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琦：資料積累與徽商研究的進展

作者：李琳琦，系安徽師范大學教授、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徽商是明清時期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的重要商業現象之一，其活動范圍遠遠超出了徽州而遍及全國許多省份，其活動的內容也不限於商業，而影響到文化、教育、世風。徽商研究從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開創，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發展，無不和資料積累緊密相關。近年來，徽商研究不斷涌現新的成果。安徽師范大學王世華教授積十年之功，編纂的全十冊計1100余萬字的《六百年徽商資料集成（1368—1956）》（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簡稱《資料集成》），堪稱近年來徽商研究領域值得關注的重大成果。

20世紀四五十年代從資料中“發現”徽商

傅衣凌《明代徽商考——中國商業資本集團史初稿之一》（《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匯報》1946年第2期），是徽商研究的第一篇專題論文。他后來回憶說：“解放之前，我為探討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遲滯問題，曾從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為著正史食貨志多偏重於國家財政賦稅方面的記載，而對於私的經濟——商人和商業資本的活動，則記載極少。為開展研究，我先從搜集史料著手，進行地區性的探討。”（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再版說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在“進行地區性的探討”時，他接觸到一些明清時期的文集、筆記和方志，“發現有關徽商的記載甚多”，於是寫成了該文。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書中所征引的徽州鄉土文獻隻有7種。

與此同時，日本學者藤井宏在研究中國明代鹽商時，也發現了徽商的資料線索，寫成長達七萬字的《新安商人的研究》。該文后經傅衣凌、黃煥宗合譯介紹到國內，連載在1958年的《安徽歷史學報》和1959年的《安徽史學通訊》上。藤井宏在《〈新安商人的研究〉中譯文序言》中寫道：“1940年，我曾在東京尊經閣文庫讀書，因另有目的，瀏覽萬歷《歙志》，對其中構成新安商人核心的歙商活動狀況記載之詳明，史料之多，大為驚訝，自是，我遂開始對有關新安商人的研究……拙著《新安商人的研究》就是根據《太函集》所提供的大量珍貴史料作為本書的骨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年第3期）通讀全文，其中引用徽州其他鄉土文獻的資料仍不多。

20世紀八九十年代資料搜集整理促進了徽商研究的發展

改革開放后，海內外的學術交流漸趨頻繁，而《新安商人的研究》仍是“有關徽商研究中最為系統的著作”（傅衣凌：《徽州社會經濟史研究譯文集·序言》，黃山書社1988年版）。安徽師范大學的張海鵬有感於“作為中國學者，我們不能甘心徽商在中國，徽商研究在國外的現實”，於1983年組建團隊，“決心發奮研究徽商”。這一團隊的徽商研究“是從搜集資料做起的”。他們利用教學之余，到有關圖書館、博物館、科研單位以及徽州各地，訪求珍藏，廣搜博採，從史籍、方志、譜牒、筆記、小說、文集、契約、文書、碑刻、檔案中，進行爬梳剔取，初步摘錄近四十萬言，編輯成冊，定名為《明清徽商資料選編》（黃山書社1985年版）。其中征引的明清文獻共有229種，徽州鄉土文獻就達119種。這部資料選編為國內外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也為編者們的下一步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在資料搜集的同時，該團隊也開展了徽商的專題研究，於1995年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近55萬字的《徽商研究》專著。作者在《徽商研究·前言》中寫道：“我們的研究工作首先是從搜集資料做起的……這部《徽商研究》便是在前一階段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學者評價其為“徽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為止國內傳統商人研究篇幅最為宏大之作”（范金民：《老樹春深更著花》，《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徽商研究》的出版及同時期眾多成果，改變了“徽商在中國，徽商研究在國外”的歷史。

《資料集成》的出版必將推動徽商研究進入新的境界

此次推出的《資料集成》共十冊：明代1冊、清代5冊、民國3冊、新中國成立后1冊，每個時代均按資料類別和時間順序進行編排，是迄今部頭最大、字數最多、征引文獻最廣的徽商資料匯編。這部《資料集成》具有如下特色：

一是時間跨度長。《資料集成》匯輯了自明初至1956年公私合營時期的徽商資料，時間跨度六百年，從中可以看到徽商興起、發展、繁榮、衰落和退出歷史舞台的全過程。前人對徽商資料的整理主要集中在明清時期，而集成的編者則將時段延展到民國和新中國成立后。許多近代的報紙、雜志、日記中涉及的徽商資料，以及徽商企業在公私合營中的資料都是第一次集中整理面世，反映出編者“長時段”的歷史思考。

二是資料極其豐富。編者“翻閱了近500部徽州家譜，近百部地方志、專志，幾萬份文書，上百部文集以及大量的史籍、文集、檔案、報刊、碑刻、書信、回憶資料等，總字數不下數千萬字，披沙揀金”，“其中有大量第一次面世的資料”（該書《前言》）。例如，明代《復初集》很少有人利用，編者從中發現了近8萬字的徽商資料﹔收錄資料的深度和廣度與《明清徽商資料選編》相比又有了極大提升，“是目前為止，收集徽商資料最為豐富全面的資料集成”。可見編者下了極其艱辛的功夫。

三是保持信息完整。“絕大部分資料都是整篇移錄，唯文學作品中的徽商資料由於情節文字較多，在不妨害原意的情況下做了一些刪節”（該書《凡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編者認識到“40年前，我們在編選《明清徽商資料選編》時，由於沒有經驗，很多資料我們當時沒有全錄，如家譜中的傳記、墓志銘往往是掐頭去尾，隻保留了我們認為最重要的部分，而把傳主的世系傳承、子孫姓名給忽略了，從而給后來的研究帶來了很多麻煩。因此這次編選時，我們一概保留全貌”（該書《前言》）。由於完整收錄，能夠全面反映一些家族世代經商、不斷發展的樣貌，以及家族內部的傳承關系和徽商后代的職業設計等，極大豐富了我們對徽商的認識。

四是方便研究使用。正如編者所說：“一種是出影印本，這樣做比較簡單，但研究者使用不便﹔另一種是把所有資料整理成簡體字，這要增加太多的工作量……經過再三權衡，我們決定採用后者。寧可‘自找麻煩’，也要方便研究者使用。”（該書《前言》）其中收錄的文獻資料絕大多數都是明清和近代未經整理標點的刻本資料，大量的文書資料更是多為時人的手寫體，不規范的字、生僻字、生造字很難辨認。編者花費大量時間，經過認真辨認、識別並請教行家，進行了錄入、整理並標點，大大便利了學者的使用。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寫道：“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陳寅恪在《敦煌劫余錄序》中強調：“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歷史學是一門老老實實的學問，“凡治一學、著一書，必參互考驗，曲証旁通，博征其材，約守其例”（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頁）。我們相信，隨著《資料集成》的出版，必將推動徽商研究進入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