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經典：《摩西五經》與《周禮》的一個跨文本比較

南京大學成祖明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摩西五經》與《周禮》的跨文本比較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2BZJ018），最終成果為專著《記憶的經典：〈摩西五經〉與〈周禮〉的一個跨文本比較》。課題組成員有：羅琤、延玥、熊永、李探探。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1.西方聖經學研究困境

誠如文奈特（Frederick V. Winnett）所指出的，“我相信，所有人都會承認，摩西五經是《舊約》的心臟，我們對其他經卷的所有觀點都將建基在對其認識之上。如果我們對五經的認識出錯的話，我們對《舊約》其他經卷解釋和希伯來宗教思想史的重構也將隨之而出錯。”近代西方聖經學成為一門科學，是從摩西五經研究開始的，並構成了整個聖經科學領域的基礎和核心，其研究進程並深刻地影響著聖經學其他經卷和領域的發展。

回顧西方摩西五經研究的歷程，近代以降，大致可概括為這樣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早期文本假說階段，時間是17~19世紀上半葉，各種文本假說理論興起﹔第二階段是，歷史批評興起，開創者為威爾豪森，時間是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第三階段是，形式批評和傳統歷史批評階段，開創和代表人物為袞克爾、馮拉德、諾斯等人，時間是20世紀初至20世紀60年代﹔第四階段，正典批評和社會學批評階段，開創和代表人物有蔡爾茲和歌特瓦等人，時間是從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末。近些年來聖經批評走向多元，尤以新文學批評和新底本批評最為顯著。在此期間，有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興起的傳統聖經考古學派，曾一度成為歐美聖經研究的主流，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新考古學派興起，才逐漸式微。

由於受到近現代哲學思潮的影響，關於五經文本的形成理論，自威爾豪森以降，西方學者都一直試圖為其理論尋求一個堅實的起點，無論是威爾豪森的歷史批評方法，還是袞克爾的形式批評，諾斯、馮拉德的歷史傳統批評概不例外。威爾豪森的歷史批評以達爾文進化說為背景，並受到黑格爾的發展哲學觀念的影響，試圖從以色列蠻荒時代出發一步步建立起文本發展的歷程。盡管他也注意到了以色列社會政治變遷對五經文本形成的重要影響，但由於其整個模式是宏觀的自然進化的歷史，對社會政治變遷與文本的關系並未深究，其對五經的偏見也更使人覺得其存在反猶的情緒。相對威爾豪森對以色列的史前文明一筆抹殺，袞克爾則更為精致和聰明，他從現有的文本出發，通過對文本敘事形式的分析，一步步地追溯文本敘事的原始形式﹔然后從這一原始形式入手分析歷史的原型和起點，進而揭示《摩西五經》古老的源頭和背景。傳統歷史批評則注意到了歷史批評和形式批評對觀念、精神思想文化等傳統發展的忽視，綜合了二者的方法，從形式批評入手，通過尋找原始的文學單元，建立傳統和歷史的起點，通過考察文學單元發展的歷程以考察傳統發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以及整個五經主題和文本形成的過程。

通過對這些理論的梳理，我們較清晰地看到西方聖經學理論一百多年來發展軌跡的同時，也較清晰地看到其問題的存在。這就是這些理論實質上都在一個強大的“文化進化論”的解釋模式下，將文本和歷史的起點設定為一原始簡單的狀態，經歷了由簡單向復雜的發展過程。我們並不否認事務從簡單到復雜這樣一個發展過程。可問題是，這個原始的起點究竟是怎樣的起點，依舊模糊不清，更重要的是，這個自然原始的起點究竟是如何發展起來的，更是模糊不清。實質上其所謂的發展過程，更多的是觀念邏輯的機械過程，而非事物本身發展的真實過程。其問題不僅在於其起點和過程都模糊不清，還在於它脫離了文本與其形成外部環境的復雜交換過程，忽視了對經典文本生成過程中整體目的性的系統考察，這使得無論其歷史，還是傳統都是自然主義狀況下的孤立的歷史和傳統，而非復雜的運動變遷的歷史和傳統。

20世紀60年代以來，由於受后現代哲學的影響，加之西方學者疲憊於數世紀以來關於五經作者成書問題的糾纏，整個西方聖經學研究已悄然發生了轉向，蔡爾茲等人的正典批評方法異軍突起正應合了這一思潮的轉向。后現代學者對現代學者批評顯然是正確的，在現代聖經學者那裡，所謂的起點往往是很難經得起檢驗，看似科學的結論更多地受觀念哲學的影響而做出的獨斷。后現代放棄了這種觀念性的獨斷，放棄了對源頭的鍥而不舍的尋索，進而轉向了聖經正典與受眾信仰與現實間的解釋循環。與此同時，社會學批評方法的引入，則是將五經和整個聖經學研究推向了一個更廣的維度。總之，主流的學者們已不再將太多的精力關注於五經作者及文本的形成，他們更多地關注正典在基督教群體中詮釋與見証，關注於用社會學方法對以色列社會歷史的進行重建。

但問題依然存在那裡沒有解決，且對問題擱置也使得正典批評從根本上被質疑其缺乏科學的精神。不僅如此，五經形成的問題，與五經本性和一些核心神學問題連體同生，這一問題不能科學解答，勢必影響正典詮釋循環的深度和廣度，使其發展困難重重。正因如此，仍然促使著許多學者對其繼續探討和研究。與過去有所不同，近年來一些學者注意到“經”作為一個普遍的人類學現象並不限於某特定宗教或文化，並嘗試著通過跨文化的各種宗教的正典比較來研究五經正典形成過程和功能，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亦如泰吉·斯道倫（Terje Stordalen）所指出的，這些努力並未成為西方聖經學界的主流，且更多地學者所進行比較仍局限於古代中東世界的材料，很少有學者注意到中國經典形成的過程。

2.中國經學的進路

考察中國經典形成的過程，早在漢代的時候就有一個著名的理論，這就是劉歆在《七略》中提出的“六藝王官之說”。其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六藝經典皆是國家政制典要，由王者和國家創立、編作。如后來班固所說：“《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這些經典都是國家政治典要，其形成都是出於國家政治的目的，並在國家社會政治的運行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功能。對此，《隋書·經籍志》說得更為明確“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不僅如此，它還是諸子百家和一切學術思想的起源。諸子百家學問皆出於王朝國家職官之所守，所以“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陽陽明教化者也”……雲雲。這裡不僅闡述了諸子源於國家職官之所守，更為重要的是，還闡述了諸子之學仍然以國家為中心，並為國家服務，亦在國家社會政治的運作中發揮著其重要作用和功能。

但是到了近代，劉歆關於“諸子出於王官”的理論遭到了胡適等人的猛烈批評，認為是其附會揣測不實之詞。實際上，這些學者都忽視了這一理論所闡發的一個最核心思想，就是國家與經典文本的關系問題，一方面國家的建立對文本的創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無論是經典還是其他著述，其圍繞著國家這個中心，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其關鍵是國家不可或缺的“政典”。

國家作為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共同體，作為與土地、社會、觀念等渾然的融成的集合體，必然對人類的所有精神活動與物質活動產生深刻而廣大的影響，反之亦然，作為承載著人類精神文明的文本，對國家、社會和人類精神文明的影響和推動更是深及各個維度——我們為什麼不從這一視野出發，來考察人類共同體最重要的組織形式——國家的形成與演進對文本，尤其是經典文本形成、流傳的深刻影響呢？帶著這樣的思路，反觀西方的摩西五經研究理論，就筆者所及，對這一方面專門的研究卻十分薄弱（中國實質上，也沒有多少學者對此加以深究）。從中國經學視野出發，以國家與文本的關系為進路，來展開摩西五經研究，形成了對摩西五經研究的重要突破。同時也為重新審視和系統整理中國經典文本形成理論奠定，在中國經學研究上亦做出重要突破。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分為七章，主要分三個部分。

第一章，從文本假說到威爾豪森的歷史批評﹔第二章，袞克爾的形式批評與五經傳統歷史的重建。主要是對近代以降西方五經研究的歷史進行回顧。鑒於國內相關導論性的著作介紹對摩西五經研究理論的進展多比較概要和支離，所以為了更清楚地了解西方摩西五經研究的理路，筆者在閱讀原典的基礎上，以代表人物為中心，對其思想和理論進行比較詳細梳理，對各家的理論都結合集體記憶理論、國家與文本關系的視野加以評述，使我們對西方五經研究的歷史有個清晰了解的同時，也看到五經研究的理論正按著它自身的邏輯指向國家與文本的關系的考察——這一言而未明理論建構。

第三章，正典與國度：《摩西五經》成書的歷史考察﹔第四章，記憶的經典：《周禮》成書的跨文本比較。結合集體記憶理論，從國家興衰與經典世界、文本的關系考察《摩西五經》與《周禮》文本的形成，提出了“記憶的經典”概念，論証了經典世界，事實上是人間理想國度的構建，是現實的國家興衰關系密切，一般是國家衰亡后，造成歷史記憶斷裂，在國家重建中集體記憶重構的產物。這一部分加了一個附論從更普遍的比較視野下看國家與經典形成的關系：基本上都經歷了國家建立，官書文本造作，經典思想精神孕育→國家衰亂，私家著述興起，思想解放，文本意識出現→國家覆滅、官私文本滅失、流散→歷史記憶的斷裂，文本自覺觀念形成→國家重建，集體記憶的重構，民間造典運動國家型構，經學正典形成和確立，這樣一個過程。

第三部分，主要由第五、六、七章構成，討論正典的視野與正典的理想歷史世界。第五章，由史入經：正典進路與現代經學重建﹔主要是回應包括《摩西五經》與《周禮》研究中疑古運動的沖擊與釋古學派擬古問題﹔揭示了無論是現代科學主義疑古運動對經典的否定，還是保守主義對經典尊信，抑或釋古對經典的証信，都存在一個本質相同的潛在的非現代性預設：即經典的合法性來自其古老的歷史和聖人創作，通過否定或肯定其歷史和聖人而否定或肯定其經典價值。這背后實際上仍然沒有跳出前現代厚古薄今和聖人崇拜的情結。經典的價值並不在於經典之外，經典之所以為經典，乃是因為它凝聚著人類悠遠綿長的傳統和時代智慧的結晶，從而成為人類精神價值的源泉，而不是來自經典之外的古老歷史和聖人。事實上，不是經典因聖人而成經典，而是聖人因經典而成為聖人。在人類歷久彌新的歷史長河中，人們不是因為聖人崇拜而不斷獲得精神源泉，而是在經典的閱讀、闡釋中獲得並創造精神資源和思想價值。因此，這就需要我們走出疑古與釋古時代的迷思，從過去將經典價值寄寓於渺茫無稽的古史轉向經典之內積聚的悠遠綿長的傳統和時代的沉思，由對經典之外聖人的崇拜轉向經典之內庶人智慧、精神價值的認同。由於焦聚經典最后文本價值，這也為中國現代經學與史學的分途提供可能。從學科分途上分開疑古的史學與價值的經學之間的糾纏，使各自在現代領域輕裝上陣，大步相前，以實現各自領域的突破，承擔起重建中國現代文化的任務。

基於經典價值世界的關注，第六章，《摩西五經》的歷史世界——歌德瓦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批評﹔第七章，《周禮》的歷史世界——一個跨文本的比較，分別對《摩西五經》與《周禮》的正典的歷史世界，即其正典的理想國度進行一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分析，以呈現其理想國度社會的基本結構與政治藍圖。通過研究，平等的社會結構與公性的制度系統是二者的共通之處，也是千百年來，其經典成為經典的魅力之所在。

三  成果的主要創新與特色

一是翔實地介紹了國內一直沒有注意的大量西方經學理論，並從中國經學視野對這些理論加以客觀評述，同時將這些經學理論運用在中國經學領域，解決中國經學問題，跨文本的專業理論比較是本課題一大特色，無論是在西方經學領域，還是中國經學領域都有幫助。

二是集體記憶理論成功運用，解決了經典真偽與價值關系問題——這一長期以來疑古與釋古的困擾，為經典文本的現代合法性及現代經學建立奠定了根基。提出了“庶人經學”“記憶的經典”，這些都有理論的創新性與前沿性。

三是在經典的內容研究上突破以往的平鋪直敘的描述，運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方法，對正典的理想社會世界展開多層次的社會學的分析，揭示了經典世界社會的平等公共性，這個也具有理論的創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