被遺忘的北宋將官》（《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名門后裔：宋代一個普通人的異常生活軌跡》（《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3期）可以視為游彪的代表作。
在《小人物與大歷史：一個被遺忘的北宋將官》中，游彪指出，郭景脩是北宋中后期的一名中下級武官，在歷史上隻能算是個小人物，正史中幾乎不見蹤影。通過仔細研讀他的墓志銘，游彪詳細勾勒出郭景脩的人生軌跡。郭景脩少時的理想是通過科舉直接擔任文官，可他的仕途卻從武舉開始。他供職於北宋的邊防機構，從最低級別的武官開始，經過不懈努力，成為主管民政的州級行政長官。與歷史上某些具有劃時代影響的大人物相比，他顯然沒有很高的才能，他的業績中最值得稱道的是成功地經營了階州（今甘肅武都），使當地羌人歸順宋廷。從這樣一個小人物的身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宋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特別是與吐蕃、西夏王朝之間的復雜關系，看到北宋重文輕武國策的深遠影響。
《名門后裔：宋代一個普通人的異常生活軌跡》研究的是出生於山西忻州的農家子弟田子茂。田子茂從一名保丁成長為宋代的武將，一生多數時候都在宋夏、宋遼邊境地區擔任各種武官，歷經北宋中后期與西夏、遼朝的種種交涉。我們可以從他的人生窺視出這一時期朝廷上下鮮為人知的諸多情形，尤其是哲宗、徽宗時代激烈的政治斗爭，並非只是在朝堂之上，而是延伸到官場的中下層，甚至直抵民間。作為一個普通人，田子茂從平民到官員，其仕途的沉浮正是北宋某些歷史場景的真實再現。
這兩篇文章游氏風格突出。游彪努力通過以往較少被人關注的史料及人物，以小見大，揭示出背后的大歷史，可見他的研究已趨純熟。
2024年3月，他根據重慶市合川區的佛寺碑刻，完成了跨領域研究清代社倉的文章《論清代民間社倉制度的實踐及其變異——以重慶市合川區淶灘二佛寺碑刻為中心的考察》，發給我征詢意見。這篇文章認為，南宋孝宗在位時期推廣到全國各地的社倉法對后世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尤其在清朝，從康熙皇帝開始就為統治者所推崇，對清代地方社倉的廣泛建立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位於重慶合川的淶灘二佛寺保留的清朝社倉制度的碑文，有助於在制度以及實踐層面更深入地理解社倉法在清代民間的發展演變過程。非常明顯，游彪通過新發現的碑刻資料，清晰論証了清代仍然在執行自宋朝開啟的民間社倉制度。這種以小見大的視角，正是游彪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學術風格。可惜，這也是他的絕筆之作。
我在北師大工作的那些年，游彪成果頗豐，連續出版專著，並在《中國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承擔多項國家和省部級科研項目。他參與編寫的《中國民俗史》獲2010年北京市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特等獎、2013年第六屆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他本人也順利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
近些年，游彪雖然還堅持寫高水平的學術論著，但逐漸把更多精力放在宋代歷史的推廣普及上。他在中華書局出版的《正說宋朝十八帝》銷路很好，隨后出版的《趙宋》《追宋》《問宋》等系列著作也極受關注。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從事普及讀物的寫作，游彪也始終堅持論從史出，不標新立異，故作驚人之語。在他看來，“歷史研究不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解析歷史問題有多種不同的角度可供選擇。史學工作者對歷史上出現過的人和事可以見仁見智，但前提是必須盡可能准確地理解各種資料”（《靖康之變：北宋衰亡記》前言）。正是憑借深厚的史家功底，加上鮮活的文字，他的作品才會廣受歡迎，他也成為當代宋史普及讀物最重要的作者之一。
重情重義的朋友
游彪在學術上得到了幾位導師的悉心指導,他對師長的敬重一直是我們學習的模范。
在撰寫碩士論文的過程中，漆俠先生對他照顧有加，逐字逐句審閱修改了大部分稿子，鼓勵他寫出一部通史性的寺院經濟史。游彪最終出版《宋代寺院經濟史稿》一書，也是為了完成漆先生之重托。他在該書的后記中寫道：“恩師泉下有知，定能想到您尚有個不肖弟子在等著您批評呢。”王曾瑜先生對游彪有極高的期許，在給游彪的博士論文《宋代蔭補制度研究》撰寫的序言中，他寫道：“學生超過老師，是師生的共同光榮，超不過老師，則是師生的共同恥辱……願游彪同志以高標准自勉自律，力爭取得更大的學術成就。”游彪將兩位導師的期許轉化為內在動力。在東京訪問期間，他成天泡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裡查閱資料，由於過於刻苦，“身體每況愈下，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嚴重失眠狀態，無法自拔。在這種情況下，身心受到的摧殘可想而知，我甚至懷疑自己能否堅持下去，把論文寫完。然而，一想到兩位恩師沉甸甸的期待，一切苦痛便煙消雲散，硬撐著疲憊不堪的軀體繼續堅持每天寫作。在這段難熬的日子裡，完全憑著一種頑強的信念支撐著，那就是不能愧對恩師和支持我讀書的親人、朋友們”。
作為師兄，游彪在讀研究生時就很提攜我。入學不久，他就問我，願不願意和他一起給郭東旭先生剛出版的《宋代法制史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4月版）寫一篇書評，並表示由他負責聯系發表。對連茅廬都沒有出過的我而言，這自然是難得的機會，我立即答應並很快寫出初稿，游彪修改后投給《中國史研究動態》編輯部。這篇書評在1998年第8期刊出，從撰文到發表，一年的時間都不到。這也是我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學術文章。
在北師大，游彪住家屬區7號樓，我住8號樓，經常去他家串門，有時還帶著孩子。他的書房兼臥室很小，家具也很簡陋。每次到他家裡拜訪，他都堅持送我們禮物，不讓我們空著手離開。記得游彪在書房裡養了一隻小烏龜，每次過去，我和孩子都會忍不住逗一逗小烏龜。想必這隻烏龜是游彪孤獨寂寞時唯一的陪伴吧。
對學生，游彪在學術上要求極其嚴格，一個字一個字地摳論文，一條史料一條史料地過，從不馬虎。無論是課堂上，還是讀書會、論文答辯會上，他都曾經因為學生學習粗心而當面批評。游彪自己公開說：“我會盡我所能去幫助學生完成學業，但如果他們有問題，我會毫不客氣地當面痛批。師生之間，還是坦誠一些好。”他的研究生田麗麗講過一個細節：“有一年冬天，我拿著閉關寫了好久、自己覺得還挺好的文章給他看，心裡特別期待被表揚一句，結果被批評說語言太晦澀，還有其他一些問題。我愣在那裡，眼淚一顆又一顆地往出蹦。他注意到我哭了，也愣在那裡幾秒，下一句話突然就非常非常柔和。我看到他突然呆住的臉，聽到他語氣的變化，沒有繃住就笑了，一邊擦淚一邊笑。游老師的內心世界是溫柔的。我永遠忘不了那時他的樣子。”
在生活中，游彪非常關愛學生，總是和學生打成一片。他喜歡熱鬧，喜歡看大家開開心心地笑。每年年底，他都會把學生召集在一起聚會。有學生回憶：“每次去家，他都會給我們准備一大桌豐盛的菜，總是擔心我們離家在外，不好好照顧自己。”他為學生的學業負責，也為他們畢業后的去向操碎了心。如果誰在工作中受了委屈，游彪會第一時間沖上前，為他打抱不平。一年暑假，他應邀去邯鄲講學，准備順路去看望一名他教過沒多久、后來因故癱瘓的學生。不想下了大暴雨，去往鄉鎮的公交車都停運了，他就自己雇車到鄉下，不僅留下了錢，還聯系當地有關方面請求多照顧這名學生。
游彪為人豪爽，重情重義，但在原則問題上，絕不圓滑變通，也絕不退讓妥協。有幾年，游彪常去參與高考命題。2008年高考，因為汶川地震，四川、甘肅部分考生高考延遲。當時游彪已經結束封閉，在一次聚會上，我無意間提到四川的高考題可能會涉及什麼內容，平時一直嘻嘻哈哈的游彪，這個時候卻一句話也不接。我知道，這是他在嚴守高考命題紀律。
在游彪心中，學術是純潔的，他絕不與損壞學術純潔的不良風氣同流合污。針對史學界的一些不良傾向，他痛心地指出：“學問貴在精專，而非粗制濫造。個別號稱研究古代史者，竟然連標點斷句都大成問題，甚至連學生都能斷開的古文，而文章上百篇的教授卻全然錯斷。這種現象能說明什麼問題呢？此類劣質學術究竟是如何發表出來、公之於眾的呢？”
游彪的身體一直不好，好幾年前就因為肺氣腫住過院，做過好幾次手術。2021年5月，他帶我們一大堆朋友到山西晉城考察，先后去了王莽嶺、皇城相府、郭峪村、玨山、青蓮寺、玉皇廟和洞頭等地，讓我對晉城的歷史和文物有了許多新的認識。那趟晉城之行，游彪的興致很高，但爬山的時候，他隻能走走停停，或者坐纜車。他的身體早已經出了問題，只是他一直不告訴我們，怕朋友們擔心。
2024年11月4日，我突然接到游彪住院的消息。第二天，從他女兒子孟那裡要到他的病歷，我才知道，早在2020年10月，游彪就已經確診癌症，四年中經歷了化療、放療以及開顱手術。游彪帶我們去晉城考察，正是他做化療的間隙。我把游彪的病歷發給在醫院工作的朋友，他們都說無力回天。
在醫院，看到生命垂危的游彪，我心裡很難受。沒想到，見到我，他掙扎著要坐起來，問：“兄弟，你怎麼來了？”接著又問我家裡夫人可好，孩子可好。游彪非常激動，不停地和我說這說那，只是頭腦一會兒清晰一會兒糊涂。我知道，這是他在“臨終托孤”。
臨走前，游彪說，他的《宋代特殊群體研究》要再版，但估計一時半會兒還出不來。我知道這是游彪的心結，隨后讓負責聯絡此事、我的碩士生賈啟博加急做出幾本樣書，完成游彪的心願。啟博不辱使命，提前趕制出來樣書，送到了游彪的病床前。見到書后，游彪很是激動，含混不清地指示啟博盡快把這本書送給學界的各位朋友。
11月23日一大早，我再次來到醫院探視，游彪抓著我的手說：“兄弟你怎麼來了？等會兒我們一起下去吃飯哈。”我眼淚都快要下來了。被病魔纏身的游彪，在頭腦並不清醒的情況下，居然想到的第一件事還是請朋友們吃飯。重情重義的精神，已經深入到他的腦髓。
12月8日，我正在外出差，收到了子孟的短信，說游彪於當天凌晨去世。子孟也請我代為約請學界好友，送游彪最后一程。10日上午，數百人齊聚八寶山，向游彪告別，很多人失聲痛哭。我在悼詞中說：“游彪師兄的著作會傳之后世，游彪師兄的事業會得到繼承，游彪師兄的品德會得到傳頌，游彪師兄的愛會永留人間。游彪師兄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會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是的，我們會一直懷念這個講義氣、有才華、愛學生、愛朋友，有不少小毛病卻最為真實洒脫的學者。
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