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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簡牘兵學文獻分類整理與綜合研究”負責人、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教授
出土簡牘價值寶貴，在一定程度上可印証古史研究，使原有文本敘事更為豐富細致。它所涉領域廣泛，若從兵學角度切入，可以發現有些出土簡牘具有豐富的兵學文化內涵。深入挖掘這些簡牘中的戰爭敘事及兵學思想書寫，有助於提升對傳統兵學文化的認知。眾所周知，黃帝是上古時期具有傳奇色彩的帝王，也是簡牘文本書寫的重要角色之一。值得關注的是，出土簡牘書寫了黃帝征戰，呈現了早期軍禮及其兵學思想。
不朽武功：黃帝艱難征戰天下
黃帝征戰天下，具有一定神奇色彩。不僅表現在征戰對象眾多，而且體現在征戰的地域遍及南北東西。
黃帝征戰在傳世典籍中有書寫，《史記》記述“與炎帝戰”“與蚩尤戰”。銀雀山漢簡《黃帝伐赤帝》對黃帝征戰的書寫，斑斕多彩。黃帝征戰天下四方：一是“南伐赤帝”，二是“東伐青帝”，三是“北伐黑帝”，四是“西伐白帝”。其中“四帝”之名——“赤帝”“青帝”“黑帝”“白帝”，是以“四方之色”而命名。不難看出，居中央者為黃帝。黃帝征戰的結果是“勝四帝，大有天下”。合而觀之，《黃帝伐赤帝》中的“五帝”與司馬遷《史記》所言“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明顯不同。這也反映了兵學書寫者與史學書寫者在觀念認識上的分歧。
《黃帝伐赤帝》“至於”某地、“戰於”某處的書寫方式，使黃帝征戰“四帝”的作戰地點和地形得以大體呈現。例如，黃帝“伐赤帝”“至於□□”“戰於反山之原”。作戰地點殘缺，地形是“反山之原”。由此可知，黃帝“伐青帝”的作戰地點是“襄平”，地形是“平□”。黃帝“伐黑帝”的作戰地點是“武隧”，而地形殘缺。黃帝“伐白帝”的作戰地點是“武剛”，地形殘缺。傳世的《孫子兵法》可印証黃帝征戰“四帝”之說，正如《孫子·行軍篇》：“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北宋梅堯臣注解黃帝“勝四帝”的地形：“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梅氏注解對於認識黃帝征戰“四帝”的作戰地形有參証的作用。黃帝征戰“四帝”的作戰地形由此找到了大致答案：一是“處山”，即山地。二是“處水”，即水上。三是“處斥澤”，即沼澤地。四是“處平陸”，即平原陸地。由此推定，黃帝“伐青帝”的作戰地形“平□”是平原陸地，故此，“平□”可補釋為“平陸”。從以上分析看出，《黃帝伐赤帝》不僅注意黃帝作戰地點的記載，而且留意作戰地形，這種寫作方式突出了作戰地理環境對於戰爭勝敗的重要影響。
不僅如此，《黃帝伐赤帝》記載了黃帝制勝“四帝”之術。以今觀之，黃帝既重視地形，也重視戰術，還重視戰略。概言之，黃帝注意利用地形，也講究“右陰，順術，背沖”戰術，還留意實施政治和經濟戰略：“休民”“熟谷”“赦罪”。換言之，黃帝注意休養民眾、使糧食豐收和赦免罪人，做有利於民眾的事情，贏得人心歸附，以此佐助自己取得天下。總之，《黃帝伐赤帝》從地形、戰術、戰略三個層面闡述黃帝制勝“四帝”之因，明顯要比《孫子兵法》僅從地形視角闡發更全面、科學。此外，銀雀山漢簡《見威王》對黃帝征戰尚有資料補充，有“黃帝戰蜀祿”之說。
綜上，黃帝艱難征戰天下，《黃帝伐赤帝》《見威王》是重要縮影，彰顯了不朽武功。需要注意的是，簡牘文本關於黃帝征戰四方且戰無不勝的書寫，明顯帶有一定的渲染色彩，書寫者似乎有意塑造黃帝神奇的形象。
最早軍禮：黃帝舉行誓師儀式
軍禮誕生於征戰之中，黃帝舉行誓師儀式與征戰蚩尤密切相關，並且具有一定神秘色彩。黃帝征戰蚩尤，不僅《史記》有記載，而且漢畫像石也有呈現，山東濟寧嘉祥縣武梁祠畫像石遺存“黃帝戰蚩尤”圖。此外，清華簡《五紀》記述的黃帝戰蚩尤的過程更細致全面。
據《五紀》所述，蚩尤是黃帝之子，長大成人后，發明先進兵器，組建軍隊，並以“錐陣”“方陣”“圓陣”來操演軍隊。當時“百神皆懼”，天降災害，黃帝迫不得已命令天下之人誅殺蚩尤，於是天下出現混亂局勢。最終，黃帝“大潰蚩尤”，迎來“四荒乃愛”的局面。《五紀》將“黃帝戰蚩尤”起因歸結為蚩尤犯上作亂，企圖挑起戰爭，聲稱蚩尤“將以征黃帝”，黃帝被迫採取行動，“殺蚩尤”。
《五紀》對於研究上古時期的軍禮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它還記述了黃帝舉行誓師儀式，這一軍禮儀式並未引起學界足夠重視。黃帝在正式征伐蚩尤之前，舉行了庄嚴的誓師之禮。清華簡《五紀》有具體而又詳細描述：黃帝身穿禮服，整齊自己方隊，遍告全體將士。當時，黃帝手執權杖和大旗，發表了誓詞。現將誓詞擇要錄之：“時汝高畏，時汝畏溥，時汝四荒……作遏……天之五瑞乃上，世萬留常。”
參照《尚書·牧誓》，可以發現黃帝征戰蚩尤舉行的誓師儀式，與周武王伐紂在朝歌牧野舉行的誓師儀式頗有相似之處：一是主持誓師儀式的黃帝與周武王在舉止上相似。二者皆是左手拿“黃鉞”，右手舉旗幟。二者所舉旗幟的樣式不相同，前者為“旐”，后者為“白旄”。“黃鉞”是權力的象征，“旐”“白旄”則是指揮號令的象征。黃帝與周武王都是大聲提示部下將要發表誓詞，“呼”與“嗟”的字眼就是明証。二是黃帝與周武王舉行的誓師儀式目的相似。二者都是控訴敵人的罪惡，激勵部下英勇殺敵。黃帝宣稱蚩尤“作遏”，周武王聲討商紂王“暴虐於百姓”。至於如何激勵將士殺敵，《五紀》強調“勵武”，《牧誓》則言“勖哉”。誓師儀式顯著不同之處在於誓詞的內容，比如黃帝在誓詞的末尾強調“天之五瑞”，嘉瑞將會降臨。周武王在誓詞的末尾命令部下遵守作戰紀律和優待降者。由此觀之，《牧誓》與《五紀》在書寫誓師儀式方面有一脈相承之處。《牧誓》在繼承《五紀》誓詞創作思維的基礎上有所創新，人本主義色彩鮮明，主旨內容更加成熟。
總之，《五紀》中的誓詞具有原始性和首創性，所述黃帝誓師儀式很可能是目前所見軍禮的最早記載。
神妙色彩：黃帝兵學思想的書寫
簡牘文本顯現了黃帝兵學思想的書寫。黃帝不僅善戰，而且兵學思想具有神妙色彩。簡牘文本提供了鮮明例証，呈現了黃帝兵學思想多樣性書寫。
銀雀山漢簡《勢備》蘊含了黃帝軍事威懾思想。這一兵學思想以借喻方式來體現，《勢備》有言：黃帝發明寶劍，“以陣象之”。為何把寶劍比作軍陣？這是由於寶劍早晚隨身攜帶，但未必一定使用，故此好似軍隊排兵布陣一般，不一定用於作戰。歸根結底，在黃帝心目中，寶劍猶如軍陣，這種“陣而不戰”的表現，彰顯出的氣勢具有一定威懾作用。由此說來，《勢備》中“陣而不戰”的說法，實質上代表了黃帝軍事威懾思想。
銀雀山漢簡《地典》體現了黃帝重視謀略的用兵思想。從殘損簡牘看，《地典》的作者流露出對黃帝兵學思想的贊譽之情，誠如“黃帝之勝經”。此外，《地典》透露出黃帝作戰重視使用謀略的本色。從黃帝的口氣“吾將興師用兵……”“吾已……”和戰績，可以推定《地典》的錯亂之簡“吾不鈍一兵，不殺一人，而破軍殺將”之說，可能出自黃帝之口。此番言論體現了黃帝善於使用謀略，雖不出兵，但可使敵人“破軍殺將”。
張家山漢簡《蓋廬》系統總結了黃帝兵學思想之精華。《蓋廬》具有濃厚的兵陰陽色彩，以蓋廬與申胥對答的形式來書寫。其中，申胥總結了黃帝兵學思想：“黃帝之征天下也，太上用意，其次用色，其次用德，其下用兵革。”《蓋廬》提及的黃帝“用德”和“用兵革”，比較好理解。換言之，使用仁德戰勝敵人，使用戰爭戰勝敵人。而“用意”和“用色”之說，比較難理解，“用意”似乎是指“使用主意”。這與兵家孫子的主張不謀而合，即孫子所言“伐謀”，使用謀略戰勝敵人。雖然二者措辭不同，但其思想主張似乎一致。《蓋廬》也強調使用謀略：“用兵之謀，必得天時。”況且，《地典》呈現的黃帝作戰重視謀略也可作為陪証。至於“用色”之“色”，不是指“美色”，而是與“陰陽五行”有密切的聯系，即與空間方位有關。按照“陰陽五行”之說，五色“青”“白”“赤”“黑”“黃”，分別代表“東”“西”“南”“北”“中”。由此可知，《蓋廬》“用色”戰，特別強調作戰之時所佔據的地理方位很重要。總之，申胥闡明，黃帝兵學思想把使用“謀略”視為最上等，把使用戰爭視為最下等。這似乎與《孫子兵法》有相似之處，而不同之處是孫子把“攻城”視為最下等。
黃帝兵學思想影響深遠，傳世兵書可以舉証。例如，《六韜》記載周武王請教用兵，姜太公援引黃帝之言“一者，階於道，幾於神”談論用兵之道。再如，《尉繚子》記述梁惠王咨詢尉繚有關黃帝兵學思想：“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對此解釋：“刑以伐之，德以守之。”此“刑”是指戰爭，由《國語·魯語》“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可証。尉繚並且強調戰爭勝敗是以人事為根本，不以“天官時日”來決定。不難發現，黃帝刑德思想核心主張是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擺脫一味依賴天時的消極心理。又如，《李衛公問對》記載唐太宗與李靖論兵，太宗指出：“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李靖說：“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他繼而分析黃帝創立“丘井之法”，本質是軍陣變相的翻版。唐太宗折服黃帝的兵學思想，連連驚嘆：“深乎，黃帝之制兵！”“后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閫閾。”從上述兵書記載來看，姜太公、梁惠王、尉繚、唐太宗和李靖都注意研究黃帝兵學思想，從中吸納有益養分。由此觀之，后世研究者對黃帝兵學思想表現出認可，唐太宗表現得尤為突出。此外，南宋張預在注解《孫子兵法》時指出：“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
綜而論之，出土簡牘為深化黃帝征戰、早期軍禮和兵學思想研究提供了新視點。這些簡牘文本有的比《史記》產生時間早，書寫內容涉及傳說時代，這使黃帝兵學思想的產生源流和發展脈絡可以向更早追溯。如何合理看待簡牘文本和傳世兵書對黃帝兵學思想的書寫？一方面，需要借助顧頡剛的“古史層累說”。正如顧氏所言：“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后世對於黃帝兵學思想的書寫似乎也如此，揭示了兵學書寫者塑造黃帝兵學思想的“神妙”。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助李學勤倡導的“重寫學術史”作指引，審視黃帝征戰及兵學思想書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