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心性學研究

北京大學鄭開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道教心性學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2BZJ031），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近年來，隨著道教和道教心性學研究逐漸深入，不僅有力推動了道家哲學和道教歷史與理論研究的進展，還進一步認識到了中國哲學和中國宗教的形態與范式是心性論，從而與西方哲學與宗教傳統區別開來。該成果集中體現了在這一關鍵領域上的前沿探索和最新進展。

自古希臘以來的西方哲學傳統尤其重視對知識真理的追尋和探討，其理論范式（paradigm）主要體現為邏輯學、知識論和本體論（形而上學）的話﹔那麼肇源於春秋末年、成熟於戰國中期的中國哲學則發展出了多元化復雜理論形態，其理論范式（paradigm）則圍繞心性論深化展開，旁涉實踐智慧、精神哲學和境界形而上學等。中國宗教亦然。具言之，儒家思想雖然呈多樣性豐富內容，但毫無疑問發端於孔子、集大成乎孟子的心性論卻是其核心部分，因為心性論哲學奠定了整個儒家哲學思想的基礎。宋明理學特別是北宋道學之所以被稱為新儒家（NeoConfucianism），亦呈現為心性論的不斷展開，其中包含了對孟子心性哲學思想的追本溯源和深度開掘。佛教經西域傳入中國，解開了佛教中國化的序幕。中國佛教區別於印度佛教的地方何在？或者說中國化佛教推陳出新的創造是什麼呢？簡言之就是心性論，譬如慧能《壇經》“明心見性”。該成果明確揭示出：戰國中期的道家亦發展出了另一種形態的心性論哲學，與儒家殊途同歸、相互發明。比如說庄子哲學語境中的“逍遙”“齊物”“物化”“坐忘”同樣隻能從心性論層面予以理解和把握。魏晉南北朝以來的道教發展史也顯示出一種趨向於心性論的思想動力，比如說重玄學。正如湯一介指出的那樣，從玄學到重玄學的思想發展乃道家思想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同時也是道教義理之學的重要建樹。更耐人尋味的是，道教重玄學不僅展現了融攝佛教般若學（尤其是中觀、三論等）的包容力，還推進了淵源於道家哲學的心性論思想，更以道教傳統的精神實踐之方法點化了深邃玄理，而獨樹一幟。應該說道教重玄學和內丹學皆是道教心性學具體而微的理論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說，道教心性學豈容忽視？

該成果深入梳理、系統論述了自先秦時期的道家心性論到隋唐時期趨於成熟的道教心性學，跨越了超過1500年的歷史區間，也跨越了從道家哲學到道教信仰的形態轉換，涉及了非常復雜棘手的歷史文獻、思想分析和研究方法論等諸多方面的頗具挑戰性的問題。從思想史研究角度說，哲學形式與宗教形態反差較大，那麼如何通過科學研究貫通兩者、打通兩者之間的隔膜，就成為非常關鍵而且重要的問題了。憑借黃老學研究領域的突破以及魏晉南北朝道教研究的方法論創新，項目最終研究成果取得較為顯著的進展。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包括十章以及附錄征引文獻目錄，具體內容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道教心性學的歷史淵源與理論基礎，亦即先秦道家心性理論（詳見第一章“先秦道家心性論研究”）﹔其主要內容包括：道家心性論是一個被長期忽視的重要問題，它的形態與特征也未曾得到過透徹的闡明。這裡試圖通過“性”、“心”、“復命”、“精神”和“境界”幾個主題闡明道家心性論的主要形態和基本特征，且就它對於現代生活的價值與意見略做闡釋與發揮。

第二，道家心性論和道教心性學之間的歷史過渡和思想鋪陳，亦即黃老學的實踐智慧和精神哲學（包括第二章“試論黃老學的實踐智慧：兼論道德與神明之間的張力”和第三章“試論黃老學之生命—精神哲學”）﹔因為道家黃老學是老庄哲學與道教教義學之間的過渡與橋梁，而黃老學進一步發展的實踐智慧和生命—精神哲學又是道教信仰與思想的較為直接的淵源。

第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心性學之醞釀和萌芽，這一部分的核心內容是圍繞上清經卷，深入探討實踐性的宗教想象力及其后果（包括第四至六章“試論實踐性的宗教想象力”以及第七章“道教心性學的發軔與道教世界的形成”、第八章“試論道教之為道教的尺度”等5章）﹔主要內容是探討上清經卷內蘊的道教信仰實踐之“真實感”與“神聖性”，另外提出了宗教學研究論的起點在於同情了解道教實踐層面的復雜精神經驗。進而，研究成果有力揭示了，基於具有道教特色的實踐智慧，道教建構了以心性學為核心的教義學體系，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道教心性學奠定了道教世界的真正基礎，使其脫胎換骨，蛻變為成熟形態的宗教，因而它（道教心性學）也是道教之為道教的重要尺度。

第四，隋唐時期已呈成熟形態的道教心性學，主要涉及以成玄英為集大成的道教重玄學以及司馬承禎《坐忘論》研究（包括第九章“道教重玄學與心性學”和第十章“《坐忘論》研究：司馬承禎的道教心性學”）﹔這部分研究內容涉及了玄學、佛教和道教之間的錯綜復雜的關系，同時也進一步發展了從歷史文獻學和古典語文學視野分析道教文獻的研究方法，聚焦於“重玄”、“道性”和“無心”諸問題，比較深入地闡述了交涉糾纏於有無、自然、三一、境智等復雜理論脈絡之中的道教心性論，並指出道教心性論的歸宿在於“坐忘”“中道”提示出來的精神境界為，因而區別於佛教的涅槃解脫。

三  成果的主要價值

該成果比較系統論述了道教心性學的歷史來源、發軔發展及其理論特色，深化了早期道教歷史、文獻與理論研究的諸多方面，開掘了歷史上的道教有獨特價值、獨特意義的思想內容，推進了對道教乃至中國宗教的理論認知。具體說就是：第一，深入開掘並系統闡釋了道家心性論，揭示了道家心性論的核心內容和理論特征，以及與儒家、佛教心性論之間的異同。這一努力在中國哲學思想史研究中開拓了新生面，也深化了對中國哲學范式的探討，具有主要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第二，作為宗教信仰，道教思想及其理論形態殊異於道家哲學，也就是說道家哲學與道教哲學或教義學間的反差較大，或者說，從道家哲學思考到道教宗教信仰之間的歷史跨度、思想跨度都很大，那麼它們二者之間的歷史路徑和思想津梁就很值得探討了。研究成果表明：黃老學正是道家哲學和道教信仰之間的橋梁與過渡，具言之，就是黃老道家依據老庄“道德之意”進一步拓展了“神明”“精神魂魄”為核心語詞的實踐智慧、生命—精神哲學，從而為道教教義學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理論資源。研究成果廣泛涉獵戰國中期以來的黃老學派的思想文獻，同時又把“黃帝書”（如《黃帝內經》等）納入思想史研究范圍，揭示了其中蘊含的實踐智慧的意義，有力推進了之前學術界較少關注和深入的黃老與道教之間的理論對話，因此這部分內容具有比較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第三，該成果用了5章（第4~8章）的篇幅，另辟蹊徑，較深入地討論了一個特別棘手的問題：道教心性學的發軔及其區別於道家心性論的特征。這部分研究有幾個重要的學術理論創獲。（1）在研究方法論上第一次嘗試了把宗教基本精神經驗確立為宗教學研究的起點，以同情了解為旨趣，展開對上清經卷的宗教學研究，簡單說就是要把上清經卷記載的內容視為宗教信仰語境中的“真實性”與“神聖感”。這也是本成果在研究方法論上的一個較大突破。另外，課題組也特別強調從歷史文獻學和古典語文學的內在脈絡展開思想史、宗教學層面的研究，比如說從上清《內傳》入手分析上清經卷以及道教經典的形成，從語詞特征、文體形式、著述體例、文獻分類等角度加深對上清經和重玄學的探索等，都出於自覺的方法論意識。（2）圍繞“實踐性宗教想象力”展開對存思冥想等道教實踐的多方研究，既開拓了從宗教學理論層面分析和理解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精神信仰—思想理論形態的新途徑，也澄清了籠罩於其上的神秘主義迷霧，而把這一時期道教實踐方法的核心要素歸結為“作為精神現象的宗教想象力”，“內神”“內景”等觀念乃是使道教脫胎換骨的重要基礎。（3）進一步論証了道教心性學的發軔與道教世界形成之間的內在聯系，而道教之為道教的判據也在於此。（4）梳理和分析了道教實踐層面的心性論要素、萌芽或端倪，揭示了道教作為“心學”“內教”的特質，旁涉了傳統禮教祭祀儀式（主要見於《禮記》等史料）以及道教科儀（主要見於靈寶經）語境中“降神”的意義。（5）回應和探討了道教之為道教的研究方法和判別標准，指出道教齋醮科儀和精神信仰兩個方面是最重要的判據和尺度，而精神信仰則訴諸道教神學（心性學和教義學）得以確立。第四，隋唐是道教歷史上的重要發展時期，這既表現為道教深入社會政治生活的力度，同時又體現於道教教義學的成型和成熟，尤其體現於道教重玄學的興盛和道教心性學的成熟。這部分內容主要包括：圍繞重玄學集大成者成玄英展開的從六朝到隋唐的重玄學研究和聚焦《坐忘論》的司馬承禎心性學研究。實際上，重玄學包含了心性學，或者說重玄學乃是道教心性學的某種形式。重玄學研究的既有成果較多，本研究成果主要梳理和分析了重玄學與道家哲學、玄學和佛學之間的復雜關系，重點討論成玄英如何在重玄學理論系統之內闡釋“性”（置於“有無”“道性”之理論語境）和“心”（置於“重玄”“無心”“中和”理論語境）的概念及其理論，並最終指向超越性的精神境界（聖人、重玄、中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