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漢文佛經字詞關系研究及數據庫建設”首席專家、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暨馬一浮書院教授
從歷時角度探察漢字各個方面的發展演變,建構科學的歷史漢字學理論體系,必須貫穿漢字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應該涉及漢字字形、結構、職用等多個方面。中古(六朝隋唐)漢字職用史研究正是因應上述命題而提出的,其核心任務是探究漢字職用在中古時期的新變。實際上,中古時期的一些學者就已敏感而明確地意識到了這種新變,這可以顧野王《玉篇》“今字”和玄應《一切經音義》“近字”為代表。“今字”和“近字”是中古漢字職用史上兼具學術史和學理意義的兩個重要概念,值得表而彰之。
顧野王《玉篇》“今字”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不少字頭下有“某,今為某”的記述,同時還有“今某為某”“今亦某”“今或為某”“今並為某”“今禮家為某”“今以為某”“今俗某”等不同變化形式,這類表述可以概稱為“今為某字”,簡稱“今字”(據《原本玉篇殘卷》統計有110余個)。試以“晡”“渴”為例略作說明。
《說文·食部》:“餔,日加申時(食)也。從食,甫聲。”“餔”本來指晚飯,引申指傍晚,如馬王堆漢墓簡帛《五十二病方·胻傷》:“朝已食而入湯中,到餔已(而)出休,病即俞矣。”“朝”“餔”相對而言,“餔”指傍晚。表示傍晚義的{餔},秦漢時期一直使用“餔”字,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135簡:“庚辛戊己壬癸餔時行,有七喜。”《居延漢簡甲乙編》203.64:“長□詣官,八月甲午下餔入。”隨著{餔}的傍晚義使用日廣,為了與原義相區別,魏晉之后“餔”字改“食”從“日”成“晡”字,作為{餔}表傍晚義的專字(“餔”字仍沿用,如郴州西晉簡“月八日庚戌直定餔時告”)。顧野王《玉篇·食部》:“餔,······《說文》:‘日加申時(食)也。’野王案:今為晡字,在日部。”這說明表傍晚義的{餔}在顧野王時代(6世紀)已經用“晡”了。這點從當時墓志用字也可得到印証,北魏正光五年(524)《慈慶墓志》:“昨以晡時,忽致殞逝。”S.2071《箋注切韻·模韻》:“餔食,晡日晚。”這說明至晚唐時期“餔”“晡”二字的記詞功能已經劃然分立了。
“渴”“”二字各有不同的記詞功能,前者本來記錄表完盡義的{竭},后者本來記錄表口干想喝水義的{渴}。那麼“渴”字的記詞功能何時發生變化的呢?從現有材料看,大約從西漢起“渴”這個字形開始記錄{渴},如《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引書》109簡:“賤人之所以得病者,勞卷(倦)飢渴,白汗夬(決)絕,自入水中,及臥寒之地,不智(知)收衣,故得病焉。”《天回醫簡·治六十病和齊湯法·消石方廿七》111簡:“五出之后,渴欲(飲),少多自適。”不過,漢代“渴”兼記{渴}{竭}二詞,字詞關系尚未單向化。顧野王《玉篇·欠部》:“,可達反。《蒼頡篇》:‘,(涸)也。’《說文》:‘須飲也。’野王案:《毛詩》‘匪飢匪’、《禮記》‘酒清人’是也。今並為[渴]字,在水部。”顧野王指出“,今並為渴字”,說明顧野王時代{渴}已普遍使用“渴”,意味著“渴”與{渴}單向化的字詞關系已逐漸凝定。利用數據庫調查統計出土南北朝墓志並逐一比對拓片圖版,發現“渴”基本上記錄{渴},僅有《始平公造像記》“率渴誠心”一例記錄{竭}。北朝墓志用字實例正好與南朝顧野王《玉篇》“今字”記載相印証,說明當時無論南北“渴”的記詞職能已基本歸一,隻記錄{渴}。
顧野王《玉篇》記載的“今字”,是當時人對當時用字的記錄,可信度很高,為中古漢字職用史研究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材料,可據以觀察顧野王所在的南朝時期漢字職用情況(目前出土南朝文獻較為匱乏,《玉篇》“今字”尤顯寶貴),進而探究中古漢字職用的歷時演變。
顧野王《玉篇》標列“今字”乃是承續漢魏以來的學術傳統。漢代學者已經明確意識到詞的書寫形式有古今之辨,不過這種認識體現在古書注釋中。《周禮·夏官·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鄭玄注引鄭司農(眾):“繅當為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鄭玄在三禮注中多次使用“古字”“今字”等溝通古今關系。曹魏張揖《古今字詁》匯集整理漢代學者所系聯的古今字。凡此說明漢魏學者對“今字”已有自覺意識,並注意溝通它與“古字”的關系。南北朝以降,顧野王編纂《玉篇》,遵循漢魏小學家的學術思想,傳承已成時代風氣的學術傳統,留意當時社會的實際用字,從而在注音、釋義、舉証的同時載錄“今字”,溝通古今用字,這說明顧野王對中古漢字職用的新變有著高度的敏感和明確的認識,同時發語文辭書載錄“今字”之先聲。陸德明《經典釋文》講到“古今字殊”,終南太一山釋氏《大唐眾經音義序》謂玄應《一切經音義》“通古今之互體”,顏師古《匡謬正俗》提出“文有古今之變”“古今字變”,《切韻》系韻書屢言“今作某”“今用為某”均為這一學術思想和體式的流緒。從這個意義上說,顧野王《玉篇》“今字”上承漢魏,下啟隋唐,從中可以窺見探求漢字職用古今之變的學理脈絡。
玄應《一切經音義》“近字”
學界早已發現,唐初玄應《一切經音義》雖然未曾明引顧野王《玉篇》,但與《玉篇》之間存在著或隱或顯、若明若暗的因襲關系。在關注漢字職用的新變與時代性這點上,無論從學術史還是學理層面看,玄應《一切經音義》與《玉篇》無疑是一脈相承的。
不過,《一切經音義》在沿用“今作某”之類表述以外,還特別創制並使用“近字”這樣一個專門用語來指稱詞語的新興用字形式。這是前所未見的,具有開創性意義。
《一切經音義》有39處明確使用了“近字”,除去重復,共有舘、瘡、瞖、、債、、弝、嫩、霈、痒、唄、扠、、、、尛、匝、、懎、、鉢、嚫、刨、飼、磸、濾、詺、髭、翎、、毻、、樣33個“近字”,另有未用“近字”描述但實為“近字”的“醐”“魑”“”,共計36個近字。試以“舘”“瘡”為例略作說明。
《一切經音義》卷五《梵女首意經》音義“入館”條:“今有從舍作館,近字也。”《說文·食部》:“館,客舍也。從食,官聲。”戴家祥《金文大字典》說:“館之從食,言館舍之設,既為賓客羈旅提供棲息之所,且為賓客羈旅提供膳食之需。”表客舍義的{館}在漢魏以前一直用“館”,到了異體蜂出的魏晉南北朝產生了新的書寫形式“舘”,當時出土文獻中有不少用例,如北魏正光元年(520)《辛祥墓志》:“遠業未崇,奄辭高舘。”又正光三年《盧令媛墓志》:“樂池一盡,就舘長違。”“館”改從“舍”作“舘”,應該是受“客舍”義的影響,從“食”從“舍”只是構形取意不同。
《一切經音義》卷二《大般涅槃經》音義“創皰”條:“經文作瘡,近字耳。”《說文·刃部》:“刅,傷也。······創,或從刀,倉聲。”表傷口或潰瘍義的{瘡}漢代習用“創”,如《武威醫簡》13簡有“治金創止恿,令創中溫方”。魏晉以后,隨著“創”取代“刱”成為表創造義的{創}的習用字,{瘡}也開始使用新的書寫形式“瘡”,如北魏中興二年(532)《楊遁墓志》:“心藏是非,口絕瘡痏。”北齊武平五年(574)《李祖牧墓志》:“瘡巨愈遲,殆至於盡。”
玄應將上述三十余字定名為“近”,顯然注意到了它們的時代屬性。從歷時角度進行考察,可知“近字”大體上就是魏晉南北朝以來產生的新字。玄應生活於唐初,距離六朝較近,因而把這一時期產生的新字稱為“近字”。這些“近字”是漢語詞匯在中古時期的新興書寫形式,和原有的書寫形式構成新舊組對,屬於中古漢字職用發展演變中的新質。
玄應提出並多次使用“近字”這一概念,表明他不佞古、不泥古,而是理性地看待這些新質,能夠基於中古漢字發展史的事實,敏銳地觀察這一時期漢字職用的動態演變,體現出鮮明的漢字職用演變史觀,因而在漢語漢字研究史上具有豐富的學理意義。
“今字”“近字”的產生背景與歷史局限
六朝以來,雖然政權更迭頻繁,社會動蕩不安,軍事沖突不斷,但實際上是一個張揚個性、充斥活力的時代,在各方面都出現了新變,漢字使用也不例外。北魏江式《求撰集〈古今文字〉表》講當時“世易風移,文字改變”,顏之推《顏氏家訓》批評南朝“訛替滋生”、北朝“專輒造字”,一方面表明當時漢字使用處於無序狀態,另一方面也恰好說明當時漢字並非一潭死水,在無序下潛藏著生機與活力,推動和催化中古漢字職用悄然發生新變。
在這種用字大環境下,通“虫篆奇字”的顧野王與作為“字學大德”的玄應,憑借深厚的語言文字學修養,及時因應當時實際情況,在字音、字義、字形以外,關注並記錄字用,提出“今字”與“近字”兩個重要概念,體現出敏銳的漢字史眼光和宏闊的漢字學視野。
“今字”與“近字”作為漢字職用史上的客觀事實,其產生與演變自然具有歷史性。時間的長河奔騰不息,大浪淘沙,“今字”“近字”中的大部分時至今天已經退出社會用字序列,不過仍有不少始終保持著鮮活的生命力,如“近字”中的“瘡(瘡)”“債(債)”“嫩”“痒”“匝”“鉢(缽)”“刨”“飼(飼)”“濾(濾)”“翎”“樣(樣)”等仍是當下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
從辯証的角度看,顧野王與玄應提出“今字”與“近字”自然也有其歷史局限,主要體現在顧野王與玄應記錄“今字”“近字”是比較隨意的,並非有規模、成體系的,對“今字”“近字”也未作進一步的闡釋和說明,這當然有時代的局限和著作體例的限制,不必苛責古人。與之相反,更應從漢字學史、語言學史的角度對他們的學術貢獻鼓與呼。
如上所述,顧野王和玄應早已著眼中古漢字職用的新變,那麼立足於當下,就漢字學學科建設與漢字信息庫建設而言,更應自覺地致力於中古漢字職用史研究。
中古漢字職用史研究既是漢字史研究本身的基本任務,也是建構並完善科學的歷史漢字學理論體系的實際需求,還是溝通漢語歷史語言學與歷史漢字學的有效手段。中古漢字職用的新變是中古漢字職用史研究的核心任務,也是漢字史、漢語史上饒有意趣的話題,應該充分利用各類文獻材料對其表現、動因、機制等方面開展系統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