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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暢，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詞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圖片由作者提供
郁賢皓的部分著作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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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郁賢皓，1933年生，上海人。1961年畢業於南京師范學院（今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曾任南京師范大學古文獻研究所所長，曾兼任中國李白研究會會長、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著有《李白叢考》《唐刺史考》《李太白全集校注》等。
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收藏著一套郁賢皓先生捐贈的《李太白全集校注》，捐贈時間是2021年5月。這部2016年出版的著作，是郁先生畢生研究李白的結晶。翻開贈書，他批閱、修改的筆跡觸目皆是。可以想見，從此書出版到捐贈的5年間，當時已年過八旬的郁先生，仍然在孜孜不倦地修訂著自己的著作。
在有著“江南文樞”之譽的南京師范大學，郁賢皓先生是繼孫望、唐圭璋、段熙仲、錢仲聯等老先生之后，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專家之一。他從李白研究入手，於唐代文學、唐代歷史研究中遨游，碩果累累。
章黃后學
郁賢皓先生1933年生於上海，少年失學，12歲就到上海光華電業制造廠當工人。新中國成立后，他做過文書、干事，還做了幾年新聞工作，積累了扎實的文字功底。1957年，郁先生考入南京師范學院（今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走上學術之路。
經過1952年的院系調整，在孫望先生的主持下，南師中文系匯聚了不少古典文學名家。孫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學求學，得到黃侃、胡光煒、吳梅、商承祚、胡翔東等先生指導，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學基礎。郁先生師從孫先生，在治學方向和治學方法上都受到孫先生影響。孫先生經常教導學生：“要為自己選定一兩部書，准備花畢生最大的精力去從事研究。要有勇氣在這一兩部書的鑽研中取得度越前人的成果，具有獨創的見解。”郁先生一生精研李白，其學術方向的選擇正源於此。孫先生極欣賞清代乾嘉學派腳踏實地的考証方法，認為“無論搞詩文的注釋分析，或者搞詩人作家的年譜，都離不開考証。做學問必須對作家的每一個交游設立專案，從各有關書籍中找材料，憑借史料分析、考証，才能得出正確結論，才能‘知人論世’，在此基礎上寫出的文章才是堅實的。”（郁賢皓《道德文章皆吾師：介紹孫望先生》）同在南師中文系任教的徐復先生，是章太炎、黃侃的嫡傳弟子，同樣重視考証，推崇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郁先生的李白研究重視作家交游、注重細節考証，就是受到了這種學風的影響。1961年，郁先生畢業留校，教古代漢語，繼續研讀清代朴學家著述，並旁聽南京大學黃淬伯先生講《一切經音義》、洪誠先生講《古書疑義舉例》，夯實了小學基本功。1963年，因徐復先生推薦，郁先生受邀參與《辭海》修訂工作，1965年修訂完畢。1973年《辭海》繼續修訂時，郁先生參與“示”部至“羊”部的修訂和審定工作。此后《辭海》歷次修訂，郁先生都作為編委兼分科主編參與其中。
1978年，孫望先生的大學同學、著名文學史家程千帆先生受聘至南京大學任教，住處離郁先生家很近。當年冬天，郁先生便隨孫先生拜訪了程先生。郁先生介紹了自己當時的研究工作，程先生告訴他：“做教師不能隻做教書匠，教書是為了培養人，培養人首先要不斷提高自己，所以還要做學問。做學問首先要腳踏實地搜集資料，對資料進行排比考証，你的做法是對的。第二步才是在考証的基礎上從事理論研究。”“有的人隻做第一步的工作，不做第二步的工作，是可以的。有的人隻做第二步的工作，第一步的工作不做，則斷斷乎不可。”程先生這裡說的“第一步”工作，是指全面仔細梳理研究對象的所有資料。程先生的鼓勵，讓郁先生充滿信心，此后經常上門求教。
鐘情李白
郁賢皓先生對李白研究情有獨鐘。
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出版，出於對李白及其詩歌的愛好，郁先生對此書中關於李白的部分認真讀了好幾遍，“我覺得其中有不少精辟見解，但也存在不少問題。那時的李白研究，多局限於詩歌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分析，對李白的生平事跡和交游缺乏深入稽考，未能做到知人論世，因此對作品的理解多流於主觀臆測，破綻百出”。當時，學術界對於李白的出生地、一入長安還是兩入長安等問題一直存在爭論，直接影響了對李白作品的分析和理解。於是，郁先生決定把李白研究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從考証李白的生平事跡及其交游入手，以期逐步解決李白研究中長期存在的疑點和難點。他認為：“如果宏觀的理論研究沒有大量的微觀的實証研究的成果作為基礎，那宏觀的‘理論’必然流於空論，甚至會出現錯誤的結論。”
改革開放后，郁先生陸續發表十余篇論文，從不同角度研究李白的事跡與交游。1982年，這些文章被結集為《李白叢考》一書，由陝西人民出版社作為“唐代文學研究叢書”的第一種出版，這也是郁先生的第一部著作。他自己評價該書：“通過深入考証，解決了一些疑難問題，訂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錯誤，為正確地深入研究李白生平思想和作品打下了一定基礎。”
《李白叢考》証實了李白一生“兩入長安”。20世紀60年代以前，學界一般認為李白一生隻到過長安一次，即天寶元年（742年）秋奉詔入京待詔翰林，天寶三載（744年）春離開長安。1962年以后，逐漸有學者質疑該結論，並提出“兩入長安”的觀點。郁先生的《李白兩入長安及有關交游考辨》《李白初入長安事跡探索》等論文，剖析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西入秦海，一觀國風”一語，解析李白詩作《以詩代書答元丹丘》中的“三見秦草綠”，將李白《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的情感表達與張九齡《張說墓志》參証，又通過李白多篇詩作分析出兩次入長安的時間與路徑差異，得出結論：李白於開元年間第一次入長安，停留三年，於天寶年間第二次入長安，僅停留一年。在現存李白詩篇中，有的作於終南山隱居之時，有的作於邠州、坊州應酬之際，這些作品均作於開元年間第一次入長安之時。彼時李白未求得官位，故自由往來於長安周邊，非天寶年間入長安之事。郁先生從五個方面証實了李白兩入長安的時間和路徑，使兩入長安之說得到實証。郁先生自己說：“李白兩入長安的發現與被普遍承認，不僅解決了李白生平事跡中的一個難題，而且對李白許多重要代表作品的系年必須重新研究，乃至李白的創作道路也必須為之改寫。”在此之前，學者在李白一入長安的背景下，將《蜀道難》《梁甫吟》《將進酒》《行路難》《梁園吟》等詩系於天寶三載（744年）之后。隨著“兩入長安”說的成立，學界對於李白詩歌的創作歷程有了全新理解。
對李白交游的考証，是郁先生李白研究中創獲最多的領域。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李白與宋之悌、道士吳筠等人的關系上。《李白詩〈江夏別宋之悌〉系年辨誤》一文推翻了將《江夏別宋之悌》系於肅宗乾元元年（758年）的錯誤，並指出宋之悌乃初唐詩人宋之問季弟，卒於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前。可知李白在此時就已經創作出工穩的五言律詩，他的五律不是直到人生晚期才成熟。《舊唐書·李白傳》記載：“天寶初，客游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於朝，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詔翰林。”郁先生在《吳筠薦李白說辨疑》一文中，結合李白自己的文章以及其他史料，指出“筠薦之於朝”“與筠俱待詔翰林”有誤，進而指出李白於天寶年間待詔翰林乃玉真公主之薦。
郁先生對李白生平事跡、交游對象的考察，既補正了史料記載，也為研究李白詩風發展提供了可靠材料。
以對李白生平、交游的研究為基礎，郁先生開始了對李白詩文的整理工作，刪偽補遺、校勘、箋注、評箋，於是就有了《李太白全集校注》。此書以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影印靜嘉堂文庫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為底本，參校諸本以及歷代總集。郁先生將自己的新觀點、新發現都融入每篇詩文前后的“題解”“校記”“注釋”“評箋”“按語”之中。《古風》“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句，郁先生的按語是：“此詩當為開元二十二年（734年）春游洛陽時所作。據《舊唐書·玄宗紀》記載，開元二十二年己丑，玄宗幸東都，由此可知是年春天百官在東都上朝全為寫實。第一段寫陽春三月，天津橋邊千家萬戶桃李盛開，鮮花艷麗，動人心魄……”這種細致的解析，離不開深厚的史學、文獻學基礎。
由文入史
在研究李白的過程中，郁先生發現：“唐人詩篇中提到的交游常有某州某使君、某郡某太守，而不知其名，因此不知詩的寫作年代，很難深入理解詩意。”他由此想到可以編一部唐代地方長官的工具書，這一學術計劃得到程千帆先生的極力贊同：“這確實是學術界非常需要的書。唐代有許多詩人當過刺史，詩文中提到的刺史就更多，有的隻知其姓而不知其名，如果能把名字考出來，考出此人的事跡，那就是對學術界很大的貢獻了。這樣的書，研究唐代文學、唐代歷史、唐代社會的人都是不可缺少的。”程先生還建議將此書定名為《唐刺史考》。
1987年，《唐刺史考》出版，“全時全地”地對唐代地方行政長官的姓名、任職時間、行跡進行考察。在時間上，此書所考列州刺史起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與唐代國祚相當。在地域方面，此書基本涵蓋了唐代所有州郡。在編撰理念上，郁先生不僅注重傳世文獻，也注重出土文獻，大量引用唐人墓志拓片。為了搜求這些墓志拓片，他曾到南京圖書館請版本目錄學家杜信孚先生幫忙，“他聽了我的來意，很快就把我所需要的《芒洛塚墓遺文》等石刻資料書一一拿了出來。他還告訴我，館內藏有《千唐志齋藏石》拓片，近些年幾乎沒有人查閱過，說著，就熱情地把沾滿灰塵的幾捆拓片都搬了出來交給我閱讀。這些拓片雖然缺了二十多張，但使我從中獲得了許多重要資料。”1983年暑假，郁先生帶著助手方義兵到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查閱隋唐五代墓志拓片，二人連續工作十余天，將館藏的一千多張隋唐五代墓志拓片翻閱完畢，摘錄了大量資料。《唐刺史考》所引用的這些墓志文獻，為學界提供了許多便利。
《唐刺史考》出版后，郁先生又開始對其進行增補，經十余年艱苦精研，於2000年出版了《唐刺史考全編》。此書補充搜羅了十余年中新出土的唐代文獻，對其加以整理、排列、考訂，訂正了原書百余處錯誤，新增2000多個刺史的任職情況。
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杜牧、韓愈等諸多唐代詩人，都做過地方官。利用《唐刺史考全編》，讀者對於這些詩人的生平履歷，一檢即得，並可以由此考察他們的交游情況。《唐刺史考全編》考証出崔玄亮長慶三年（823年）至寶歷元年（825年）為湖州刺史，由此即可確定白居易多篇詩作中的“崔湖州”都是崔玄亮。因此，此書雖為史學著作，但對文學研究也很有幫助。
在文獻研究方面，《唐刺史考全編》匯集了各種唐代史料，將眾多唐代州郡長官的資料搜羅殆盡，並對引用的每一條文獻資料都進行比較鑒別，以判定其真偽，訂正了史籍中的一些錯誤，這使得該書成為閱讀、研究唐代史料的重要文獻。
在郁先生的著作中，與《唐刺史考》並稱的是《唐九卿考》。該書的編撰與他考証李白《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一詩中的“衛尉張卿”有關。他回憶說：“當時我就想，唐代職官的工具書已有《新唐書·宰相表》《唐仆尚丞郎表》《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唐方鎮年表》，當時我已在從事《唐刺史考》的工作，如果有一部《唐九卿考》的工具書，可以給學人查稽九卿帶來方便，可以免除遍稽典籍之苦。於是自此以后，我就對唐代九卿的資料加以留意，在從事《唐刺史考》工作的同時，在野史、雜錄、金石、方志等文獻中，凡遇到唐代九卿的資料，都做成卡片。”郁先生與其弟子胡可先在廣泛搜集歷史文獻、金石文獻、文學、方志別乘等各方面資料的基礎上，對唐代九寺正卿與少卿予以考証、辨析，對九卿的歷史演變、職能變革、人員調整以及與其他政府部門的關系等問題進行研究，填補了唐史研究的一個空白。
在文學、史學研究之外，郁賢皓先生還整理了《元和姓纂（附四校記）》一書。《元和姓纂》是研究唐代人物姓氏的典籍，原書散逸已久，今本由清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史學家岑仲勉於1948年出版《元和姓纂四校記》。原文與校記分行，學者利用極為不便。1982年3月，時任中華書局副總編傅璇琮先生致函郁先生，請他對《元和姓纂》進行整理。傅先生了解郁先生的李白研究，確信他適合整理此書。郁先生深知《元和姓纂》《元和姓纂四校記》對唐史研究的重要性，故欣然接受此任務。經他與陶敏教授多年努力，1994年，經孫望先生審訂的《元和姓纂（附四校記）》整理本終於告竣，此書至今仍是唐代文史研究者案頭必備的工具書。
朴學之風
作為章黃后學，郁先生無論在什麼領域鑽研，都注重實証，用文獻說話。
他研究李白，首先把李白的詩文作品熟讀，在閱讀的過程中，還寫下了札記，“將李白詩文中提到的人物，全部制成卡片，並將姓名按四角號碼排列編制成索引，將卡片裝訂成活頁冊。然后認真地閱讀各種資料，從唐人別集到各種筆記，從姓氏書到宋元方志，從佛藏、道藏到石刻拓片，一旦發現有關李白及其交游的材料，立即寫進卡片中去。”在《李白選集》一書中，郁先生對所選錄的三百余首李白詩、十余篇李白文，均作了校訂、注釋和編年。李白詩作抒情性強，可以編年的線索不多，但郁先生精心梳理，使諸多文獻得以綜合利用，並結合詩文的主旨，將李白諸多詩文系年。
有一段時間，學界很多人認為隻有宏觀的理論研究才有價值，把考証視為“雕虫小技”。郁先生反對這種“一刀切”的觀點，在他看來，乾嘉學派有過於煩瑣的缺點，但是其反對空談、崇尚實証的理念仍然值得被繼承與發揚。清人黃錫珪所著《李太白年譜》附錄了三篇文章，黃氏稱這三篇文章“的系李白真作，無可疑者”。郁先生發現，這三篇文章皆見於唐人孤獨及的文集《毗陵集》，於是對文中所提及的人物、事件進行深入考証，最終斷定這三篇文章乃孤獨及所作。這種扎實的文獻考証，是宏觀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石。
20世紀50年代末上大學時，郁先生就經常去南京頤和路的南京圖書館古籍部看書，后來也常到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古籍收藏較多的圖書館訪書。1963年，他利用赴上海參與《辭海》修纂的機會，多次抽時間到上海圖書館抄書。前文已經提及，為編撰《唐刺史考》，郁先生不辭辛苦到處尋訪墓志文獻。在郁先生那裡，各種文獻並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內在聯系的整體。正如孫望先生所說：“憑借碑志以考核人事，自是很好的辦法，但這只是賢皓同志資以考証的一個方面。此外，隨著問題性質的不同和資料情況的不同，他還採取多種途徑去求得疑難的解決：從詩文中去尋找內在關系，從歷史背景上去找外緣關系，或從時間、地點、官銜的異同上去找線索，或從親朋交游、離合聚散上去作推敲，也有的時候從版本校勘上去尋求旁助，等等，途徑是多方面的。”
全面搜集文獻，充分挖掘新材料以及前人忽略的文獻，靈活運用文獻，使研究論証科學、充分、具有原創性，這也許就是郁先生在學術之路上能夠不斷突破的秘訣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