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作者：趙建永，系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員
2004年湯一介在北大治貝子園。孫德利攝 圖片由作者提供
湯用彤全家在北平中山公園。從左至右：湯夫人張敬平，湯用彤次子湯一介，長子湯一雄，幼女湯一平，湯用彤。約攝於1936年。圖片由作者提供
《湯一介集》圖片由作者提供
湯用彤與家人、學生在一起。右起：湯一介、湯用彤、湯丹、樂黛雲、張敬平、湯一玄﹔左起：蕭萐夫、楊祖陶、肖靜寧、楊辛。圖片由作者提供
《湯用彤學記》主編 湯一介 執行主編 趙建永 圖片由
作者提供
學人小傳
湯一介（1927—2014），湖北黃梅人，哲學史家、教育家。1951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入北京市委黨校任教。1956年調到北大哲學系，2006年獲評資深教授。曾任北大儒學研究院院長、中華孔子學會會長、國際中國哲學會主席、國際道學聯合會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儒藏》編纂中心主任、首席專家等職。著有《儒道釋與內在超越問題》《佛教與中國文化》《反本開新》《矚望新軸心時代》等，主要著作收入十卷本《湯一介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家國情懷 勇於擔當
湯一介先生1927年2月16日出生於天津。那時，他的父親湯用彤先生（1893—1964）正在南開大學任教。其祖父湯霖（1850—1912）給孫輩取名都有“一”字，湯用彤希望兒子傳承湯家視讀書治學為本分的家風，遂給他取名“一介”，寓意“一介書生”。湯一介一生也正是在讀書、寫書、編書和教書辦學中度過的。
從湯霖、湯用彤到湯一介，百余年間，社會環境滄海桑田般不斷變遷，他們三代人的家國情懷一直不變。
湯霖號頤園，在清光緒年間，與廖平、文廷式等維新志士為同科進士，做過幾任知縣。他思想開明進步，創辦新式學堂，廣育人才。1911年，湯霖題寫《頤園老人生日宴游圖》跋文，其中寫道：“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事不避難，義不逃責”是湯氏三代學人終身的座右銘。“事不避難”典出《國語·魯語》中春秋時魯國大夫臧文仲所言“居官者當事不避難”，意謂行事應不畏懼危難險阻。“義不逃責”，最早相關表述見於《論語》中的“見義不為，無勇也”。湯霖將“事不避難”“義不逃責”聯用，強調若合乎道義，就要堅定自覺地勇擔責任，展現出勇於擔當、開拓奮進的精神風貌。“素位而行，隨適而安”則是一種遵序歸位的修身法門和簡約自然的人生態度，指安心當下，做好本分。
湯霖傳下來的這種家風深刻影響了湯用彤、湯一介的立身行事，他們用生命演繹了此門風祖訓。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是學術史上的難題，湯用彤不畏艱辛，鍥而不舍地著就《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理清了印度佛教的中國化進程。他專心教研，不願卷入煩瑣事務，但在1946年北京大學從昆明北歸的關鍵時刻毅然肩負起復校重任。湯一介身處轉型時代，傳承了湯家的家風：淡泊名利、謙遜儉朴、兼容並蓄、勤奮嚴謹、心懷天下而弘道不輟，且善於團結各方力量來復興中華文化。1984年湯一介創辦中國文化書院，聯合馮友蘭、季羨林、任繼愈等學者，通過系列論壇、講座、培訓、出版等活動，引領了當時的文化熱。他耄耋之年主編《儒藏》，以“事不避難”的強烈使命感承擔起這一光前裕后的大工程。他逝前將《頤園老人生日宴游圖》復制多份贈送親屬，原圖則捐獻北大。
湯霖心系國運，平時最愛吟誦孔尚任《桃花扇·哀江南》和庾信《哀江南賦》，以寄托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愛國情。湯霖教育子女很重視詩書傳家的家風，正如庾信此賦所雲“潘岳之文採，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先陳世德”。湯用彤幼時罕言語，貌似愚鈍，但三歲時一日獨自坐在門檻上，模仿其父口吻，一字不差地背出《哀江南》全曲。父母偷偷地站在后面傾聽，大為驚奇。湯霖於是讓他在教館中開蒙，常用先賢嘉言懿行予以教導，使其漸對歷史文化產生興趣，打下牢固的國學根底。湯用彤年長時以“幼承庭訓”來概括所受家教，仍常用黃梅鄉音吟誦《哀江南》，湯一介耳濡目染，六歲便能成誦。
湯一介讀初中時，湯用彤發覺他愛背詩詞，遂拿出駢文第一佳作《哀江南賦》讓他看。此后，湯一介常用鄉音吟誦《哀江南》《哀江南賦》。隨著閱歷加深，湯一介逐漸從中體悟到：一個家族應該有家風，如果家風斷了，那麼這個家族也就衰落了。從盧溝橋事變到新中國成立前，他幾乎每天都會聽到父親吟誦《哀江南》，父親還對他說，“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幾句可作為歷史教訓。對於祖父和父親為何愛讀《哀江南》，湯一介認為是他們生逢國勢日衰的亂世，憂患意識扎根於其靈魂深處。湯一介的兄妹皆在抗戰時艱苦生活中病逝，國難家殤激發他探尋人生意義，常自問這一生為何而來？那時他就認識到：自己活著就應對社會負有責任和使命，不甘於平庸凡俗，要承受苦難以經世濟民。這種憂患意識不是為一己之小我，而是為國家的大我，因此他立志願為崇高理想而舍生忘死。
在湯用彤言傳身教浸潤下，湯一介全面承繼起家學門風，至今其子孫后代都能背誦《哀江南》。國學亦家學，家風即國風，湯門三代堪稱典范。
父愛深沉 薪火相傳
作為佛學家、哲學家和教育家，湯用彤在印度哲學、佛教史、魏晉玄學、道教史及跨文化比較領域都取得了許多杰出成就。湯一介子承父業，將其父文教事業纘續光大。湯先生父子兩代皆為學術大師，這在中外歷史上並不常見，這與湯氏的家風家教有關。
湯用彤夫婦對子女慈愛呵護，從不打罵，尊重孩子的合理意願，注重培養其良好習慣和自立、自強、自信的主體性道德人格，有意為他們創建寬鬆自在的成長空間，營造溫馨和諧的家庭氛圍。愉悅自由的生活環境塑造了湯一介率真坦誠、儒雅平和的性格，他十分感念父母給予自己幸福難忘的童年，也在孩子教育上像父母那樣讓其充分順應天性，全面發展。湯一介的兒女皆品學兼優、事業有成、家庭美滿。（可參閱湯一介、樂黛雲、湯丹、湯雙合著的《燕南園往事》等書）
湯一介早年生活頗受父親工作變遷的影響。1931年湯用彤至北大哲學系任教授，湯一介隨父親到北平，家住故宮東鄰的一套宅院，錢穆、錢偉長都在此借住過。湯用彤不僅把愛子送到幼兒園、小學讀書，還聘請其研究生王維誠和學術助手王森住在湯府正房的樓上當家庭教師。1939年湯一介在母親帶領下輾轉萬裡來到西南聯大與父親團聚。1943年，他在位於昆明的西南聯大附中讀初二，因受斯諾《西行漫記》感召，擬投奔延安參加革命，行至貴陽被反動軍警遣返，於是他轉至重慶南開中學直接讀高中。父母時常與他通信關心其成長，湯一介寫信抱怨生活太苦，湯用彤回信說：抗戰期間大家都苦，不該對此有什麼抱怨。他還抄上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寫道：“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人應該多想想比你更困難的人，要像杜甫那樣，在艱難的生活中，他想到的是大庇天下寒士。”湯用彤在信中要求兒子克服暫時的困難，同時自己節衣縮食省下錢來給兒子補充營養。每當想起父親這類教誨和關愛，湯一介都感動不已，提醒自己切勿苟且偷安，做些造福眾生之事，以不負父親的殷殷囑托。
1945年，湯一介從重慶回昆明，在父親引導下廣泛閱讀哲學、宗教、文史類書籍，從此立志做哲學家。他1947年由北大先修班考入哲學系，選修了湯用彤講的兩門哲學課和賀麟、胡世華、朱光潛、廢名、梁思成、俞大縝、楊振聲等教授的課程，受到良好的中西學術訓練。成長為愛國青年的他，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加入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臘月社”，還與同伴在家中開會、共讀進步書籍。因活動頻繁而被特務盯梢，在父親的庇護下，湯一介安全脫險。
北平解放前夕，湯用彤收到南下機票，他秉持家訓，留在大陸，擔任北大校務委員會主席，與湯一介一起迎接解放，為建設新北大盡職盡責。他廣邀名家來北大開設馬克思主義課程，還與李達、艾思奇等人發起中國新哲學研究會，傳播馬列主義，批判地繼承舊哲學。新中國成立后，湯一介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湯一介大學畢業，由於又紅又專，他被分配到北京市委黨校做教員，講授中共黨史、馬克思主義哲學等課。因條理清晰、深入淺出，湯一介的課很受學生歡迎。那時，他刻苦鑽研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我曾有機會查閱湯一介讀過的這批書，看到其上有大量圈點批注，可想見他當年用功之勤、致思之精。
1954年湯用彤中風后，撰文多由湯一介夫婦等協助，聽他口述做筆錄。1956年，在周恩來的關懷下，湯一介被調入北大哲學系做湯用彤的助手。湯一介幫助父親編校出版了《魏晉玄學論稿》《往日雜稿》等著作。《歷史研究》1961年第5期發表了湯用彤、湯一介共同署名的文章《寇謙之的著作與思想——道教史雜論之一》，這是湯一介在父親指導下完成的。我曾發現一本《有關寇謙之、陸修靜、陶弘景的資料》未刊稿，署名“湯用彤、湯一介”，當是他們為寫道教史雜論之二、之三而搜集的素材。
1962年青年節，《人民日報》頭版刊發一則新華社消息，提到湯用彤雖因病休養，仍盡力培養后學，“湯一介就在他的指導下，學習魏晉玄學，同時正在有計劃地編寫有關資料”。同年，湯用彤在札記上題寫“雖將遲暮供多病，還必涓埃答聖民”，以表達他為人民鞠躬盡瘁的心願。1963年勞動節，湯用彤夫婦由湯一介夫婦陪同，應邀上天安門參加慶典。毛澤東與湯用彤交談，並與其全家人握手。湯一介回憶說，毛澤東關心地詢問湯用彤的身體狀況，囑咐他量力而行寫些短文，並言閱讀過他所撰全部文章。此后湯用彤更加努力工作，教導后學，直到病逝。湯一介與父親一樣，總想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之事，視其為義不容辭的職責。
1993年，湯一介召集海內外近百名學者舉行紀念湯用彤百年誕辰學術座談會，宣布籌建湯用彤學術基金，以獎勵卓有建樹的青年學者。湯一介1997年發起的“湯用彤學術講座”迄今已舉辦20屆，邀請饒宗頤、杜維明等海內外名家擔任主講。
弘傳家學 整理遺稿
湯一介著述等身，但堅辭“國學大師”桂冠，還屢稱自己“學不如父”。其實，學術發展代際不同，父子二人的學術成就各有特色。他們的學術關系，從湯用彤對湯一介的影響或湯一介對湯用彤的傳承方面來說，湯一介全面地繼承了湯用彤跨文化、跨學科的比較視野和方法，並更多地以古鑒今，更貼近社會現實。在具體研究上，湯一介一方面推進了湯用彤開辟的學術領域，如魏晉玄學、早期道教史、儒學與三教關系等﹔另一方面探索中國文化獨特的內容和方法，提出普遍和諧觀、創建中國解釋學。這可以說是他對父親未竟之志的傳承和發展。
受父親影響，湯一介在治學之初重點研究玄學與佛教、道教。他1980年在北大開設“魏晉時期的玄學、佛教和道教”課程，在三教關系研究和教學方面皆具首創意義。1983年，湯一介首部專著《郭象與魏晉玄學》出版，此書繼承了湯用彤等前輩的學術成果，促進哲學界擺脫教條主義束縛，成為新時期中國哲學研究的代表作。他1988年出版《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發展了湯用彤道教研究方法和思路，揭示了從道家到早期道教的演進歷程。他的佛教研究也在湯用彤佛教史體系下拓展，更為注重佛道儒的比較，挖掘佛教中國化的當代價值，由此開創了三教關系和跨文化研究的新局面。湯一介主編的“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中華佛教史》11卷本，完成了湯用彤梳理中國佛教通史的遺願。
湯一介闡揚了湯用彤“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治學宗旨，主張在全球意識觀照下發展國學，倡導“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也讓世界文化走進中國”。他主編的《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首次完整展示了西方哲學東漸的百年歷程，被張岱年稱為“貫通中西哲學視野的難得的學術工程”，獲第14屆中國圖書獎。湯用彤、湯一介等前輩篳路藍縷之功，奠定了我國哲學文化比較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和特色。
湯一介的學術思想皆能在湯用彤著述中找到淵源，或者說湯一介的治學根基和成就是通過整理、闡釋和發展家學而形成的。湯用彤去世后，湯一介操辦完喪事，即著手整理湯用彤遺稿。除對父親著作單行本不斷校訂再版外，湯一介新整理結集了《湯用彤論著集（四種）》《理學·佛學·玄學》《魏晉玄學講義》《漢文印度佛教史資料選編》《湯用彤選集》等。1992年應湯一介之請，季羨林、鄧廣銘、周一良聯署了出版湯用彤文集的意見書，由此而有編《湯用彤全集》（以下簡稱《全集》）的動議。我侍學湯一介師18年的殊勝緣分便始自校訂《全集》。湯師主編的七卷本《全集》，我與孫尚揚、楊立華、戈國龍等師兄都參與整理，統稿由我協助湯師完成。《全集》於2000年出版，榮獲第五屆國家圖書獎。
1997年，我成為湯師的專職助手，為方便我工作，他安排我從他的中關園書屋住進他研究室所在的北大治貝子園，有時還將家門鑰匙交給我保管使用。北大儒學院成立后，湯師又讓我管理燕南園的院長辦公室。此間我除參與整理《湯用彤全集》，還為湯師所寫《和而不同》《我們三代人》等論著查找資料、校勘文稿，參與編纂《湯一介集》《儒藏》等。當時隻道是日常工作，后來才逐漸發覺其中蘊涵的重要學術價值。在此過程中，我深受湯門學風洗禮，目睹湯師為弘傳家學國學而夙興夜寐的情景。每每想起，我總會肅然起敬，無限感恩。
湯用彤手稿和家傳藏書是湯一介心中的寶貴財富，他2003年首次中風初愈，就讓我協同整理藏書，編制目錄，為日后捐書做准備。父親的金質獎章、古典家具等物件，湯一介陸續捐獻給北大校史館和家鄉的湯用彤紀念館珍藏。2011年，他把父親與自己的藏書和手稿共四萬多冊，全部無償捐贈北大，由此可見他無私奉獻的豁達胸襟和令人欽敬的大師風范。
湯一介晚年兩大心願是編完《儒藏（精華編）》和《湯用彤全集》續編。盡管每天工作日程排得很滿，但他依然抽空整理父親文稿。為使湯師有更多精力編好《儒藏》，也為讓他及早見到新編《全集》，我全力投入《全集》整理。鑒於上千萬字的全集工程浩大，我協助湯師制定了分期、分批出版的計劃，先編11卷本《全集新編》，再出全本“全集”。
湯用彤逝后60年來，湯師與我相繼從遺稿中整理出《讀〈道藏〉札記》《佛典舉要》《道德為立國之本議》等文章，先行發表於《歷史研究》《哲學研究》《中國哲學史》《世界哲學》《佛學研究》等刊物，這些遺作不斷推動著學界對相關哲學文化問題的研討。湯師常對來訪者說“用彤先生的一些佚文佚事，建永知道的甚至比我還多”，並將此話寫入他審訂的拙著《湯用彤編年事輯》序言中，但我僅將此話視為恩師對我的勉勵、鞭策。30年來，我朝夕用心於湯學研究，湯師父子的年譜、評傳等論著陸續出版。拙作大都經湯師傾心指導寫成，可看作凝聚著恩師心血的師生合著。
編纂儒藏 傳承文脈
湯用彤1957年在中國科學院學部會議上倡議，我們應整理出比日本《大正藏》更好的佛藏來供全世界學者應用，並呼吁逐步刊印《道藏》《太平御覽》等大型古籍。《光明日報》隨即刊出其發言稿，產生了廣泛影響。從他以儒家為旨歸的治學理路來看，當這批叢書編印就緒后，接下來應是匯編《儒藏》。湯用彤作為“純儒之典型”（錢穆語），素來重視傳承民族文脈。
湯一介出入佛道、歸宗於儒，接續著父親的理想和事業。他特別注重整理典籍，以使其治學有扎實根基，並為后學研究打下基礎，還把文獻整理和學術研究、人才培養相結合。經其不懈努力，《儒藏》工程立項，北大“《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隨之成立，他擔任該中心主任、首席專家和總編纂直至逝世。自湯一介2003年發起至今，《儒藏》工程聚集了中、韓、日、越等國近百所高校及學術機構、五百多位學者共襄盛舉。湯一介常說：“中華文明之所以沒有中斷，就是因為有經典存世。編纂《儒藏》關系到中國人的文化自強、文化自信。將中華文化發揚光大，是知識分子應有的對國家、民族的擔當與職責。”“隻要我活著一天，我就願為這個工程盡力。”
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這次座談會上，北大副校長王博教授介紹《儒藏》編纂進展，回顧了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親切看望湯一介教授的情景，他說：“總書記特別關心《儒藏》編纂工作，指出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業，傳承中華文明，肯定湯老做了一件貢獻非常大的事情。”“在新時代推進《儒藏》編纂和研究，是推進‘兩個結合’的一項標志性工作。”湯一介是最早系統深入研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的學者之一，20世紀50年代，他就開始思考這類問題。湯用彤晚年著述中運用馬克思主義來解析歷史文化的內容，多出自湯一介的建議。改革開放后，湯一介一直以敏銳的哲思，探尋馬克思主義與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之間的契合點。湯一介認為，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是對當代中國影響最深廣的兩大傳統。他在湯用彤“文化融合”說基礎上，從文化發展規律的高度闡明了這兩個傳統結合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湯一介與李中華教授主編的九卷本《中國儒學史》，是迄今體系最完備的儒學通史。湯一介主持的《中國經學史》《儒釋道三教關系史》《中國解釋學史》《儒學與馬克思主義》等課題，皆體現出他對復興中國文化和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付出的艱辛努力及其文化自覺和擔當精神。湯一介是中國思想界開風氣之先的學人，他對中國哲學精神的求索、對古今文化問題的思考、對大型學術項目的設計，都彰顯著其學究天人和探尋真善美的濟世情懷，並將全部生命化入文化傳承創新的偉業。他病逝前夕編成《儒藏（精華編）》一百冊以及《湯一介集》《湯用彤全集新編》，闡發了中國文化的永久價值，並培育出大批學術骨干，實現了他要為民族文化傳承發展多作貢獻的人生夙願。
作為教育家，湯一介竭力培養人才，旨在將前賢和自己的學術思想與理想事業以一種更為恢宏深遠的形式進行延伸與升華。他擔當盡責、繼往開來的精神，值得后人傳承弘揚，也激勵著我們擔負起新時代文化使命，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而奮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