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禮堂 單思偉：長江中游史前文化格局及其演進之路

作者：劉禮堂、單思偉，分別系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教授、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屈家嶺文化的聚落與社會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長江中游是我國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中重要地區之一，也是長江文明的中心區域，在史前時期曾創造出獨樹一幟、豐富多彩的文化，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長江中游史前文化格局及其演進之路、特征等展開研究總結，對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起源、演變歷程等具有重要意義。

一、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的格局

長江中游地區主體為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同時包含周邊鄰近地區。區域周圍四面環山，中部在古代為沼澤地帶。長江自西向東流過，漢水由北向南匯入長江，奠定了將長江中游地區分為西北部（鄂西北山地及南陽盆地）、西南部（洞庭湖平原及峽江地區）、東部（江漢平原中北部）三個文化區塊的地理基礎。

與三大地理區塊大體相對應，長江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主要可以分為三個系統：一是西南部的大溪文化系統，先后包括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文化，城背溪文化、湯家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二是東部的屈家嶺文化系統，先后包括邊畈文化、油子嶺文化、屈家嶺下層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屈家嶺文化系統早期主要分布在東部，之后分布范圍逐漸擴大，至屈家嶺文化時期覆蓋整個長江中游地區。三是西北部的后岡一期文化系統，先后包括裴李崗文化、后岡一期文化、西陰文化、朱家台文化。

從目前的考古資料看，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變遷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約公元前6500—前5000年）。西南部先后有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文化和城背溪文化，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文化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平原，城背溪文化主要分布在峽江地區。同屬洞庭湖平原的皂市下層文化雖大部分因素承襲自彭頭山文化，但出現許多新的特征。而分布在相鄰的峽江地區的城背溪文化面貌則更接近彭頭山文化，一般認為是由后者的主體遷徙至峽江地區發展而來。從核心文化基因來看，三者仍屬同一文化系統內的譜系變遷。西北部是后岡一期文化系統的裴李崗文化，但該地區的分布比較零星。考古証據表明，裴李崗文化還曾向西南深入峽江地區的宜都一帶，以枝城北H1為代表，與大溪文化系統發生了碰撞。此時期，東部尚未發現明確的文化遺存。第一階段長江中游的主要文化格局為西南部的大溪文化系統與西北部的后岡一期文化系統的接觸與交流。

第二階段（約公元前5000—前3300年）。東部先后有屬屈家嶺文化系統的邊畈文化、油子嶺文化及屈家嶺下層文化。邊畈文化僅小范圍分布在漢水以東的鐘祥地區，油子嶺文化范圍有所擴大，分布於東部主要地區，與大溪文化大致以漢水為界並存。屈家嶺下層文化范圍則進一步擴大，除東部外，還拓展到西南部，逐步取代了大溪文化在洞庭湖平原的分布。西南部先后有大溪文化系統的湯家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湯家崗文化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平原，同時期的柳林溪文化主要分布在峽江地區。二者屬親緣關系，在西陰文化的影響下共同演變為大溪文化。隨著屈家嶺下層文化的擴張，大溪文化在西南部的分布范圍開始縮小，至大溪文化晚期，退出了洞庭湖平原，收縮到峽江地區。西北部是后岡一期文化系統的后岡一期文化、西陰文化及朱家台文化。后岡一期文化曾少量進入東部，西陰文化則較大范圍地介入東部和西南部，對兩個地區的文化產生了較大影響。西陰文化瓦解后，西北部的相關遺存演變為朱家台文化。朱家台文化與同時期的屈家嶺下層文化、大溪文化晚期之間文化聯系密切。第二階段長江中游的總體文化格局是東部、西南部、西北部三個文化系統的三足鼎立，彼此之間交融互促，較為突出的特征是東部屈家嶺文化系統的形成與強勢發展。

第三階段（約公元前3300—前2200年）。東部的屈家嶺文化系統包括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在繼承前面相關文化的基礎上，屈家嶺文化形成后大規模擴張，分布范圍急劇擴大，除了原有的東部，還拓展到原來大溪文化系統分布的西南部、后岡一期文化系統分布的西北部，導致后二者瓦解，結束了長江中游之前多個文化系統林立的局面，整合了長江中游地區。不僅如此，屈家嶺文化還開啟了對外強勢擴張的歷程，廣泛進入黃河中、下游多地，深刻影響了北方地區同時期的文化格局與文明進程。石家河文化時期基本延續了這一格局。

第四階段（約公元前2200—前1900年）。來自中原的煤山文化進入長江中游，基本控制了長江中游的主要地區，屈家嶺文化系統隨之瓦解。我們認為煤山文化屬早期夏文化，其進入長江中游導致該地區文化系統瓦解這一事件，學界一般將之與文獻中的“禹伐三苗”對應。自此，長江中游地區首次完整地融入中原華夏系統。

二、長江中游史前文明的演進及其特征

我們考察長江中游地區史前四個階段的生業經濟、聚落、墓葬、宗教等方面的考古材料，可以看出文明進程在前三個階段有其內在的發展脈絡，第四階段則因早期夏文化全面進入導致本地文化傳承瓦解。具體來說，第一階段的彭頭山文化發現有大量稻作遺存，如陶器、紅燒土塊中夾雜的稻殼及出土的大量炭化稻谷、稻米等，后者經鑒定屬原始古栽培稻類型，可以認為存在相對穩定的早期稻作農業。但同時出土有較多的野生植物種子和野生動物骨骼，表明採集和狩獵仍是生計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聚落形態以八十垱遺址為代表，是一處面積3.7萬平方米的環壕土圍聚落。其下挖的環壕與內側堆起的土圍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被看作是新石器時代城址的雛形。聚落內還發現具有特殊功能的大型高台式建筑和小型深坑類遺跡。公共設施的修建反映了聚落內社會權力的出現。墓葬整體數量不算多，大多分布在房址周圍，隨葬品以陶器為主，規格和數量的差異不大，功能上以炊器與盛器組合為核心，表明對糧食分配權力的重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糧食是當時社會的核心資源。

總體來看，該階段人群開始集群定居，建設共同的村落，進行原始的農業生產，但漁獵和採集仍佔據著生業經濟的重要地位，開始出現社群公共權力，但社群內個體之間相對平等。

華南地區比彭頭山文化更早的新石器遺存有廣西甑皮岩一至三期、廟岩，湖南玉蟾岩，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環等，這些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大多分布在山地，多為洞穴遺址，個別為岩廈遺址，其中年代相對略晚的玉蟾岩、仙人洞和吊桶環還發現了古栽培稻線索，但生業均以漁獵、採集等為主。至彭頭山文化時期，隨著稻作農業技術的相對成熟和農業生產自然條件的變化，古代人類開始放棄原始洞穴生活模式，走出山地，定居在氣候適宜、土壤肥沃、水源充沛的平原地區，優先選擇了更具有持續性和保障性的農業生產性經濟。

第二階段，長江中游地區遺址數量大增、分布范圍擴大，廣泛出現定居村落。生業經濟除西南的峽江地區因地理環境原因仍以漁獵為主外，其他地區開始廣泛形成穩定的農業生產，輔以漁獵，如澧縣城頭山遺址揭露出結構清晰的稻田遺跡。研究表明西北部為稻旱混作農業，其他農業生產地區均為稻作農業。家豬飼養逐漸取代漁獵，成為主要的肉食來源。

與新石器時代早期以漁獵、採集為主要生計相比，農業生產比較安全，產出相對穩定，產量高，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同時也伴隨著人口的大規模增長、對適宜農業生產土地的需求增加。長江中游中心區域在這一階段出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址，分別為西南部大溪文化系統的澧縣城頭山和東部屈家嶺文化系統的天門龍嘴。兩座古城平面為圓形或近圓形，是古城出現的最早形態，有單重城垣和護城河，面積相近，均約8萬平方米。前者位於洞庭湖平原西北部，后者位於江漢平原中北部，位置上都屬於地勢開闊的平原，水網密集，土地肥沃，是早期農業人口爭奪的重點地區。這兩座古城分別是兩個文化系統的區域中心，輻射周邊。城頭山城內還發現有祭壇，祭壇周圍有40多個祭祀坑，反映了原始的宗教活動。出現了與生活區分開的專門的公共墓地，墓葬之間在隨葬品種類、數量上逐漸差異化，顯示出同一族群不同人員在財富、地位上的分化。隨葬品在功能分類上，仍以代表飲食的炊器、盛器為中心，反映出社會權力形態的變化不大，但程度上有較大強化。

這一階段定居農業進一步發展，成為經濟生活的主要方式，人口大規模增長，對適宜耕作的土地需求旺盛，並開始修筑古城來保護和爭奪土地進行農業生產，社會權力得到進一步發展。從聚落結構和空間分布來看，不同文化系統內部存在最高等級中心聚落（城址），聚落規模有初步的等級之分，人群開始有分化，並有原始宗教活動。

第三階段，長江中游地區遺址數量、密度和規模均大大超出此前，人口空前膨脹。農業經濟發達，並作為生業經濟主要方式持續發展，家畜飼養業也得到極大發展。同時，來自北方的旱作農業開始南傳進入江漢平原，多個遺址浮選出粟、黍等旱作農業遺存，顯示出中國南、北地區在生業經濟方面的交流。研究表明，此時期人類基本實現了糧食生產自給自足，甚至還有較多富余，為社會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之前發生的少量筑城活動在屈家嶺文化時期達到鼎盛，開始大規模地修筑古城，廣泛分布在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南陽盆地的南緣，共計18座。新建古城平面形狀大多從最初的圓形變為方形或近方形，部分古城還出現了內、外雙重城垣的現象。我們採用情境分析的方法可以把該時期新建和延續使用的古城分為四類：跨區域中心城址、區域中心城址、亞文化接觸地帶城址、文化接觸地帶城址。

跨區域中心城址是指規模大、影響范圍超出單個地理單元的城址，也是一個文化分布范圍內最高等級的中心聚落，具有唯一性，在這裡指天門石家河。石家河古城平面近長方形，面積約120萬平方米，城內有大型宗教儀式活動場所，出現了疑似專門修建城牆勞工的墓葬，城外有一圈戍守性質的台崗聚落，周圍還有大量附屬聚落，構成多層次聚落結構，位於屈家嶺文化分布范圍的中心，也是屈家嶺文化范圍內面積、規模最大的城址，其地位與影響力跨越了多個區域，是整個屈家嶺文化分布范圍內最高等級的中心聚落。

區域中心城址是指修建在文化分布范圍內各個區域中心的城址，具體有天門笑城、應城陶家湖、門板灣、孝感葉家廟、荊門城河、馬家院、澧縣城頭山、雞叫城等。這些城址散落分布在屈家嶺文化內部不同地區類型或小的地理單元的中心，周圍一般分布有若干附屬小聚落，承擔了次級區域中心的功能。

亞文化接觸地帶城址是指修建在文化內部核心地區和外圍地區（擴張區域）分布范圍交界處或接觸地帶的城址，具體有石首走馬嶺、公安雞鳴城、青河、華容七星墩、江陵陰湘城、安陸王古溜、襄陽鳳凰咀。其中走馬嶺、雞鳴城、青河、七星墩均分布在江漢平原與洞庭湖平原的交界處﹔陰湘城位於江漢平原與峽江地區的交界處﹔王古溜位於江漢平原與隨棗走廊的交界處﹔鳳凰咀位於江漢平原與南陽盆地的交界處。這些城址均是東部屈家嶺文化系統擴張到西南部、西北部文化系統的過程中或之后興建的，其目的是加強對外圍地區的防御和控制。

文化接觸地帶城址是指屈家嶺文化與周邊其他文化分布范圍交界處或接觸地帶的城址，具體有大悟土城、黃陂張西灣等。土城位於屈家嶺文化北疆，處於大汶口文化晚期向東南方向擴張的前線。張西灣位於屈家嶺文化東疆，面臨良渚文化沿長江向西擴散的壓力。這兩座城的興建應該與抵御外來文化的擴張、滲透不無關系。

屈家嶺文化修筑和使用不同功能的古城，對內加強控制，對外抵御入侵。除此外，結合其他一般性聚落綜合考察，可以發現其在不同層次都有較嚴格的多層級聚落規格劃分，組成統一、嚴密的多層級結構的社會。不同聚落內墓地之間及同一墓地內的墓葬之間在規格、隨葬品種類、數量上都有明顯差異，顯示出較明顯的人群分化和分層。一些遺址揭露的墓葬還出有數量不等的玉鉞，反映了社會權力的分化。特別是東部核心地區，與前幾個階段相比較，在隨葬品功能分類上新出現隨葬大量罐類儲藏器的葬俗，有學者認為其作用在於彰顯財富，以達到增強威望的目的，指向了不同的社會權力形態，也暗示了人群關系的緊張和社會權力的強化。繼屈家嶺水壩之后，部分城址如石家河、城河、鳳凰咀等也都發現有水壩及相關的復雜水利系統的線索，這類大型公共設施的規劃與修建反映了區域人口的高度整合與控制。研究顯示，不同區域以城址為核心的聚落群在經濟網絡上有較強的獨立性，但在宗教上較為統一，如在超大型中心聚落石家河城發現的大型宗教儀式場所，應該是整個屈家嶺文化系統分布范圍內的宗教中心，舉行大規模宗教儀式活動。總體來說，屈家嶺文化已達到較高的社會復雜化程度，是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明發展的高峰，后續的石家河文化則基本上延續了這一進程。

馬克思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稻作農業生產技術的發明，使得華南古代人類脫離原來山地洞穴生活，向北遷徙進入自然環境更加適宜的平原地區開始了定居農業生活，並為宗教活動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走出史前文明進程的重要一步。定居農業生產方式的發展與成熟，推動了史前經濟結構的變革，促進人口大量增長，也導致土地需求增加，人地關系緊張，產生了新的社會矛盾。長江中游地區密集的古城修筑活動是社會矛盾發展的集中體現，也加劇了不同區域人群之間的矛盾。而該地區史前文化格局從多個文化系統林立到逐步整合成一個文化系統，同時大型公共設施的興建需求加速了區域人口的整合與控制。整個過程中，不同空間尺度的人群逐漸分組與分化，基於公共事務發展而來的社會權力興起並得以不斷強化，權力形態也逐漸多樣化，宗教活動開始專業化和規模化，相應的社會運轉機制逐步穩定成熟，社會復雜化程度加深，至新石器晚期偏晚及末期階段（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時期）達到高峰，初步進入文明社會。有學者將長江中游這一時期以大量城址為顯著特征的社會類比為古代典籍中的“萬國”，綜合來看，我們認為其已經達到了跨區域性整合的早期國家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