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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靳鳳林，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倫理學作為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是由倫理學基本理論、中外倫理思想史和應用倫理學等構成的多學科集群。建構中國倫理學自主知識體系，離不開倫理學各個分支學科研究者對本學科經典文本的精准詮釋和深入解讀，因為任何一門倫理學科的經典著作，其所矚目的焦點都是道德倫理生活的內在本質，是對道德倫理世界深層內涵的揭櫫，具有重要理論研究價值和實踐關懷意義。在對各種經典文本進行理解、闡釋和應用的過程中，堅持經典詮釋的實踐取向，是倫理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關鍵所在。
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經典詮釋的實踐指向
在中國倫理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中，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處於核心位置。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知識體系的建構涉及道德倫理的本質特征、發展規律、主要功能、核心原則、基本內容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對其中任何問題的精確說明，都應以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正確理解為前提。但伴隨世情、國情、黨情的變化，我們需要以特定時代人們在道德倫理生活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和重大挑戰為出發點，對原有經典文本作出符合現實道德生活需要和歷史發展趨勢的嶄新解釋。
之所以強調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經典詮釋的實踐指向，這與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獨特理論品質密不可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人，他們不是書齋裡的學者，其理論的根本旨趣也不像康德、黑格爾等人那樣，熱衷於從概念、觀念、范疇出發，致力於建構某種哲學倫理學理論體系從而獲得邏輯體系的自洽和道德理論的完善，進而通過理性啟蒙和改造自我來達到改造世界的目的。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經典作家主張任何倫理學所闡發的理論、原則、規范，必須付諸實踐才能產生價值。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經典著作來源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同時又服務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並在實踐中接受檢驗和不斷發展。也正是因為堅持理論與實踐的辯証統一，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才科學解決了中外倫理思想史上大量懸而未決和爭論不休的問題，正確回答了現代社會生活面臨的各種復雜性道德倫理挑戰，從而有效推動了人民群眾道德實踐活動的發展，彰顯出自身的理論魅力和科學威力。當然，馬克思主義倫理經典在對道德倫理問題進行探討時，並沒有採用直觀的經驗化的論証方式，恰如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那樣：“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因此，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經典作家主要通過對歷史發展和現實生活過程中道德倫理內在矛盾運動的分析考察，揭示人類社會道德倫理的發展規律和人類實現自由全面發展的基本路徑，從而使得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轉變為現代科學。
中國傳統倫理經典詮釋的現代面相
在中國古代經、史、子、集文化典籍中，盡管具有極其豐厚的道德理想主義、倫理中心主義、義務至上主義等道德思想資源，但中國古代並沒有“中國倫理思想史”這樣一門倫理學分支學科。當然，這並不影響我們建構中國倫理學自主知識體系，因為中國倫理思想有著自我演進的獨特路徑，中國歷代思想家主要通過“我注六經”和“六經注我”的經典詮釋活動來建構和表達新的倫理思想體系。所謂“我注六經”就是對經典文本的精准研究和詮釋，而“六經注我”則是從寫作主體出發進行理論建構與思想表達，這兩者之間既相互區別又彼此關聯。前者要求詮釋者在對經典文本的理解中，必須去掉個人的前見、偏見和流俗，不斷反省自己，直到獲得與文本內容完全兼容的理解為止﹔后者要求在對經典文本的詮釋中必須為其所在時代的倫理思想發展、民族精神的發揚光大、生命存在的價值意義提供現實指導作用。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之所以對元、明、清三代發揮出巨大的價值引領作用，根本原因之一就在於它實現了“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的完美統一。一方面，朱熹對“四書”經典的文字、語法、原意等做了客觀真實的研究，使其詮釋水平達至超越前人的境界﹔另一方面，他又通過跨文本注釋創構出一套既完整統一又面向現實和未來的理學思想體系。
此外，我們之所以強調中國傳統倫理經典詮釋的現代面相，還與中國傳統倫理思想高度重視知行之間的動態統合密不可分。從本質上講，中國古代倫理學家的主要興趣不在於建構理論體系，而是強調自己思想觀念與具體行動的相合相契，亦即言行一致和知行合一，通過對自己道德倫理信念的身體力行，實現知識與美德的統一。例如：在宋、元、明、清時期，知行問題的討論漸趨成熟，廣泛涉及知行之間的先后、難易、輕重、分合以及格物致知的方法等問題。朱熹強調“以知為本”和“知先行后”，他認為從邏輯上講，知與行之間存在時間上的距離，但要征服這種時間上的距離與阻隔，就必須通過努力行動才能實現知行合一與踐行盡性。王陽明則主張“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反對先分而后合的知行合一，強調即知即行、即心即理。由此可見，中國古代倫理學家的共同特點是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高度統一。盡管他們所強調的側重點各不相同，但都高度重視價值理想的現實化，強調必須把理論追求落實到實踐中來，從自我修養做起，通過自覺、自願、自律把自己信奉的理論落實到貼己的生活實踐中。質言之，就是要努力實現人與世界之間的“共在”關系，即通過知與行的契合，實現歷史與現實之間、形上與形下之間、價值理想與當下人生之間的“視域融合”，中國倫理學的上述宇宙觀念、人生智慧、思維方法、行為方式等，已經化作今天廣大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它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高度契合性。因此，我們必須堅定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通過對中國傳統倫理經典詮釋的古為今用和推陳出新，不斷推動中國倫理思想史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
西方倫理經典詮釋的中國語境
進入近代以來，中國傳統倫理的各個方面都受到了歐美文化的沖擊，特別是伴隨西方教育體制和學科分類體系的引入，西方倫理學成為中國近代新式大學“哲學門”或“哲學系”的課程之一。在建構中國倫理學自主知識體系過程中，如何正確看待西方倫理思想的地位與價值？我們必須看到，隻要人類作為區別於其他物種的獨特動物而存在，就必然具有自己的類本質特征，人類不同文明類型必定能夠找到交流互鑒之處。從現代化進程來看，西方發達國家先行一步實現現代化，致使許多重要觀念率先出現在西方文明中。但這並不等於說這些東西隻能被西方國家所獨享，隻要是人類所共同擁有的先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無論出自何時何地，我們都應以廣闊的胸襟和海納百川的氣魄去認真學習和鏡鑒。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努力奮斗，我國的綜合國力日益提升，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成為新時代中國的重大課題。在建構中國倫理學自主知識體系過程中，也需要我們對西方倫理思想去蕪存菁、弘雅夷遠。
建構中國倫理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大力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充分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特別是要不斷清除“文明等級論”的消極影響，沖破“文明沖突論”的思想藩籬，共同建設一個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美好世界。其間，要注重凸顯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別是其中的和平性，因為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一直傳承的理念，以道德秩序構造一個群己合一的世界是中華文明的優秀特質。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那樣，中華文明“倡導交通成和，反對隔絕閉塞﹔倡導共生並進，反對強人從己﹔倡導保合太和，反對叢林法則”。由此，也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強加於其他國家和人民。因為在世界各個民族和國家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文化孤島已不復存在，隻有通過認真坦誠地交流與對話來充分理解對方的價值關切，才能在求同存異中實現不同文明視域的彼此融匯，並在這種“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相互融合中，凸顯中國倫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特色和價值。
中國應用倫理學范式更新的道德實踐根基
在中國倫理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過程中，應用倫理學無疑是中國倫理學學科群中耀眼的新星。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應用倫理學迅速擴展至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呈現出政治倫理、經濟倫理、環境倫理、生命倫理、網絡倫理等諸多向度。應用倫理學直接研究存在於人類生活各個領域具有廣泛爭議的道德沖突和倫理悖論，它要通過超越實証科學的努力，達到對人類具體生存狀況的整體透視，以幫助人們在特定生活情境中面對多樣價值沖突時作出正確的道德抉擇。
在任何一門應用倫理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過程中，同樣存在著學科經典詮釋與現實道德實踐之間的張力結構。以政治倫理學研究為例，在傳統政治倫理學經典著作中，道德與政治的內在一致性本來是一個不証自明的公理。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推進，數字技術快速發展，如何正確處理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倫理關系，例如公民個人隱私的保護、數字鴻溝的彌合等，便成為政治倫理學研究的熱點問題。在數字化時代，海量數據的快速生成、傳遞和獲取能力，多維信息的交互能力和共享能力等，正在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隻有努力建構適應未來發展趨勢的產業結構、政策框架和法律體系，才能讓數字經濟創新的各種成果惠及廣大人民群眾。其間，數字技術規則體系的持續創新將會對政治倫理學學科范式的不斷進步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這就要求政治倫理學的發展必須跟上時代步伐，不斷對數字化時代政治實踐面臨的重大挑戰作出有效回應。恰如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指出的那樣，任何一種科學范式的出現都是科學家在不斷積累自身知識基礎上緩慢生成的，但伴隨原有范式內涵的不斷拓展，會出現大量原有范式無法容納的反常現象，一旦反常的頻率高出原有范式的調整范圍，就意味著新型科學范式的誕生和新一輪科學革命的爆發。可見，包括政治倫理學在內的各種應用倫理學，隻有在新舊范式連續性與階段性的辯証發展中，才能逐步建構起本學科的自主知識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