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知識代際轉移問題的國家“名醫工作室”政策效應評估與研究

南京中醫藥大學申俊龍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於知識代際轉移問題的國家‘名醫工作室’政策效應評估與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5BGL158），最終成果為同名論文集。課題組成員有：程海波、曾智、張岩、朱佩楓、王希泉、魏魯霞、王振宇、史偉。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該成果從名醫傳承工作室團隊層面對知識轉移概念進行了補充界定，圍繞知識代際轉移問題，以S-O-R理論范式為框架展開研究。實施“名醫工作室”政策措施背景下，中醫藥傳承政策影響知識代際轉移的效果，並建立評估指標體系。為明確政策效應本研究做了增量分析，對試點和非試點組織對照人員前后的知識轉移效果進行比較、評價。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1.當前我國中醫藥知識傳承問題呈現政策杠杆驅動的新特征

根據對全國1019個國家名醫工作室的問卷調查和訪談的16個國醫大師工作室和50個國家級名老中醫藥專家工作室的情況分析，國家“名醫工作室”建設政策為中醫藥傳統知識代際轉移創新了一種名醫團隊傳承學習的平台，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為了繼承年事已高的名老中醫藥專家的學術思想和技術專長，不使他們一生積累的臨証經驗和技術訣竅失傳，2010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開始為第一屆國醫大師建立“國醫大師傳承工作室”。同年又推行建設國家級“名老中醫藥專家傳承工作室”政策，到2014年底已建立了1019個“名老中醫藥專家傳承工作室”，國家財政轉移支付投入477億元人民幣。

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背景下，如何進一步發揮國家“名醫工作室”的作用，應對當代慢性病對廣大居民健康的危害，需要建設中國特色的健康醫學體系，支撐健康中國建設大業，所以中醫藥事業發展呈現出新的時代特征。

中醫藥事業發展的基礎中醫藥文化和中醫藥傳統知識的繼承與創新，當前各級中醫藥組織如何運用國家政策保障中醫藥文化和知識有效傳承，促進名老中醫藥專家的隱性知識顯性化，推動中醫藥隱性知識的轉移成為中醫藥組織知識管理的核心。

調查發現，國家“名醫工作室”為中醫藥知識性轉移創新了一種團隊集體學習情境，在這種團隊氛圍下的學習機制不是簡單的個體的刺激－反應的聯結，而是團隊成員在“名醫”及“名醫工作室”的文化氛圍及社會榮譽的品牌意識下主動認知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名醫”和團隊繼承人交互討論的情景下進行新的意義建構的學習，學生真正體會到“名醫”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中醫藥文化及中醫藥傳統知識在臨証中的魅力，有效促進了雙方積極繼承傳統中醫藥文化和傳統技術特色，同時適應現代社會需求不斷去發現、獲取以及同化新醫學知識，並且根據團隊知識服務所產生的防治疾病效果和外界的正負反饋信息來及時調整團隊學習行為以及更新團隊自身知識結構。

2.“院校教育”+“名醫工作室”師徒授受模式的組合是當代中醫藥知識有效傳承新模式

中醫藥教育在借鑒西方醫學教育的“院校教育”基礎上同時繼承古代師徒授受的“師徒制”模式，在我國中醫藥傳承中形成了兩種形式，即“師徒結對”及“繼承班學術講座”的師承模式，國家“名醫工作室”的師承模式。效果最好的是“名醫工作室”傳承模式。

“名醫工作室”項目基於傳統師承教育模式與現代院校教育模式的結合，通過在醫院設立一些國家級名老中醫藥專家的工作室，挑選一部分具有發展潛力的中醫學子加入進行跟師學習，在工作室的團隊學習中系統整理名老中醫藥專家的學術思維和臨床經驗，傳承中醫藥知識，領悟中醫藥“智慧醫學”的精髓。調查証明國家“名醫工作室”的學習平台可以補充“院校教育”的不足，有利於增強團隊凝聚力，促進中青年醫師學習熱情，這種跟師學習與實踐相結合的環境能夠有效促進學生對傳統中醫藥文化的理解，體驗和吸收名老中醫藥專家的“懸壺濟世”“慈悲普濟”的醫學人文情懷，在學習名醫學術思想與臨床經驗的實踐中，學生通過現場觀察名師的診療行會感同身受，名醫運用中醫藥干預疾病的臨床效果增強了學生對中醫藥發展的信心和信念。

通過“名醫工作室”這一平台培養一大批中醫藥傳承隊伍，形成老師學生傳幫帶格局，在傳承名老中醫藥專家的學術思想與臨床經驗的同時積極尋求創新，促進中醫藥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三  研究的主要結論和對策建議

1.建立中醫藥政策系統，避免政策“孤島效應”

（1）在國家層面建立國家機構之間的協調組織和會議制度，定期討論重大中醫藥政策問題，並制度化中醫藥政策系統，建立政策協調與政策互補的適應機制。

（2）國家應該明確各省的中醫藥管理局的地方政府責任。國家名醫工作室政策是一項國家公共政策，地方中醫藥管理局有責任、有義務支持國家名醫工作室的發展，以形成國家政策的協同效應。我們團隊在研究國家名醫工作室政策條文和訪談中發現地方政府的關心和支持不夠，地方政府對國家名醫工作室的發展有較大的影響力，應該發揮地方政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協同國家和醫院組織把中醫藥知識傳承與創新工作做好。而且可以充分挖掘地方中醫藥文化和知識的特色優勢，在更高的視閾下傳承創新傳統中醫藥文化和知識。

（3）國家應明確“名醫工作室”所在單位的責任並制定組織激勵政策。在訪談過程中發現，有些專家表示自己所在醫院對國家名醫工作室建設很重視，有些專家表示醫院不是很重視名醫工作室的建設。為確保工作室所依托環境能夠都有積極性支持國家名醫工作室的工作，國家需要制定激勵國家名醫工作室所在組織的措施，對國家名醫工作室建設好的組織給予表彰，並給予后期財政資助，以促進中醫藥組織積極支持名老中醫知識傳承的政策。

（4）利用行政保護條例加強“名醫工作室”的知識產權保護和利用措施。名老中醫藥專家所擁有的豐富的臨床經驗和技能是自己一生積累的獨特的學術思想，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其中許多知識是一些難以明確用語言表達的“技巧”和“訣竅”，而這些“技巧”“訣竅”往往是需要在繼承者實踐中體悟的感知性的東西。如果有些名醫不願意主動與繼承人傳承隱性知識，名醫工作室就會流於形式。為了能夠改變這種獨享機制，國家可以針對中醫藥隱性知識擁有者的特性，設置相對應的保護和激勵方式，採取行政保護措施，制定政策保護條例，激勵名老中醫藥專家進行隱性知識的轉移分享;國家在制定名醫工作室政策時，也要考慮保護知識產權的措施，在目前知識產權法保護不到的地方進行行政保護，以增強名醫知識傳承分享的動力。

（5）國家需要制定“名醫工作室”政策措施執行監督機制。相比於制定新的中醫藥政策、制度與法律法規，如何貫徹落實已有的中醫藥政策、制度與法律法規顯得更為關鍵，之所以國家“名醫工作室”政策對中醫藥知識傳承創新有那麼多利好的情況下發展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如對“名醫工作室”政策訪談中發現一些團隊績效不如預期的顯著，各個團隊之間發展很不平衡，有的甚至流於形式。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具體單位對國家“名醫工作室”政策的執行力不夠，國家保護和促進傳統中醫藥知識傳承創新的良苦用心並沒有轉化為中醫藥事業發展的良好效果。

（6）建立國家名醫工作室知識傳承的第三方評價機制。根據國際經驗，要科學客觀評價政策效果需要第三方進行評估，一般都是行業協會和中醫藥學會等社會組織對國家名醫工作室政策效果進行評估。

2.制定“院校基礎模式”+“名醫工作室”師承模式融合的名醫培養體系，保障中醫藥特色發展

高等院校中醫藥人才培養具有大批量、規范化、標准化的優勢，名醫工作室師承模式具有因材施教、特色化、本地化優勢。

名醫工作室的建立，既符合中醫隱性知識轉移的規律，也是名老中醫獨到學術思想和技能技法薪火相傳的重要途徑，是中醫隱性知識代代相傳、長盛不衰的重要方式，抓住這一關鍵才是提升中醫隱性知識提升效果的焦點和要件。

但是目前“院校教育”和“名醫工作室”是兩張皮，沒有進行有機組合。應該進行有機結合，將“名醫工作室”作為繼續教育的內容。國家“名醫工作室”具有繼續教育提升學習的效應，具有顯著隱性知識傳承特色，有利於中醫的心法、心悟、直覺和靈感等體驗功夫和思維方式，“醫理無窮，脈學難曉，會心人一旦豁然，全憑禪悟”。

3.規范國家“名醫工作室”生產的高級別中醫藥知識“証據”，打造中國特色健康醫學平台

國家“名醫工作室”產生了一系列成果，需要運用循証醫學和循証社會科學方法進行分類和分級，同時開展評價和評估，然后運用知識產權保護和政策保護的方法加以保護和利用。中醫藥發展不是平行運行，總是先形成知識高地，產生極化效應，引領發展。構建國家名醫工作室會形成中醫藥知識傳承創新的知識高地，產生平台效應。在健康中國建設中，中醫藥知識平台形成后需要共享與傳播，需要有強大的新媒體技術平台的支持。名醫工作室應與信息技術部門加強合作，建立內外部中醫藥知識網絡、建構名醫工作室的診療經驗數據庫等相關的知識管理系統。

四  成果的主要價值

學術價值：該成果將知識代際轉移和中醫藥公共政策評估兩個相對獨立的研究主題結合起來，運用計劃行為理論分析中醫藥傳承政策對國家“名醫工作室”團隊知識轉移促進的影響及內在機制，並採用公共政策評估最新分析工具：利用增量對比分析方法評價政策作用效果，並對評價過程中的差異性及不確定性做敏感性分析。這種宏微觀結合的綜合研究方法為中醫藥政策的改革和優化提供更科學縝密的依據，豐富了中醫藥公共政策理論。

應用價值：該成果在中醫藥事業發展實踐中具有十分突出的應用價值。對當前我國中醫藥發展面臨的困境運用中醫藥公共政策解決“中醫藥傳統知識代際轉移”問題，對國家名老中醫藥專家在“中醫藥知識傳承”轉移的意願和繼承者的學習意願有了深度認識，對中醫藥政策在執行中的政策轉移問題有更清晰的了解，對當代國家“名醫工作室”中醫藥知識代際轉移的基本規律和特殊規律具有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