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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 深，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什麼是美國資源保護運動？對熟悉美國環境政治史的學者而言，他們耳熟能詳的定義是：資源保護運動是一場發生在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時期，應對美國“資源不竭”神話的破滅，由聯邦政府領導，專業人士實踐，明智地利用、科學地管理其國家自然資源的運動。我們可以姑且稱之為海斯定義，因為其出自政治史家塞繆爾·海斯出版於1959年的著作：《資源保護運動與效率的福音：美國資源保護運動，1890-1920》一書。此書出版后，海斯聲名鵲起，該書也成為環境政治史研究的經典之作。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起，越來越多的環境史研究者開始反思、批評海斯對資源保護運動的定義。
在一部分學者看來，進步主義時期的美國環境政治並非局限於資源保護，事實上，在國家公園的建立中，它也表達了對保護非功利性自然之美的向往與努力。另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海斯忽略了這一時期對環境污染問題的關注，沒有看到這場運動中社會正義與環境公正之間的關系。還有一部分學者指出，海斯的討論僅著眼於城市之外的自然資源，對發生在城市內部的人與自然關系的變化視而不見。例如拙著《城市自然化：〈園與森林〉與美國環境主義的興起》著墨於資源保護運動的城市淵源，認為它是生活在城市當中的專業人士對城市環境，以及對與城市息息相關的審美腹地如城市園林、國家公園所作的改革，其對工業污染的憂慮，對自然風景的向往，對城市中人與自然之間情感斷裂的關懷，均與半個多世紀后被稱為“環境主義”的運動聲氣相通。
此外，海斯還將進步主義時期的美國社會簡單地定義為一個生產社會，認為美國的消費社會興起於二戰之后。但是眾多專治美國經濟史、社會史的學者都指出，美國在19、20世紀之交已經進入消費社會，與此同時，機器的轉輪並不會因為消費社會的出現而終止，隻會更加高速地運行，彼時的美國已經出現消費與生產的遭遇與疊加。因此，對美麗、健康、永恆的熱望並非20世紀下半葉環境主義興起之后的新事物，而對效率的追求也從未在20世紀之后的美國環境政治中停止過。
事實上，海斯對生產社會的強調僅看到美國社會結構變化的表征，並沒有揭示其本質。環境史家唐納德·沃斯特在其《萎縮的地球：美國豐裕的興衰》一書中對資源保護運動從另一個角度做了一個饒富趣味的解釋。他認為，這個時期社會轉型的核心在於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在沃斯特看來，雖然所有重要的美國資源保護倡導者如西奧多·羅斯福、吉福德·平肖、查爾斯·薩金特，甚至約翰·繆爾都將其思想淵源追溯至喬治·馬什及其出版於1864年的著作《人與自然》，但是佔據馬什思想核心的是農業社會的資源保護，而非工業社會的資源有效開發與利用。在重審“conservation”一詞原具的詞義后，沃斯特指出，新一代的資源保護改革者令其含義由原有的保護變為合理利用，以追逐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最終目的——增長。所以，馬什雖然身處工業社會邊緣，但是轉身凝視過往的農業群體，冀望以節制的農業道德羈縻工業主義在劫掠自然財富中的狂飆放縱，他屬於農業時代資源保護的最后一代。
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強調的是生產方式的變化，若從生活方式的層面來看，此時的美國也同樣由一個鄉村社會轉型為一個城市社會，而這正是其社會結構變化的根本。城市社會是現代世界的載體。它的形成並不僅在於城市數量與城市人口的增加，也不僅在於農業向工業生產方式的轉型，還在於城市文化構成一個社會根本的組織形態、行為模式與思維方式。更進一步，城市社會帶來的不只是人類群體組織關系的變化，還有人與其所生存的自然環境之間關系的變化，正是這一層關系奠定了19世紀末出現的美國資源保護運動的基礎。
歸結而言，這場運動是在美國社會經歷向城市社會轉型的時期，對其自然資源進行的結構性與規模性重組﹔在這個新社會尋找自身秩序的同時，它也在為其所處的自然環境制定新的秩序。此時自然資源的內涵變得豐富起來，它不僅包括傳統農業社會所熟知的水、土壤、森林、動植物這些在城市社會運轉中仍然佔據重要地位，但使用方式和目的發生微妙變化的資源，還包括維系工業生產的化石能源和滿足新需求的各類新礦產。同樣，在城市社會中，自然也可以變成各種類型的審美資源、休閑資源、健康資源，如國家公園、城市綠地，新鮮的空氣，清爽的海濱等。甚至也可以成為教育資源與道德資源，例如在同時期興起的各類自然教育、童子軍運動中，自然成為美國新興城市社會中承繼邊疆傳統、建構美國民族性的特殊資源。
自然資源的多樣化源自城市社會的復雜性和組織方式的緊密性。一方面，復雜社會催生復雜欲望，審美不再是精英階層的專利，健康成為普通人認知中的基礎配置，不同的個體與群體都開始產生更為廣泛的超越基本生存的需求，自然在城市社會中的定位也相應地發生巨大的變化。另一方面，當人們離開鄉村形塑的熟人社會，似乎在社會網絡中變得更加獨立自主，但事實上，他們對社會機器的良好運轉變得更加依賴。當大部分人不再生產自己的食物，不再擔水砍柴，不再紡線織布，當絕大部分人的水、食物、消耗的能源、消費的商品都來自他處的時候，必然要求對自然資源的秩序做出根本性的重組。個體與社區都無法以他們所熟悉的方式取用自然資源以滿足自身的需求，要求組織性的機構如大型企業或者政府對各類資源進行規模性、專業性地開發與利用，要求來自不同地方的水、礦、植物、動物用火車、輪船、引水渠、輸油管等各種渠道匯集一處進行生產，也要求在城市中整合自然的審美與健康資源。
正是在一個新興城市社會重重疊疊的新需求中，資源保護運動應運而生。它的基調不再是對舊日農業社會匱乏恐懼的回應，而是對通過審慎的法律與科學的技術，維護自然的豐裕，並從中創造更多資源以滿足未來不斷增長變化的欲望的樂觀期待。的確如海斯的批評者所言，資源保護運動具有多重面相，內中不乏矛盾齟齬，因為這場運動本就是那個發生結構性變化的社會的鏡像。在那個復雜的社會中，無論是人抑或開始為他們所重組的自然都無法回歸從前的體系，而他們所眺望的未來也將以新的危機與焦慮挑戰他們的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