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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是古文字向今文字轉變的階段，也是不同書體形成、穩定的階段。隸書在漢代發展成熟，草書也在漢代孕育發展。第一部以小篆為字頭、追溯漢字構形本義的字典《說文解字》也是在東漢成書的。越來越多的出土資料向我們展現了漢代實際使用的書體面貌和用字習慣，也使我們對漢代文字的研究更加細化。
漢代書體：篆、隸、草相互影響
漢代的主要書體有篆書、隸書和草書。篆書主要保存在印章、碑（碑額）、磚銘、銅鏡等材料中，辭例較為簡單，有高度的相似性。漢代的篆書上承秦篆，並且受到當時已經隸變的字形影響，有些字出現了與秦篆不同的獨特寫法。如：漢“郁平大尹馮君孺人畫像石墓題記”中，“孺”就是根據已經隸變的“
”形做了篆書化處理。“孺”后一字發掘報告作“人”，裘錫圭先生改釋為“久”，該字字形上確與篆形“久”相類，但若將該字理解為在隸書“人”形上加以篆書的筆畫修飾，釋為“孺人”也是合理的。《禮記·曲禮下》：“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親。”
漢代的草書大概形成於西漢武帝以后，目前多發現於簡牘中，書寫一些實用性的文體如簿籍、醫書等。有些草、隸雜糅的簡牘，如居延漢簡：“颍川郡長祝自建裡李廣元鳳四年六月乙亥亡乏要故屬[殿]候黃頭。”（148.38+148.16）其中“要”字整理者誤釋為“興”，該字只是輪廓像“興”，實際保留了早期隸書“要”的篆字構形，與張家山漢簡
（奏讞書7）形一致。乏要，應是指對李廣的逃亡，缺乏攔阻的意思。
漢代文字資料中最為大宗、貫穿各個時期、最富於發展變化的書體就是隸書。隸書的名與實在歷史上存在著一些認識上的分歧。一般認為隸書產生自秦，在漢代達到巔峰，且有一些經典漢碑如熹平石經、乙瑛碑、禮器碑等作為漢隸的代表形體，於是后來人們將這種解散篆體、筆畫波磔、形態略扁的字體稱為漢隸。發展至魏晉，隸的形態發生變化，形態由扁至方，筆畫波磔減少，產生出為后世楷模的“楷書”，在當時也被稱為“隸”。從目前出土的漢代實物看，漢代的“隸”至少包含三種形態：一是與秦隸相似的早期隸書，他們很可能就來自秦代人的書寫，或是去古未遠，保留了較多的古文字結構理據和篆書的形態特征。二是如經典漢碑中呈現的筆畫波磔、形態略扁的成熟隸書。三是不屬於以上兩類的。
郁平大尹馮君孺人畫像石墓題記 作者供圖
漢代隸書：分段分類 多樣紛呈
我們認為，漢代隸書從時間上看，可分為早期漢隸和成熟漢隸。早期漢隸如西漢早期的墓葬鳳凰山、馬王堆、銀雀山、張家山、虎溪山、老官山等漢墓發現的簡帛文字。就形態上看，馬王堆帛書還存在不同書體的抄本，如以《五十二病方》為代表的篆隸、以《老子》甲本等為代表的古隸、以《老子》乙本、《周易》等篇為代表的結體更方直，篆意衰減，整體略扁的漢隸。這說明隸變在西漢早期已經基本完成。早期漢隸還有草化的趨勢。裘錫圭先生提出，漢代也是草書形成的階段，草書應該就是從秦隸發展而來。因此，早期漢隸還可以有規范和草率之分。通常來說，書籍類字體規范，實用性文書如遣冊則相對草率，主要表現為一些筆畫和部件的連筆，並未形成系統的草化。
從目前發現的武帝中晚期以后的簡牘中可以看出，隸書已經趨於成熟。如武威《儀禮》簡、長沙五一廣場發現的東漢簡牘中的字體已經與漢碑中呈現出的“八分”形態非常相似。成熟漢隸也並非固定不變，在一些書寫水平較低的文字作品中，如畫像石、墓葬磚、骨簽等，也有許多訛俗字出現。不同漢碑的規范度也是有差異的，碑陰的規范度會低於碑陽。因此，成熟漢隸也有規范和訛俗之別。而規范與草率、訛俗也並非涇渭分明。有的字筆畫簡單，規范與草率寫法無別，有的在整體風格規范的篇章（或整字）中也會存在個別草率的單字（或部件）。
早期隸書發展至成熟隸書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間有很多過渡性的異體寫法，有的可以判斷出是某個字的異體，有的則較難判斷。如“敝”“幣”在早期漢隸和成熟漢隸中都見，用法多同，后者是在前字的基礎上又疊加了巾旁，漢隸中有一些介於二者之間的寫法，難以判斷究竟是哪個字的異體寫法。再如《說文解字》中，“制”“製”皆訓為﹛裁﹜，漢隸用法相同，漢隸形旁從衣與從巾，往往可以互換，因此出現“制”的異體“
”，也是后來演變為“製”的過渡字形。“制”字上部以刀斷艹會意，與“折”（以斤斷艹）音義相同，因此“裚”也是“製”的異體字，該字雖見於后世字書，卻未收錄其與“製”相同的音義。
漢代隸書出現了很多不見於字典辭書也不見於傳世文獻的新字，以及一些與后世字形同形而音義不同的字。我們可以借助其豐富的辭例和相對明確的構形，總結構形規律，形成漢隸字表，整理出漢代隸書的用字規律。
隸變是古文字發展至今文字的重要過程，若無人為規范，隸變后的字形可能呈現出多種形態，導致構字理據喪失，同形現象變多。如“僕、歲、登、槥”所從“業、止、癶、
”在隸書中都呈“
”形﹔“單、器、讓、靈”所從的口形都簡化成了點形。除了“單”字被簡化字吸收，其他字形並未被后世正字接受。
不同時空下的漢字孰為正字孰為異體，往往需要人為規范，漢字能夠傳承至今也是不斷規范正字的過程。
圖表字形選自《漢代隸書異體字表》 作者供圖
正字與異體：
交互演進推動規范傳承
文字的使用需要一定的人數基礎，在一個范圍內約定俗成才能進行傳播使用，當文字被兩個以上的人書寫使用時，或多或少存在個體的改造與修正。使用的人數變多，差異性也會變大，無論是學習還是使用，難度都會增大，因此就需要再一次約定，也就是規范用字。
目前，甲骨文尚未看出有正字的觀念，但是不同的書手有一定的書寫習慣是顯而易見的。甲骨文研究從最初的分期研究，到分組、分類研究，每類字形精細到書手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西周時期周王室與各諸侯國之間的銅器銘文，早期文字差異性很小，到了春秋戰國各個諸侯國國力增強，文字變體明顯，用字差異也漸多，甚至產生了各自獨特的風格。正是基於這樣的狀態，戰國文字分域研究才得以展開，並且可以根據不同系別文字的特點去判斷抄本來源。如馮勝君先生也曾提出，郭店楚簡《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語叢》一—三、上博簡《緇衣》是帶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
正字與異體字是相對的概念，正字是表示某個詞（音義結合體）的標准字。關於異體字不同學者對其下過不同的定義。整理異體字在古文獻整理和現代漢語規范領域目的不同。文字異形是客觀存在的用字現象，在古代文獻中異體現象隨時間推移而層累，不同時期針對前代用字，確定其當時的形音義以及與后世字詞的關系，是探明古籍含義的關鍵。在漢字規范中，盡量減少表示同一個詞的不同用字，可以減少用字的紛亂，減輕學習者學習、使用的負擔。
正字在歷史中並非一成不變，當字詞關系有了改變，正字異體的關系也會發生調整。一個漢字可以記錄多個詞，不同的義項下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異體字。想要探明漢代的用字，需要從三個角度展開。一是通過調研漢代實物文字材料，總結實際的用字頻率。我們可以通過統計表示某個詞的字形在漢代的使用頻率，判斷哪個更有普遍性。如“犍為”是漢代所置郡名，治所在今四川省宜賓市，屬益州。《史記》《漢書》等典籍皆作“犍”，而四川發現的漢代碑刻中皆作“楗”。“楗”可能才是當時的正字。
二是利用文獻互証，總結異同。包括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對比，不同地域、不同題材、不同書寫載體出土文獻的對比。傳世文獻可以使我們掌握當時的語言習慣、相關制度、不同的用語、用詞，以此來考釋出土文獻中不能確切釋讀的字。出土文獻還可能反証出傳世漢代典籍在傳抄中產生的疑義、錯誤，解決釋讀問題。如傳世《老子》有“稽式”一詞，不同版本有異文作“楷式”，馬王堆帛書作“稽式”，而北大漢簡作“楷式”，其實北大簡所謂“楷”是介於“楷”和“稽”之間的字形，該字左側從木，右側上部從大，下部從旨，大概是“稽”訛變至“楷”的過渡寫法。無論是出土還是傳世文獻，各自保存下來的文體、文本不一定能做到一一對應，仍會存在一些無法解決的問題，這就需要利用字典，明確文字的形音義。
三是將漢代字形與《說文解字》進行對照。《說文解字》產生於漢代，后世正字字書如《干祿字書》以及歷代編纂的字書，多會將《說文解字》收字的形音義作為正字依據。《說文解字》雖然致力於解釋文字構形和造字本義，但也會兼顧漢代實際用字。
我們將《說文解字》與漢代實際的用字進行對比，發現有以下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大部分《說文解字》重文與字頭是異體與正字關系，有些是漢代以來的后起本字，反映出字詞關系的轉移傳遞。其二，《說文解字》包含了一些重出字頭，排除一些版本誤植的情況，也有一些反映出漢代詞義的分化與集中。其三，《說文解字》中有一些同源字，分列字頭，本應是重文，大概是造字本義亦相關，而難於分辨正俗。在《說文解字》看來，正字並不唯一。其四，《說文解字》“一曰”的一字多義現象，往往能反映出漢代一個字有兩個或以上的義項，而不同義項之間，存在不同的異體字。其五，《說文解字》的部分字頭因隸變而同形。如從肉與從冃在漢隸中混同，“冑”形合並了原本從冃（甲冑義）和從肉（胤冑義）的兩個字。后世以楷書為字頭的辭書對《說文解字》字頭有所合並，但有些小篆及其嚴格隸定的字頭可能是后來附會出的。如“無”合並了“
（豐義）、
（亡義）”兩個字頭。漢代表示有無的無，早期漢隸應是從舞字形，即形，但下部所從並非“林”，而是類似“竹”形。后來“竹”形演變為點，起初只是將筆畫分開，所以點的數量較多，減省合並到四點，到東漢碑刻中四點的寫法已經成為固定寫法，便形成了“無”形，漢代及以前的實物文字中似乎未曾見過從亡的“”字。《隸辨》收錄部分漢碑中所謂“”的摹本字形，大概不符合漢隸用字規律。
漢代隸書雖然異體字數量龐大，正字的實際用字量和字詞的基本含義遠低於《說文解字》。《說文解字》並非反映一時一地的用字，多樣的漢代隸書可以讓我們了解特定時代的用字現象、字詞關系，以當時材料解決古籍疑義，科學釋讀漢代出土文獻，傳承漢字，守護中華文明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