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川青滇藏交界區傳統鹽業發展與多民族交往交流互動研究”負責人、雲南民族大學教授
四川開“卓筒井”
四川“天車汲鹵”
川滇“場灶煮鹽”
川滇“竹筏運鹽”
食鹽，有“百味之首”“百味之王”之稱。人和動物對鹽的攝入均有先天的依賴性，宋代《天工開物》言：“口之於味也，辛酸甘苦，經年絕一無恙。獨食鹽，禁戒旬日，則縛雞勝匹，倦怠懨然。”中華大地地大物博，鹵水資源豐富，有海鹽、井鹽、池鹽、湖鹽和岩鹽五大鹽種。其中，井鹽的產地主要分布在四川、雲南、西藏等地，以川滇二省為代表。西南井鹽的開發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其總產量較高，僅次於海鹽，自然鹽泉的利用甚至可追溯至石器時代。
鑽井取鹵，先哲智慧
井鹽開發與海鹽有異。西南屬高原或盆地，鹽礦蘊藏於地下百米或千米的地層之中，以致開採難度大，生產工藝復雜，素有“煮海易，煮井難”之說。西南古代民族為了獲取地下豐富的鹽鹵，以不同手段展開漫長且堅毅的探索：石器時代至戰國時期，是自然鹽泉利用的階段。公元前255—前251年，先民在廣都（今四川的成都市雙流區）靠人工開鑿了我國第一口鹽井——廣都井。戰國至北宋，逐漸改為“鑿井取鹵”，先民利用鋤、鍤、鏟等工具開鑿大口井採掘鹽鹵，井深達數十丈，以陵州（今四川仁壽縣）“陵井”（或稱“狼毒井”）為代表，此時鹽井種數繁多，遍及四川。北宋中期至清初，進入“卓筒井”階段，這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沖擊式鑽井方法，被學界稱為我國的“第五大發明”。至清代道光年間，四川自貢的鑽井深可達近千米，開鑿於這個時期的燊海井，至今仍在採鹵。川鹽的鑽井技術，不僅推動西南鹽業的發展，還對地下石油、天然氣的開採產生直接影響。明代，我國已鑽出世界第一口石油井。
西南井鹽的生產，歷經鑿井、汲鹵、輸鹵、煎鹽等工序，生產工藝繁雜，難度大，投入工種多。據清代溫瑞柏《鹽井記》載，“其人有司井、司牛、司車、司篾、司梆、司漕、司澗、司鍋、司火、司飯、司草，又有醫工、井工、鐵匠、木匠”15種﹔工具種類繁多，含鑽井、打撈、輔助打撈、起下表層導管、測補、維修、連接、搧汲汲鹵、扶正、井上設備、制鹽、輸鹵（氣）12類工具，共200余種。此外，西南各井為了克服燃料不足之困境，防止生態環境之破壞，解決成本增加之弊病，先后發明長距離移鹵技術，以四川的竹筧輸鹵、“絞篊”和雲南的“移鹵就煤”為最。
舟車所至，鹽行千裡
西南地區的鹽鹵資源分布不均，地理環境特殊。鹽商為了鹽利，趕著馬幫，克服惡劣的自然環境，不顧匪患頻發之險，翻山越嶺、跋山涉水地進行“鹽糧交換”。經長年累月的馬幫通行，古道的石板上刻下深深的馬蹄印，形成了獨特的“鹽運古道”。
古代西南開通的“五尺道”（后稱“蜀身毒道”）和“博南古道”，同是川滇之間食鹽運輸的重要通道。其中，連接川西和雲南之間的“閏鹽古道”，據《鹽源縣志》載，“乃跨越橫斷山脈的西南絲綢之路的一條重要干線”。此道是南方絲綢之路的西大道，又有若干驛道接川、滇、藏等地。唐代以來，“博南古道”逐漸成為滇西井鹽運往騰越（今騰沖）、緬甸北部的主干道。除此之外，從井場到食鹽交換區，還分布著毛細血管般的小道。川省除陸路運鹽，兼有水運。據《四川省志·鹽業志》記載：“川鹽各產區中，富榮、犍樂、雲陽、大寧、射洪、簡陽等場，瀕臨大江小河，運鹽系行水道，配鹽稱水引，運載多，運量大。”水陸並行，人馬並用，馬幫所運之鹽雖離井場達幾百上千裡，但深受各民族歡迎，以至大家競相交換。古道上至今可見的古老碼頭、古橋、驛站、會所等，見証了昔日的繁華。
天下鹽利，國之大寶
漢代以前，西南地區的井鹽由部落開採，並無征榷。秦漢時期，四川成都設鹽鐵官。據《后漢書·西南夷傳》記載，雲南“永昌太守鄭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漢代之后，歷代王朝逐漸形成“管天下鹽鐵”的思想，可謂“煮海之利，歷代皆官領之”。據《周禮》記載：“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宋史·食貨志》載，“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元史·食貨志》言：“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者莫如鹽。”均可作証。
唐宋時期，中央設鹽鐵司，專司全國鹽務。四川先設轉運使、鹽鐵使和度支鹽鐵轉運使，后設茶鹽制置使。據唐代《蠻書》記載，雲南境內的白鹽井由南詔政權控制，其他鹽井“勸百姓自煎”，並無稅官。元代，中央都省戶部統領鹽政，外設行中書省指揮鹽司辦理鹽政，四川運鹽司統領全省鹽務。元至治三年（1323），雲南境內設大理路白鹽城和中慶路榷稅官。明代，全國設三級鹽務機構，即都轉運使司，提舉司、分司和鹽場鹽課司。洪武初，全國設鹽課提舉司七，四川設提舉司一、雲南設提舉司四。其中，四川鹽課提舉司轄鹽課司十七，雲南轄鹽課司三。清代鹽法，掌於戶部，四川、雲南各設鹽法道，分設提舉司，再設若干鹽課司。
自漢代行鹽鐵專賣制以來，鹽稅乃國家財政收入之重要來源。《新唐書》卷五十四載：“天下之賦，鹽利居半。”據《明史·食貨志》載，明代四川歲辦鹽一千至兩千萬斤，其中，萬歷間歲解陝西銀七萬一千余兩。雲南在洪武至萬歷年間，每年歲入太倉鹽課銀三萬五千余兩。清代嘉慶年間，四川的鹽稅約在三十萬兩，咸豐和同治年間的稅額為兩百萬兩。光緒末，四川所征鹽稅達六百三十萬兩以上，超過全省的田賦，佔全國鹽稅的三成左右。雲南井鹽，如清人檀萃言：“滇南大政，惟銅與鹽。”清初，全省的鹽稅穩定在白銀三萬五千兩，17世紀晚期增加至十五萬兩銀。地方各級政府所征鹽稅，除上繳國庫、發放鹽官俸祿、提供軍餉之外，主要投入地方事業，如捐資辦學、修建橋梁、修筑會館、供奉鹽神等。
民食所依，以鹽易物
西南屬內陸，距海較遠，且山路崎嶇，交通非便，海鹽難至，正如民國時期林振翰稱：“西蜀去海遠，而鑿井求鹽，人無淡食之憂。”滇省食鹽產區，漢代有安寧、雲龍二井，唐代新增黑、白、琅、老姆二井、彌沙等六井﹔明代又添阿陋、草溪、隻舊、喬后等四井﹔清代又加十四井。川省開鑿鹽井的地區，秦代三縣，漢代十七縣，唐代達六十八州縣，計六百四十口井，宋時鹽井數增至一千三百八十口，清初鹽井猛增至三千一百一十五口﹔井口增加，鹽工速增，據清人李榕描述，四川自貢的鹽工“合得三四十萬人”之多。
西南井鹽以銷本區為主，以滿足民食所需，偶爾銷往鄰區。如，川鹽除銷本省，還銷至滇東北、黔、湘、鄂及陝甘南部等地。滇鹽主銷本省，輻射緬北，偶有“滇鹽濟黔”。歷史上，井鹽曾多次接濟海鹽銷區。清代，淮鹽受阻，有“川鹽濟楚”之舉。抗戰時期，遼寧、長蘆等鹽區相繼淪陷，海鹽斷銷，井鹽增產濟銷，化解全國的鹽荒危機。
西南井鹽，曾作為交易貨幣流通於市。據董咸慶考証，雲南鹽幣的出現比貝幣為早。唐代《蠻書》載：“蠻法煮鹽，咸有法令。顆鹽每顆約一兩二兩，有交易即以顆計之。”《馬可波羅行紀》曾記錄元代四川境內“無紙幣，而以鹽為貨幣”，且“諸地距城較遠而不能常售賣其黃金及麝香等物者，鹽塊價值越重”。20世紀30年代，雲南拉祜族地區仍行“鹽塊議價”。50年代，雲南偏遠地區依然存在“以鹽易物”的現象。
千年鹽井，文明古今
西南井鹽文化底蘊深厚，絢麗多彩。至今，屹立於四川自貢天車之下的燊海井，是生動展現古代鑽井和汲鹵工藝的重要遺存。雲南的黑、白、諾鄧、雒馬、石門等井，井下結構完整，井硐由平整的石條砌成，更顯工匠精神。近年，川滇各族后裔打開塵封的千年鹽井，汲鹵熬鹽，傳統的制鹽工藝再度被呈現，世人無不嘆為觀止。
古代井鹽開發過程中，形成了先進的科技文明，其中井鹽鑽井技術不斷西傳，影響世界。11世紀，中國的鑽井技術引入歐洲，促使歐洲成功鑽出第一批“自流井”。李約瑟認為，中國的鑽井技術是“中國的杰出發明之一”。美洲大陸被發現后，中國勞工將四川鑽井技術引入該地，對當地石油開採產生直接影響。
各地區鹽的開發，促進區域性文明區的形成。人類文明與鹽密切相關，早期國家的形成與鹽的開發更是關系密切。古代巴蜀之地“巫咸”部落的形成即是自然鹽泉利用的結果。自古以來，鹽鹵的開採，能吸引大量的外來人口。隨著國家力量的不斷滲透和強化，多數鹽區逐漸成為當地的行政中心。例如，元代四川西部設“潤鹽縣”，清代，雲南境內的雒馬井曾是雲龍州治所在地，西藏境內設立鹽井縣，民國時期雲南設鹽豐、鹽興等縣，自貢取“自流井”和“貢井”首字命名，均和井鹽開發有關。
井鹽的興起，為地方奠定了深厚的經濟基礎，以此帶動諸如馬幫、商店、住宿和餐飲等諸多行業的發展。井鹽文化還促進多種文化的繁榮，使得宗教、藝術、建筑、飲食、節慶等多元文化集中於鹽區。深受儒學影響，井區頻出舉人、進士，可謂人才輩出。各類民居建筑拔地而起，形成獨具文化特色的聚落，如雲南的黑井、石羊、寶豐、諾鄧等古鎮古村。此外，四川自貢的“鹽幫菜”，雲南的“諾鄧火腿”和“宣威火腿”，因以井鹽腌制而聞名遐邇。
綜上，西南井鹽開發的歷史是中華鹽業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古代西南民族以智慧開鑿鹽井，汲鹵熬鹽，不斷創新生產工藝，滋養西南各族兒女，不僅推動古代科技文明的發展，而且促進著東西方交流互鑒，彰顯出中華民族的工匠精神。千年鹽井，呈現先進的中華技藝，書寫勤勞的民族精神，留下深厚的文化遺產，推動民族的交融互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