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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金龍，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1990年，黎虎（左）在著名史學家白壽彝家中。作者供圖
作者供圖
學人小傳
黎虎（1936—2022），原籍廣東興寧，生於北京。1959年畢業於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並留校任教。曾兼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副會長。發表論文近百篇，出版《漢唐外交制度史》《漢代外交體制研究》《先秦漢唐史論》《魏晉南北朝史論》《漢唐飲食文化史》（主編）《黎昔非與〈獨立評論〉》（主編）等論著，結集為《黎虎文集》12卷。作者供圖
【求索】
黎虎先生一生致力於中國古代史教學研究工作。在60余年的治史生涯中，他孜孜以求，成績斐然，84歲高齡時還發表了討論古史分期暨社會性質的長篇論文，真可謂“老驥伏櫪，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不久前，《黎虎文集》出版，皇皇十二卷，收入了黎先生絕大多數論著。遺憾的是，黎先生未能見到文集付梓，便於2022年溘然長逝。
中年“換擋”——
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推陳出新
黎虎先生的學術道路，是從研究先秦史起步的。
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正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讀四年級的黎先生參加了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赴內蒙古對鄂倫春族社會歷史進行了為期一年的調研，並參與了《鄂倫春族簡史簡志》的編寫，提出了“新中國成立前的鄂倫春族處於從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村社階段”的觀點。這次調研及學習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經典作家論著，成為黎先生多年以后進行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重要基礎。
1959年大學畢業，黎先生留校任教。最初二十年，他主要講授中國歷史文選、中國古代史等基礎課程。為了研究先秦史，他研讀了《詩經》《左傳》《尚書》等古代經典，學習了古文字，還多次到考古發掘現場開展研究。他的論文《對解放前鄂倫春族社會性質的探討》《殷都屢遷原因試探》及《夏商周史話》一書即與這一時期的教學研究工作有關。黎先生說：“陳寅恪先生有‘四不講’，前人講過的不講、近人講過的不講、外國人講過的不講、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我沒有陳寅恪先生的自覺，但我的講稿都是自己編寫的，不願意講老生常談的內容，而是融入了最新的學術成果，將民族調查、古文字、古文獻、考古調查等融合在一起，因此大家都感到很新鮮。”
改革開放后，已經人到中年的黎先生，為了能從更加開闊的歷史視野中縱覽中國古代歷史，將研究重心轉向魏晉南北朝史。此后四十年間，他雖數度轉移研究重點，但始終關注著這個領域。
黎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以社會經濟史為主，“包括部門經濟、區域經濟、土地制度、賦役制度、人口、交通與社會生活等”，也旁及“政治、思想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等”（《魏晉南北朝史論·后記》），范圍可謂相當廣泛，他后來將這一階段關於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22篇重要論文結集為《魏晉南北朝史論》出版。該書所收論文考証謹嚴，分析精審，新見迭出。茲舉數例以見一斑。學界對三國時期經濟的研究，往往聚焦於屯田制和依附民，而對自耕農及其小土地所有制重視不夠，《三國時期的自耕農經濟》一文分析了漢末三國自耕農經濟及其作用與地位，認為其對三國時期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具有不下於屯田的重要意義。針對學界對曹魏屯田的歷史作用與地位在某些方面存在評價過高的傾向，《曹魏屯田的歷史作用與地位》一文通過進一步考索，認為屯田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雖有過重大作用，但最終具有決定性的還是自耕農經濟。學界曾普遍認為北方人口南移是東晉南朝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東晉南朝時期北方旱田作物的南移》一文則認為，這一原因雖然不容忽視，但如果舊的農業生產結構不發生變化，那麼新的農業生產面貌也不可能出現。此文指出，北方旱田作物的大舉南移使得江南農業結構從比較單一的水田農業向水旱並舉農業轉變，從而促進了江南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可以說，黎先生的這些論文充分體現了他視野寬廣、求真務實的治學本色。他將敏銳的觀察與縝密的思考相結合，提出了諸多具有獨創性的論斷，已經被學界廣泛接受。
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黎先生同樣重視考古資料，其吳簡研究即是鮮明例証。
著名史學家唐長孺先生於1957年最早提出“吏戶”論，並為學界普遍接受。傳統“吏戶”論的核心觀點可表述為：吏的戶籍單獨編制，稱為“吏戶”﹔吏為強制征發，身份卑微，雜役苛重﹔吏的身份世襲，終身服役。由於傳統史料十分有限，這一認識主要還屬於推論的層次。1996年長沙走馬樓吳簡的出土，為該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直接的史料依據，然而多數學者仍沿用成說。憑借在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領域深厚的研究基礎，黎先生對已刊布的吳簡資料進行精細研讀，經反復查找，並未發現有關“吏戶”的記載，卻發現“吏”的人均所有土地遠遠高於普通農民的人均所有土地，因此“對於‘吏戶’論及其種種說法和所謂証據的症結所在遂有了全新的認識，大有渙若冰釋、豁然開朗之感”（《先秦漢唐史論·緒言》）。
以《“吏戶”獻疑——從長沙走馬樓吳簡談起》（《歷史研究》2005年第3期）為開端，黎先生立足吳簡資料並結合傳統文獻，於五年間連續發表了11篇關於“吏戶”問題的論文，在否定傳統“吏戶”論的同時，闡釋了新的“吏民”觀，提出了中古中國“吏民”社會的理論主張，將“吏戶”“吏民”問題的研究推進到一個嶄新階段。他將這些文章分為三組。第一組三篇“獻疑”，著眼於對傳統“吏戶”論的質疑、辨析和否定，指出吳簡中的“吏”與“民”實際同為國家基層鄉裡的編戶齊民，不存在獨立的“吏戶”，且“吏”“民”在經濟、政治等方面具有相同的權利義務，甚至“吏”還略優於普通民戶，指出傳統“吏戶”論在討論行政之“吏”時，誤用了大量軍事系統中“軍吏”的史料。第二組五篇論文從正面對“吏民”的內涵和性質等問題作出闡釋，多角度探討了“吏民”的涵義、社會屬性、構成等問題。第三組三篇論文對吳簡中“真吏”“給吏”“軍吏”等具體問題進行探討，是為“吏民”問題新論的深入。在這三組論文中，第一組“破”，第二、三組“立”，可以視作一個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其間貫穿著黎先生對於中國古代基層社會的全新認識。
黎先生的吳簡研究，既能充分利用簡牘資料，又不為簡牘資料所囿，充分結合出土文獻和社會歷史背景展開抽絲剝繭式的論述，環環相扣，層層遞進，進而抵達更深層的歷史本質。他認為，傳統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和靈魂”“研究成果的水平高低、價值大小取決於你對傳統史料的解讀和認識，因為這些傳統史料是記載中國歷史的最為全面、系統的資料，沒有任何新發現的考古資料能夠超越它、代替它（商代除外）”。（董劭偉《獨立思考，推陳出新——史學大家黎虎先生訪談錄》）
別開生面——
開創中國古典外交制度研究
黎虎先生的學術研究，既重視精細的嚴密考述（專精），又具有開闊的宏觀眼光（通識），而強烈的創新意識貫穿於其學術研究的始終。他在一系列學術問題上的創新，都是專精和通識有機結合的產物，其中，對中國古典外交制度的研究就頗能體現他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的研究方法。
外交制度是國家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於中國歷代王朝是以怎樣的制度來管理對外關系的，在黎先生之前，學界幾乎無人問津。1988年，黎先生發表《殷代外交制度初探》（《歷史研究》1988年第5期）一文，正式開始了中國古典外交制度研究。該文認為，殷契卜辭中的“史人”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外交人員，商王朝與諸侯方國之間通過“史人”溝通使命，方國“對於殷王朝除了在政治上服從，還要盡各種外交上的義務”，“進貢即是其主要內容之一。這種進貢關系，在卜辭中曰‘氐’與‘工’等”。此文通過對殷代外交制度的探討，表明“殷代外交關系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西達秦隴，北逾陝晉，南至江淮以南，東至於海的廣大地區分布的幾十個方國諸侯都與商王朝建立過不同程度的外交關系”，進而指出當時的外交制度具有原始性、不穩定性和非對等性等特點，這也是古典外交制度的基本特征。
學界曾經普遍認為，在1861年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之前，中國古代並無外交事務，尤其不承認歷史上中原王朝與周邊非漢族（華夏）政權之間的來往是一種外交活動。在中國學術界“一提起古代外交多避之唯恐不及”的情況下，黎先生突破傳統觀點，以實証的方法証明中國早在殷商時期就已經有了外交制度和外交關系。
經過十年的資料搜集和艱辛探索，黎先生於1998年在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漢唐外交制度史》一書（增訂本2018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對漢唐時期千余年涉及眾多朝代和國家的外交決策、外交機構及其運行機制進行了深入探討，對漢唐外交制度的發展脈絡及其特點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考証分析，不僅明確提出了“中國古典外交制度”的概念，而且也確立了研究的基本范式。此書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中國古典外交制度史作為中國古代史的一個學科領域確立的標志，正如季羨林先生的評價：“過去研究中外交通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學者頗有一些，成就亦斐然可觀，但是研究中國政府內部的外交制度者，則黎虎教授恐系第一人，所以我們不妨稱這種研究為一門新興的學科。”
黎先生對中國古典外交制度的體系有非常全面的構思，並且為之摘錄了數以萬計的卡片，但為當時的身體條件所限，在《漢唐外交制度史》中隻就外交決策和外交機構（管理）兩個部分進行了研究。直到2014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代外交體制研究》中，他才就決策和機構以外的其他制度內容，如外交媒介、方式、工具、設施、禮儀、法紀等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黎先生原本打算對唐代以前的中國古典外交制度作系統全面的研究，資料准備早已完成，怎奈已是望八之齡，成果結項又有時間限制，隻好將所完成的先秦和漢代部分先行出版。該書出版后，黎先生曾多次向我表示想在有生之年把未完成的魏晉南北朝隋唐部分寫完。考慮先生的年紀，我建議先寫唐代部分，畢竟唐代是大一統皇朝，古典外交制度更具典型性。遺憾的是，這一願望最終沒能變成現實。
《漢唐外交制度史》《漢代外交體制研究》這兩部巨著，耗費黎先生心血最多。率先提出中國古典外交制度概念，確立一套完整的研究范式，顯示出黎先生理論創新的非凡膽識，也是他對古代歷史特別是中外關系全面了解和深入思考的結果。
總的來看，黎先生所構建的中國古典外交制度史的體系和范式由以下幾個方面構成：1.外交決策與外交管理制度。“外交作為國家政治組成和重要的政務，首先需要進行決策，以確定和制定外交的方針政策”﹔其次還需要有關政府機構及其官員貫徹執行外交方針政策，因此外交管理機構和官員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2.外交媒介——使節。“外交方針政策確立、制定之后，具體的外交任務就需要使節去執行和完成。”使節作為媒介是外交中積極的、活躍的因素，在外交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3.外交方式。為達到國家的外交目的，需要配合運用諸多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就漢代而論主要有朝、貢、賜、封、和親、質侍、互市等，它們是一個有機整體，各有其特定功能，互相配合，從不同角度共同促進對外關系的發展和外交目的的實現。4.外交手段和工具。外交諸方式之運行，還需借助一定的工具及手段，而語言和文字是其中最基本的通意工具和手段。外交雙方除口頭溝通外，還需借助文書進行溝通。5.外交設施。“外交作為國家政務之一，故亦有一定的硬件設施以滿足其運行之所需”，館、驛為外交接待得以進行和實現的必備設施。6.外交禮儀與法紀。外交是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事實上是一個禮儀互動的過程，外交人員代表各自國家按照一定的禮儀進行外交活動，合乎禮儀規范是外交的內在要求。外交工作和外事官員需接受相關法律和規章制度的約束，以分辨是非功過，賞功罰罪，“保証外事工作的順利開展並最大限度維護國家利益”。上述六個方面緊密聯系，環環相扣，構成中國古典外交制度的完整結構，體現出外交作為國家重要政務之一的系統性、整體性特征。中國社會科學院梁滿倉先生在《中國史研究》發表書評，認為《漢代外交體制研究》“揭示了整個中國古代外交體制的基本模式，從而為中國古典外交研究確立了一個嶄新的學術體系”。
在學術史上，開創性的論著往往比較籠統，同時能夠進行細致入微的具體研究者頗為稀少，而黎先生的古典外交制度史研究無論在開創性、結構范式還是具體問題的研究上都是盡力追求極致，可謂深思熟慮，精益求精。
窮且益堅——
傳道授業，耕耘不輟
黎先生在北師大曾長期講授本科生專業基礎課，據多位上過課的學生說，黎先生的課顯示出極高的水平，深受學生歡迎。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牛潤珍回憶說：“每當我們77、78級的老同學相聚一堂，談起往事，談起北師大，我們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黎老師的第一堂課……黎老師的第一堂課盛況空前，很多同學為了好的聽課位置，早早地來到課堂。我來得較晚，個子又小，在后面坐著卻聽得很清楚。老師的字很大，我們看得清清楚楚。老師講課很有條理，把老師的講義整理出來就是一篇學術論文。學術性、科學性、藝術性、趣味性都在老師的課堂上演繹出來了。”
黎先生在研究生培養上也頗有成就，一生指導了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等30余人，他們絕大多數都成為各自專業領域的學術骨干。我於1995年考入黎先生門下攻讀博士學位，追隨先生近三十年之久。其實，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學上學時就已知道先生之名。當時，我萌發了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意願，本校雖然有好幾位魏晉南北朝史大家，卻沒有相關的本科生課程（田余慶先生開設“東晉政治史”研究生課，但因與必修課時間沖突，我記得隻旁聽了兩次），遂到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辦公室了解，看到櫥窗所貼課表中有黎先生開設的“魏晉南北朝史”課，但因與自己的必修課時間沖突而作罷。
我第一次見到黎虎先生，是1992年在陝西師大召開的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年會上。這次會議邀請了谷川道雄等一批日本學者參會，開啟了中日魏晉南北朝史學界的交流。其時黎先生56歲，可謂風華正茂。作為時任學會秘書長，他為這次會議的籌辦特別是邀請日本學者來華費了不少心力。正是在這次會上，我的發言受到中日學者的關注，黎先生提議我擔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理事，得到理事會和會員大會的支持。盡管當時我已在《中國史研究》《蘭州大學學報》等學術期刊發表了十余篇論文，畢竟還只是蘭州大學的一介助教，足見黎先生提攜后進不遺余力。過了一兩年，我向黎先生表達了考博的意願，得到他支持，后來有幸成為先生的入室弟子。
我讀博期間，黎先生正在撰寫他醞釀多年的古代外交制度史研究專著。我在閱讀、瀏覽書刊時，發現與黎先生研究主題有關的內容，便復印給他作為參考。此外，黎先生每寫完一章，都會讓我閱讀，並要求提出看法和建議。對於他認為有價值的意見，他總是從善如流，如果一時接受不了，則會讓我到他家裡當面交流和討論。那時黎先生已經失聰，即便是戴助聽器並配合手寫，也很難順暢交流，我們的討論有時會持續大半天時間。我的看法和建議一方面增強了黎先生寫作的信心，一方面也對修改和后續寫作起到了些微作用。
黎先生原本計劃撰寫一部體系宏大的關於漢唐外交制度的著作，但通過拜讀先生的書稿，又結合先生當時的身體狀況，我感覺應該將已經完成的部分內容先行出版。當時學術著作出版非常困難，我主動請纓，協助黎先生聯系出版事宜。幸賴蘭州大學出版社的支持，《漢唐外交制度史》以極快的速度出版了。時任蘭州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張克非是我在蘭大歷史系任教時的同事好友，他命我當此書的特邀編輯，我當然義不容辭。在編輯過程中，我對該書的篇章結構提出了比較具體的建議，並提議用“古典外交制度”代替“古代外交制度”來概括中國前近代的外交制度，以免與近代外交制度相混淆，黎先生都採納了。此外，我又建議請北大季羨林先生題寫書名和推薦書，請祝總斌先生和吳宗國先生作序，他都愉快地接受了。總之，我見証並參與了黎先生在極度艱難的狀況下寫作及出版《漢唐外交制度史》的全過程，可謂與有榮焉。
2014年，我在山東大學指導的最后兩位博士生即將畢業，請黎先生到山大參加論文答辯。在從北京到濟南的高鐵上，黎先生向我談到他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和歷史分期問題的多年思考，我建議他及時寫出來。關於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和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學界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即已開始，至五六十年代達到高潮，是當年史學界討論最多的“五朵金花”之一。黎先生對於該問題的思索，始於早年研究三國時期的社會經濟問題，在21世紀初研究吳簡之時又有了新的思考，后來又經過多年研究，最終形成條理清晰、結構完備的系統性認識。
因當時有其他工作，黎先生幾年后才有時間撰寫文稿。初稿粗就后，他第一時間發給我征求意見，這就是於2020年發表的《中國古史分期暨社會性質論綱——兼論中國傳統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文史哲》2020年第1期）。黎先生認為，對於權力和人口的掌控是把握中國古代歷史發展演變的兩個關鍵，以此為切入點，他將中國古代歷史劃分為“無君群聚”社會（太古至夏以前）、“王權眾庶”社會（夏商西周至戰國時期）和“皇權吏民”社會（秦至清）三個時代，主要是依據能夠反映各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關系來對上述社會性質加以命名和劃分。黎先生對於中國古史分期暨社會性質問題的全新理解，蘊涵著六十年的治史經驗，實事求是和以中國本土化為根本這兩條原則貫穿於他的思考全程，這使得他所構建的中國古史分期暨社會性質問題的理論體系，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也更加符合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實際。黎先生臨終前還想就該問題展開進一步討論，但遺憾的是隻在兩篇遺作中略有呈現。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黎先生為美尼爾氏綜合征所困，聽力極差以至失聰，且常感眩暈，口頭交流頗為不易，但他並未因此而懈怠，而是以頑強的毅力和使命感致力於他所熱愛的歷史研究，不斷開拓學術研究新領域。從漢唐外交制度史研究，到長沙走馬樓吳簡研究，再到先秦兩漢外交體制專題研究，他的主要論著都是在這三十年間完成的，這與他頑強的毅力有很大關系。為了改善身體狀況，黎先生加強了鍛煉，先是在校園裡散步，過了幾年又到香山爬山，每周三次，堅持了十幾年。黎先生告訴我，他到八十歲才因子女勸止而不再騎自行車。按黎先生自己的說法是，兩耳不聞窗外事，沒有了干擾，他因此可以專心致志地進行研究和寫作，“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猶可一提的是，黎先生於1936年8月出生於北京，不到周歲，盧溝橋事變爆發，父母攜其回梅州故裡生活和學習，18年后考入北京師范大學學習，此后六十多年再未離開北京。他雖然在故鄉生活不到二十年時間，但對故鄉的人和事總是念念不忘，所寫關於客家研究的兩篇論文以及《黎昔非與〈獨立評論〉》書中的若干篇章即寄托了這種深沉的情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