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報紙新聞文體史研究（1949~2012）

安徽大學劉勇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代中國報紙新聞文體史研究（1949~2012）”（項目批准號為：13CXW005），最終成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李娟、周正昂、王磊、章玉政、鄒君然。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新聞學歷來被分為理論、應用和歷史三大領域。其中，應用新聞學離新聞實踐最近，卻常常被置於“術”的范疇，而備受輕視。長期以來，作為應用新聞學重要組成部分，“新聞文體”始終龜縮在“新聞體裁”的狹小空間中，高校的新聞業務課也僅僅停留在講授新聞寫作技巧層面，“新聞文體史”更是長久無人問津。王中先生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提醒學界要重視這個問題，否則學生們就會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地。有鑒於此，本項目首要的研究目的即在於喚起學界對於應用新聞學研究的重視。當然，更為重要的是，“新聞文體史”本身是一個具有研究張力的命題：其背后既蘊藏著深邃的新聞觀念的變化，涉及新聞理論內的諸多問題，同時，也具有史學的價值，還浸潤了業務層面的質的規定性。換言之，這是一個能夠真正勾連新聞學三大領域的研究論題。

與此同時，在傳統的新聞文體乃至應用新聞學研究中，規范性（normative）研究居多，描述性（empirical）研究偏少，“應然”研究與“實然”研究常常出現割裂的狀況。這樣，往往容易導致此類研究中化約主義傾向的出現。而且，研究視野也趨於單一，多將新聞文體置於新聞業務層面，僅僅將之視為“術”，從體裁寫作技法角度加以密集研究，理論視野不夠寬拓，歷史思維又極度匱乏。該成果希望能夠直面這些問題，探索新聞文體史研究的新路徑。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對於當代中國新聞文體史，慣常的做法是運用純粹的編年史路徑加以闡述，這種研究的優勢是一目了然、易於呈現歷史細節，但同時又容易限於瑣細，遮蔽重點。該成果力圖跳脫這種單純的新聞業務編年史的寫法，嘗試由具體問題切入，在展示當代中國報紙新聞文體演變的實存狀態的基礎上，觀測文體演進背后觀念的變遷，探尋促發文體嬗變的關聯因素和基本規律，繼而為互聯網時代新聞呈現方式的變革、新聞實踐的革新提供一份借鑒。具體來說，“1949年以來新聞文體究竟呈現出怎樣的歷史圖景與發展脈絡？哪些因素在影響新聞文體的嬗變？那些以新聞為業的人如何從事文體實踐？他們又是如何思考新聞的制作？”凡此種種的問題，構成了該成果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域”。

該成果的主要觀點是：新聞文體發展史的研究需要從新聞文體內在邏輯出發，展示不同新聞樣式、呈現方式及至文體觀念之間交光互影的歷史脈絡。基於此，本書首先引入“范式”概念對當代中國報紙新聞文體展開“深描”，結合文體發展的內在理路和外在形態考察文體的演變。這是因為，“范式”概念為我們打量新聞文體的演變與本質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一方面，不同時代、不同媒體、不同記者生產的新聞文本恆河沙數，種類、形態也千變萬化、不勝枚舉。“新聞文體范式”超越千差萬別的新聞作品層面，跳脫新聞體裁、報道方式、報道模式等單一維度，是對單純新聞文本的提煉與超越，從而能夠更加清晰地呈現1949年以來我國新聞文體演進的脈絡與文體觀念的移位。另一方面，“新聞文體范式”能夠為我們尋找不同文體樣態創變與發展規律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路。文體范式的變換與遷移，依循新聞與政治、文學（文化）的互動關系，也契合新聞文體內生邏輯的自洽性。與此同時，著眼於不同“新聞文體范式”之間共生與互動關系，展開對當代中國新聞文體史的闡釋，這一研究路徑具有一定的創新性，實質是為了探尋新聞業務史研究的多維度可能性。

基於此，該成果按“總—分”結構，分為四章展開論述。

《范式與當代中國報紙新聞文體嬗變》主要基於“范式”互動的維度，檢視當代中國報紙新聞文體的演進脈絡，探查新聞文體嬗變的內在機理。我們首先闡釋在當代中國新聞文體史研究中引入“范式”概念的可能性與合理性。這需要簡要論証“范式”的概念史，展示其內在張力和外在傳播力之間的關聯。新聞文本中所透露出的整體性特征、內在機理、規范性要求以及成功的文體范例等，結合不同報紙的性質與風格定位、中國新聞文體的文化傳統等其他因素，構成了我們判斷范式類型的一個重要標准。循此標准，將1949年以來的新聞文體劃分為三大范式：“宣傳范式”、“文學范式”和“專業范式”。

“宣傳范式”指的是新聞文體的邏輯起點與功能指向都以宣傳為根本目的，其實質是運用新聞進行宣傳，強調新聞承載的是意識形態功能，體現的是政治力量對於新聞話語的“征用”。“文學范式”是指新聞報道中調用文學觀念和創作手法來呈現新聞的方式，它表現在文體樣態上，是指散文式新聞、新聞特寫、報告文學等雜交文體的出現，表現在方法上則是散文、小說等寫作技法在新聞中的借鑒與改造。“專業范式”源自新聞職業化進程中逐漸型構的專業理念以及由此產生的一套操作原則，呈現的是新聞作為一種獨立文體所具備的本質特征和獨特氣質。

整體觀之，三大范式並非完全按照時間線索漸次出現，也不是簡單的迭代關系，相反，它們有時會共生於同一階段，有時會共存在於一家媒體之中，有時甚至會出現在同一篇新聞文本中。更為重要的是，從歷史維度看，三大范式之間的互動常常表現為相互勾連、交織與融通，彼此借鑒、吸納與改造。依據新聞文體的特質、新聞媒體的特點以及新聞生態環境的特征，結合不同文體范式的生成與變化歷程，將1949~2012年新聞文體的歷史分成五個階段：從范式並存到“宣傳范式”主導地位的確立（1949~1965年）、“宣傳范式”的畸變（1966~1976年）、“范式”的調整與復興（1977~1989年）、“范式”的定型與融合（1990~1999年）、“范式”的轉型與重構（2000~2012年）。

《承繼與調適：“宣傳范式”的文體嬗變》，著重展示作為當代中國新聞文體主導范式的“宣傳范式”的基本特質。首先從文體變遷中分別考察“以正面宣傳為主”這一基本方針的內涵與演進歷史，兩大報道模式（“政論模式”和“信息模式”）的文體特征以及兩種報道方法（“印証式”和“用事實說話”）的不同內涵與使用情境。本章還對“宣傳范式”的標志性文體樣式——“新華體”進行了歷時性考察，力圖全景呈現“新華體”從風格厘定到內涵型構再到變革調適的全過程，從而探查“新華體”特征型構與內涵革新。這部分還有一個重要發現：亦即2000年以來，伴隨新聞文體“專業范式”的日漸成熟，“新華體”開始借鑒“專業范式”，“征用”客觀報道手法，用專業的方式進行“宣傳”。

《互動與交融：“文學范式”的文體創變》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當代新聞文體實踐中，文學因素如何被調用與凸顯，新聞如何與文學互動與博弈。與以往的研究相比，這部分的一個顯著特點在於第一次從新聞文體維度，提出並闡釋了新聞文體“文學范式”的內涵與演變。本章首先歷時性展示“文學范式”的呈現路徑及其基本特質。緊接著，我們在結合具體案例分析中，提煉出了“文學范式”的兩種報道模式：“散文模式”與“故事模式”。與之相對應，我們分別考察了“文學范式”兩種典型的文體樣式（“散文式新聞”和“非虛構寫作”）的歷史變遷及其在不同時期的特質、代表性作品等。本章的第四節選擇“文學范式”的代表性記者南香紅作為個案研究，運用內容分析和敘事學方法，選擇其31篇特稿代表作進行“文本細讀”，在展示南香紅特稿風格的基礎上，探討特稿的文學面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章通過比較分析“故事模式”在不同范式中的不同用法，借此進一步廓清了三大“范式”的基本理路。其中的重要觀點是：文學范式中的“故事模式”著意於文學意義上的“再現”，強調運用一切適宜的文學表現技巧敘事寫人、呈現新聞﹔“宣傳范式”使用“故事模式”的首要前提是為政治宣傳服務﹔“專業范式”視域中的“故事模式”實質屬於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契合了傳播的“儀式觀”，強調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呈現新聞事實的意義，凝聚社會共識。

《型構與創新：“專業范式”的文體演變》較為全面地論述了一個基本觀點，亦即“新聞文體‘專業范式’是在新聞職業化進程中所形成的關涉新聞職業價值與專業定位的文體理念與操作規則”。為此，著重剖析了新聞文體“專業范式”的當代路徑與核心內涵，闡釋其兩種報道模式（“信息模式”和“深度模式”）不同定位與特點，並結合“客觀”與“深度”兩種專業訴求，展示了“客觀報道”“深度報道”兩種主要報道方式在當代中國的演化。其中，對於兩種“深度”追求方式的總結具有一定的新意：80年代以“思想”求“深度”，90年代至今以“專業”求“深度”。為了論証“專業范式”下會產生不同的文體呈現方式，本章最后選擇了兩位名記者（王克勤與李海鵬）作為個案，前者以“調查性報道”見長，后者以“新聞特稿”聞名，力圖從他們的報道文本中來分析其各自的風格特征，繼而探尋新聞文體生產的微觀理路。

三  成果的主要價值

作為新聞業務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新聞文體史不僅是勾連新聞學研究中“學”與“術”的一個重要契合點，也是應用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基礎性“路徑”。

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闡釋該成果的價值。

（1）學術價值：在我國社會歷史變遷的大背景下，歷時呈現1949年以來中國報紙新聞文體的實存狀態和發展脈絡，著力探尋記者群體和“名記者”個體在文體發展進程中的特點與作用，從理論上厘清了新聞文體發展中的諸多問題以及文體演變背后的規律性因素，彰顯60多年來我國新聞觀念的演進軌跡，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理解當代新聞實踐、反身打量新聞觀念嬗變的另一種思路。同時，這種研究路徑也為新聞文體乃至應用新聞學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借鑒。

（2）應用價值：立足歷史視域，從新聞文體的內生邏輯出發融合“記者研究”“新聞文本研究”，史論結合，論從史出，不僅能夠通過探源測流來夯實新聞文體研究的基礎，還能夠切實解決新聞寫作學領域縱、橫兩個維度不平衡的問題。此外，新聞文體史作為新聞業務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多年來一直沒有得到學術界應有的重視。從這個意義上說，該成果在推動新聞業務史這一專門史的研究方面，具有積極意義。

（3）社會影響和效益：該成果對於新聞文體本體的關注，能對職業記者的新聞寫作專業化產生直接的推動作用，同時，對於當下正在流行的“非虛構寫作”的研究，也為寫作者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專業認知和現實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