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克莎：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踐邏輯

作者：郭克莎，系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華僑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特聘教授

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是一項以宏觀調控為基本框架，把總量政策、結構政策和改革政策結合起來的基礎性、綜合性、長期性政策。確立和實施這項政策的實踐邏輯，主要包括宏觀調控的實踐框架、新發展階段的實踐背景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實踐要求。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政策實施的實踐框架

當前越來越多的研究都認識到，運用西方經濟學的宏觀政策框架解讀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系，最終會面臨理論上的制約，即西方經濟學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無法有效解釋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內涵。

西方經濟學的宏觀政策框架中，宏觀政策是一種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為了應對經濟周期波動，緩解總需求與總供給的矛盾。其中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上是總量性的，不包含結構性政策﹔政策取向和目標是短期性的，不包含長期政策取向和目標。這一宏觀政策框架，與西方經濟學的增長理論和周期理論是相聯系的。西方經濟增長理論忽視了需求的長期影響，把總需求當作短期波動因素，因此其宏觀政策把需求管理作為應對經濟波動的短期政策，調控時間過於短暫，調控范圍過於狹窄，隻能應對庫存周期和投資周期的需求波動，而對於超長期技術周期引起的需求波動，基本上不能發揮宏觀政策的作用。

西方發達國家以需求管理為中心的宏觀政策框架，不適應經濟發展階段轉變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大國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進入后期階段、人均收入由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轉變過程中，隨著經濟高速增長期的結束，經濟增速和需求增速會出現階段性下降，同時經濟增長和需求增長相互影響，需求增速下降日益成為經濟增速下降的壓力。在這個發展階段轉變的過程中，總需求特別是國內需求的增速下降不是短期性或周期性的，而是階段性並轉變為長期性的。日本、韓國等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發展階段變化之后的需求增速回落是導致經濟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需求對增長的制約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或者說不是短周期的而是長周期的，需求增速在階段性回落后，不會再出現周期性回升，而是從高速增長階段轉變為中速甚至低速增長階段。

正確理解、深入把握我國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宏觀政策，必須突破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宏觀政策框架，構建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相結合、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控相協調的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理論框架。

從實踐看，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應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過程中，中國的宏觀調控早已突破了西方發達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框架，擴大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時空范圍，相繼運用了包括總量政策、產業政策、科技政策、環保政策、區域政策、城鄉政策、改革政策等在內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措施。特別是在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過程中，不斷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的手段，主要趨勢和特點表現在：一是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化。改變以應對經濟周期波動為基礎的宏觀政策取向，實施以穩增長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為可持續政策的宏觀經濟治理。提出跨周期調節與逆周期調節相結合，並逐步轉變為以跨周期調節為主線。二是宏觀調控政策的綜合性。更加注重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總量政策與結構政策相結合，促進發展與防控風險相結合，調控政策與改革政策相結合，更加注重實施統籌兼顧、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的系統化政策。三是宏觀調控政策的創新性。不斷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方式和方法，強調從中國發展實踐和政策需要出發，堅持符合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和宏觀調控實踐，發展完善有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政策體系。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特別強調：“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強化政策統籌，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由此可見，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框架所涉及的政策范圍相當寬泛，是一種全面系統的宏觀調控，不僅包括短期性政策，而且包括中長期政策，實施的往往是具有一攬子性質的綜合政策措施，越來越體現了以立足長遠、加強統籌為特點的宏觀政策取向。

新發展階段：政策實施的實踐背景

經濟發展階段是實施經濟政策的基本背景，這裡的發展階段有兩種含義：一是指發展趨勢的階段性，我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中高速增長階段，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一個由客觀趨勢決定的階段﹔二是指發展目標的階段性，我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發展階段，其中第一階段到2035年，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是一個由發展目標決定的階段。發展趨勢的階段性與發展目標的階段性是相互聯系的，客觀發展趨勢是我們確定重大發展目標的基本依據，同時，發展目標的階段性離不開發展趨勢的階段性，會受到客觀趨勢的規律和特點的影響。兩種階段性特點共同決定了階段性政策的大背景。

從高速增長階段轉變到確立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重新探索發展方向和路徑的過程。面對國內外形勢的重大變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相繼提出新發展理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等重大戰略思想，對突破結構性問題和發展模式的制約發揮了重要的指導、引領和推動作用。在新發展階段，我們同時面臨發展階段轉變和推進現代化建設的艱巨任務，必須不斷突破需求問題和結構性矛盾的制約，持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必須看到，解決長期形成的結構性問題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面臨的挑戰主要包括：一是經濟增長的需求制約依然較強。受多種中長期因素影響，我國需求收縮導致經濟下行的壓力仍在加大。二是結構性問題對發展的制約依然突出。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問題相互制約、相互影響，體制機制不完善導致的束縛是深層次原因。三是推進現代化建設需要統籌實現穩增長和高質量發展。依靠經濟持續增長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是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基礎，高質量發展則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

適應新發展階段的特點，宏觀政策也需要滿足以下實踐需求：一是堅持擴大內需的長期戰略和政策。著力拓展有效需求空間，增強內需特別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二是堅持把解決結構性問題放在突出位置。不斷破解供求結構的內在矛盾，使供給結構升級與需求結構優化相互促進。三是堅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解決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大力度推動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創新，不斷排除制約生產力特別是制約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四是注重加強統籌政策的綜合協調作用。重點是更好統籌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促進需求政策與供給政策相互作用﹔更好統籌促進發展與深化改革，依靠改革創新提升高質量發展的動能。

構建新發展格局：政策實施的實踐要求

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我國長期發展戰略和模式的重大調整轉變，這對宏觀政策特別是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調控政策和改革政策的結合提出了新的要求，進一步增強了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意義。

增強了擴大內需政策的重要性和長期性。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需要持續擴大國內有效需求，提升內需特別是消費的增速和比重，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通過擴大內需政策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的作用，是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的重要基礎和長期需要。以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為支撐，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有利於改變過度依靠外需拉動內需的發展模式，更多地通過擴大內需增強對外需的吸引作用，提升參與國際循環的質量和水平。

增強了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構建新發展格局作為一項長期性戰略，對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更高要求。首先，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為暢通經濟循環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於實現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須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供給質量，突破供給約束的堵點、卡點、脆弱點，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的競爭力和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質量的供給滿足現有需求，引領潛在需求，創造新的需求。其次，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進一步加強戰略重點。主要是適應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提高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的需要，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長期視角和戰略重點，更加注重持續推動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不斷提升自主創新能力，著力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發展。最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帶動其他方面改革。主要是圍繞暢通要素流動和市場循環，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提升需求側管理能力和水平，帶動有效需求較快增長，促進科技教育體制改革、宏觀調控體制機制改革等。

提升了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意義。構建新發展格局作為事關全局的發展戰略調整轉變，也使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意義明顯上升。一是加強了全局性和長期性意義。在構建新發展格局過程中，兩大政策的有機結合需要從經濟增長的全局出發，更多運用改革的辦法和市場化、法治化的手段，既推動國內需求持續擴大又推動供給結構不斷優化，促進總供求關系形成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實現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在這種背景下，統籌兩大政策不是短期性任務，而是長期性、持續性的戰略需要。二是加強了基礎性和綜合性意義。圍繞構建新發展格局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在暢通經濟循環和提升循環動力的過程中，加強兩大政策的基礎性、綜合性作用，增強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相互支持、相互促進的效果。三是加強了促進統籌工作的意義。面對國內外形勢的復雜變化，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運用統籌協調的方法，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基礎性統籌政策，有利於帶動促進其他統籌政策的安排和實施，如帶動統籌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促進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