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浩群：海外田野調查與新時代的區域國別學

作者：龔浩群，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海外新華商社會公益實踐的比較研究”負責人、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教授

作為交叉學科門類中的一級學科，區域國別學亟須在各相關學科已有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建構整合的、融通的和有效的方法體系。目前，海外田野調查正在成為中國區域國別學的基礎性研究方法。規范的海外田野調查將拓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進一步推動學科范式革新和理論創新。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下，我們應當探究海外田野調查推動研究范式變革的潛力，把握海外田野調查的基本要求，明確研究者的學術倫理和公共責任，思考海外田野調查豐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途徑。

1.田野調查與區域國別學的范式變革

新時代需要新學問。區域國別學不是簡單匯聚各個傳統學科的容器，而是基於范式變革的新興學科。田野調查方法在區域國別學的基礎研究、學科整合和方法突破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應當被提升為區域國別學方法體系建構當中的一項核心要素，並在區域國別學的范式革新方面發揮關鍵性作用。

學科范式的創新離不開基礎研究的發展。由於時代條件的限制，區域國別學的相關母學科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存在基於一手資料和在地研究成果不足的問題，尤其是缺乏對對象國家或區域的社會發展現狀的整體性描述和分析，基礎研究的薄弱狀況制約了理論創新和應用研究能力提升的空間。為此，亟須通過規范的海外田野調查展開系統的基礎研究。隻有建立基於一手資料的數據庫，擺脫對主要由西方學界提供的資料的依賴，才能在學科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道路上邁出第一步。

21世紀以來，中國人類學界開啟了運用系統的田野調查方法研究海外社會的熱潮，青年學者們通過掌握研究對象的語言和長時段田野調查，對國外社會與文化進行深描，其中的代表性成果產生了跨學科的深遠影響。近年來，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不同學科也開始通過海外田野調查獲取一手資料。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等明確將語言學習和長期田野調查作為人才培養的核心環節。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田野調查方法的運用將推動區域國別學產生大規模知識增量。

整合跨學科的研究團隊是學科范式變革的必備條件。區域國別學屬於交叉學科門類，須在不同學科間架設相互交流和借鑒的橋梁，推動研究者基於對研究對象的經驗認知達成一般性共識。此外，在區域國別研究中，許多重大議題牽涉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地理與生態等多方面的具體問題，需要通過多學科的聯合在地研究取得重要突破。通過田野調查共同獲取對現實問題的充分理解，並建構起具有整體性和同一性的研究對象，是不同學科之間開展對話的基礎，也是推動學術共同體建設的有效途徑。因此，田野調查不僅是區域國別學的具體研究方法，而且將在多學科整合和學科價值的實現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全球南方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跨國交流已經成為常態，田野調查方法也需要新的嘗試。除了基礎性的社區蹲點研究，還需要通過多地點調查、跨國社會網絡分析等方法，更深入地把握和理解世界不同區域之間的現實聯系。田野調查方法的運用能夠讓我們真切地立足世界，從中國與世界的聯系中解讀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性意義。

2.海外田野調查的基本要求

毋庸置疑，區域國別研究需要綜合運用多種方法，除基礎性的田野調查，還包括文獻資料研究、檔案研究、數據分析、問卷調查等。基於觀察和訪談的田野調查強調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直接交流以及一手資料的獲得，在數據收集、概念創造、理論建設和理論檢驗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區域國別學方法體系的建構離不開對研究對象、學科特點和學科使命的把握。區域國別學中不同母學科以及不同研究主題對於田野調查的空間范圍、調查時長、調查場景、人群選擇以及人際交流方式都有不同要求。總體而言，開展海外田野調查需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規范，具有較強的跨文化理解能力，樹立明確的學術目標。

海外田野調查需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規范，其中包括對對象國或者對象群體的語言的把握，以及在知情同意原則下獲取對方的合作。語言學習是海外田野調查必不可少的環節，精通對象國語言，是交流對話和理解對象國國情的前提。當前，我國在外語教學方面具有強大優勢，各外語院校和高校的外語學院能夠為研究者提供高水平的語言培訓。

海外田野調查要求研究者具有較強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其中最核心的一點就是學會從研究對象的視角去理解他們的價值觀念、行為動機和文化邏輯。既不貶低研究對象的主體地位，又要避免對研究對象所處世界的浪漫化想象。區域國別學是關於世界的學問，中國學者需要通過高質量的田野調查與對象國的政府部門、知識精英、國際組織、社會團體和普通民眾建立起廣泛深入的聯系，通過在場研究提升我們在國際學術界的話語權，使學術研究成為促進民心相通的有機組成部分。探索不同國家和區域的本土知識時，應當秉持文化自覺的立場，尊重文化多樣性，學會欣賞他國的人文精神，在跨文化接觸中達到“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明確的學術目標也是做好海外田野調查的必備要素，其中包括直接目標和間接目標。田野調查的直接目標是獲取解決具體問題所需要的相關數據和一手資料﹔間接目標則是通過在地深入交流和參與式觀察，獲得關於對象國社會或者對象群體的系統知識，融合歷史與現實、宏觀與微觀、局內與局外等一系列視角，洞察不同社會生活領域之間的現實聯系，例如宗教觀念與政治認同之間的匹配度、文化符號與經濟消費之間的關聯性等，進而幫助我們在具體的歷史、社會和文化語境中把握研究問題。

3.學術倫理與公共責任

當代中國學者運用田野調查方法開展域外研究有特定的知識論背景。一方面，需要學習和借鑒西方社會科學的知識成果，其中既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現代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科確立的田野調查規范，又包括自后現代思潮以來西方學界對殖民主義知識體系與不平等權力關系的知識論反思﹔另一方面，需要發揮自身主體性，自覺建構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新型伙伴關系，逐步承擔起全球知識界的公共責任。

開展田野調查必須堅持基本的學術倫理，接受來自學術界和包括研究對象在內的其他社會群體的監督，尊重研究對象的人格，保護研究對象的權益。開展海外田野調查還需要關注制度與文化差異對人際溝通方式的影響，及時化解研究對象的困惑和誤會，幫助對方更好地理解中國表達、共情中國文化。這就要求我們爭取研究對象的理解與支持，求同存異，獲得對研究問題的深層次理解。

我們還需要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與研究對象及其所屬社會群體構建平等、互惠的知識關系。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有著相似歷史經歷和共同發展需求，我們在海外開展田野調查時，有更多機會跳出西方殖民知識體系對權力關系的假設，與研究對象產生更多共鳴，形成更為平等的伙伴關系。此外，各個國家或區域在不同歷史背景、哲學觀念以及現代國家建設歷程中形成各具特色的學科傳統，不分高下。中國學者要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對話，建立有機聯系，認識到不同知識傳統與知識生產路徑的價值，以及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知識融合與創新的可能性。

當代中國正在成為全球治理的積極參與者，我們的域外研究必須對區域性和全球性重大問題作出回應，積極承擔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知識產品的責任。21世紀以來，全球南方的脫貧減貧、氣候變遷與環境退化、跨國人口流動與人權保護、糧食安全與可持續發展、健康與公共衛生治理等全球性議題日益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的生存處境。我們應當直面這些重要議題，通過深入的田野調查，結合具體案例研究，揭示現實問題的發生機制﹔與世界各地的同行開展合作研究、尋求共識，通過協商和對話，為解決區域性與全球性的重大問題提供可行性方案。

當代中國的區域國別學理當擁有自覺的倫理意識和責任擔當。我們要謹記研究對象不僅是獲取知識和信息的渠道，還是與我們共命運的知識生產伙伴，要關注和分析區域性和全球性的重大現實問題，運用知識成果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4.秉持中國意識，拓展全球視野

當代中國學者運用田野調查方法開展域外研究有著獨特的歷史語境，即必須面對國際形勢與格局演變所帶來的日常經驗和知識生產格局的重要變化。當前，中國的資本、技術、人員和商品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越來越多的普通中國人參與跨國流動的社會進程。以中國為代表的全球南方越來越主動地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

“全球中國”的研究視角為21世紀區域國別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全球中國”使我們能夠從中國出發去理解世界，並通過世界來進一步理解中國，在中國與世界的相互參照中建立全球共享的世界知識體系。在此視野下，中國與世界、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聯方式發生轉變，這不僅是新的經驗事實，更應當成為中國學者開展海外田野調查的方法論依據。中國與世界的相互嵌入、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命運與共，都要求不能簡單地進行“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劃分，不能用“價值無涉”的態度去追求所謂的客觀真實。我們的研究對象所面臨的現實問題都是我們身處其中的全球性問題的一部分，為此，需要樹立世界眼光，不能將國家邊界作為切割經驗事實的鴻溝，而是努力把握全球流動帶來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要素在不同區域之間的交織形態。

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密切聯系和相互塑造要求我們自覺秉持中國意識，拓展全球視野，在經驗事實層面同時認識中國與世界。一方面，看到中國經驗的世界性影響﹔另一方面，看到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與世界的互聯互通。我們需要放眼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國社會的變遷動力。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國學界探索世界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新的探索不可能通過假想和推演完成，區域國別學界需要腳踏實地，從實求知，通過田野調查建立中國與世界、概念與事實、理念與行動之間的新型知識關聯，為促進中國與世界不同國家和區域之間的相互理解、凝聚全球南方共識和實現全球善治貢獻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