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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青年論壇】
編者按
商品經濟的出現，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深化、交通技術的進步等，商品的流通范圍逐漸擴大，從鄰近地區小規模的市場到更大范圍的區域性市場，甚至形成跨區域市場。大航海時代的開啟，使得商品實現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進而對人們的生產生活產生方方面面的影響。遠距離貿易、商品流通也是全球史研究的典型案例。本期組織三位青年學者，聚焦商品在世界歷史上如何流動又如何參與並塑造當今社會這一話題進行研討，並邀請專家予以點評，以期引起學界對相關問題的更多關注。
與談人
許翔雲 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劉少楠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吳羚靖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講師
主持人
本報記者 周曉菲
1.近代以前商品的跨區域流動
主持人：德國歷史學家弗蘭克·特倫特曼在其出版的《商品帝國：一部消費主義全球史》一書中寫道：“在過去的幾百年裡，物品的獲取、流通和使用——簡而言之，消費——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個典型特征。”也就是說，人們的衣食住行用，主要是從市場購買而來。若追溯其根源，則是通過商品貿易傳播而來。請各位學者談談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商品的跨區域流動或者遠距離貿易是如何發生的？
許翔雲：商品的跨區域流動早在主要文明相繼走向成熟后便已出現，不同地區間開始交易彼此具有特色的商品，滿足生產生活的需要。例如，早在公元前4千紀下半期，兩河流域的羊毛織物在周邊地區大受歡迎，遠至小亞細亞地區的貿易中也時常能看到其身影。與此同時，東地中海沿岸存在著一條被古埃及人稱作“荷魯斯之路”的貿易路線，用於連接古埃及和西亞地區，巴勒斯坦地區的葡萄酒、黎巴嫩的冥器與埃塞俄比亞的黑曜石等商品在這條路上流通。公元前12世紀，在古埃及與赫梯這兩大帝國因長年彼此征伐雙雙衰落后，東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人開始構建遍布地中海的貿易網絡。
如上所述，陸上貿易與沿海貿易構成了古代世界商品跨區域流通的主要方式。公元前后，就歐亞大陸而言，陸上絲綢之路可謂遠距離貿易的經典案例。自兩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和羅馬帝國使者來華起，雖屢經戰亂，但橫跨大陸的商業聯系逐步得以建立，唐朝時達到繁盛。10-11世紀的拜佔庭人從阿拉伯及東方商人手中購買產自波斯、印度和東方的商品，如香料、寶石、樟腦、羊毛織品、地毯等。在14-15世紀中亞撒馬爾罕的市場上，匯聚著來自羅斯的皮貨與亞麻、來自中國的絲織品和來自印度的香料，而當地的甜瓜干與錦袍等商品也借助相關商路對外傳播。
在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代表的橫貫大陸的商路外，還存在著縱貫大陸以及大致依地理單元區隔展開的貿易路線。自公元前12世紀腓尼基人大規模從事航海活動起，地中海世界便已形成緊密的商業聯系，來自希臘的橄欖油、陶罐與奶制品，來自埃及的谷物，來自伊比利亞和高盧的葡萄酒，來自撒丁島的銀塊等商品沿著陸路與海路航線流通。經過羅馬帝國晚期與中世紀早期因戰亂造成的破壞后，地中海貿易重現繁榮景象。與此同時，數條撒哈拉商路將非洲腹地與地中海沿岸聯系在一起，鴕鳥毛、象牙、黃金、椰棗等沿線流動。而在法國香檳市集，來自東方的絲綢，北歐與羅斯的毛皮，德意志的鐵、皮革與麻布，西班牙的葡萄酒以及意大利轉口的香料令人眼花繚亂。再往北，德意志各邦的漢薩商人自13世紀起便掌控了北海與波羅的海間的貿易往來。而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洲，早在歐洲人到來前，原住民也構筑了自身的貿易網絡。在中美洲地區，對黑曜石與鹽產地的控制和相關產品的貿易曾經成為不同瑪雅城邦崛起的關鍵。在南美洲地區，印加帝國沿安第斯山脈修筑了印加古道，便於高山和沿海平原地區間互通有無。由此可見，早在大航海時代來臨前，世界各大洲均存在著活躍的商品跨區域流動。
劉少楠：商品的遠距離貿易不僅僅局限於陸地及地區性水域中，還存在於廣闊的大洋之上。從約公元1世紀開始，隨著對印度洋季風氣候的掌握和海上航行技術的進步，人類已經能夠橫跨印度洋航行，並逐漸開辟了與陸上絲綢之路齊名的海上絲綢之路，在亞歐非三大洲之間開展海上貿易。例如，在西印度洋，商人和水手們在每年10月到次年4月間利用來自沙漠干燥的東北季風，從阿拉伯半島南端、波斯灣和印度西海岸向非洲之角和東非沿岸航行﹔而在每年5-9月則利用印度洋上濕潤的西南季風從東非返回。中國的杜環、意大利的馬可·波羅和摩洛哥的伊本·白圖泰等旅行家都曾在印度洋上的海上絲綢之路留下自己的歷史印記，記錄了航路上商賈雲集、商品琳琅滿目的盛況。
在16世紀前，相較於陸上絲綢之路，跨印度洋的海上絲綢之路較少受到亞歐大陸政局變化的影響，整體上呈現由各國商人主導的和平繁榮局面。在印度洋貿易的促進下，沿岸各地區的商品交流頻繁：來自東非的紅木、貝殼、象牙和犀牛角，來自中東的珍珠、魚干和棗，來自印度的原木、紡織品和香料以及來自中國的絲綢和瓷器等，都出現在本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無論是肯尼亞沿海地區古代斯瓦希裡城邦出土的中國五代以來的瓷器，還是印尼西爪哇“井裡汶沉船”中的中國越窯瓷器、中東的玻璃制品、印度的寶石和金屬制品，都是印度洋貿易繁榮的明証。
吳羚靖：在印度洋地區貿易逐步發展的同時，太平洋地區的商品流動也繽紛多彩。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便已開辟到達朝鮮半島、日本和東南亞的海上航線。唐朝時，在中國、東南亞與阿拉伯商人的共同推動下，西太平洋貿易走向繁榮。中國出口瓷器、絲綢、茶葉等商品，日本輸出珍珠、鬆木等產品，東南亞出口的商品則以香料、珊瑚等為主，西太平洋地區的貿易與印度洋地區的航線相接，共同構成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在繁榮的西太平洋商品貿易之外，散布在廣闊的中太平洋上的島嶼間也存在著活躍的商品交易。原住民在橫貫數千年的遷徙與擴散過程中摸索出根據星座、洋流、海洋生物等確認定位、從事航海的方法，在島嶼間穿行貿易，交換貝殼、礦物質、魚干等物品。這些物品不僅滿足島民的物質需求，還有助於酋長鞏固自身的地位，20世紀初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觀察到的古老的庫拉環貿易便是一例。而在彼此距離較近的島群內部，如夏威夷群島，各個島嶼甚至逐步形成了商品生產分工，並進行交換。此外，太平洋島嶼與美洲大陸間也存在著密切的往來，原產於美洲的番薯於公元700年左右傳到太平洋島嶼。這些都表明，早在歐洲人到來前，太平洋地區已經形成了較為活躍的商品交易網絡。
2.商品的全球流動在過去五百年中何以實現
主持人：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的開辟，為世界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條件，開啟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歷史階段。從全球史的視野來看，商品的全球流動在過去500年中何以實現？
吳羚靖：商品的流動，在一定意義上講，也是物種的流動，以美國學者約翰·R.麥克尼爾為代表的全球史研究者強調人口在全球流動過程中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在大航海時代，物種的流動與博物學的興起、發展密不可分。這一時期許多探險船配備了博物學家，專門負責在新的地方搜集動植物標本。這些來自異域的動植物標本被帶回歐洲，歐洲博物學家得以建立更加系統和科學的分類體系，促進全球博物知識網絡的形成。
美國環境史學者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將美洲與歐亞大陸、非洲之間的物種流動概括為“哥倫布大交換”。在來自新大陸的土豆、紅薯、木薯、玉米、香蕉、西紅柿、煙草、可可等作物向舊大陸傳播的同時，美洲也從歐亞大陸獲得了小麥、大麥、燕麥、甘蔗、棉花、咖啡、柑橘類水果，以及馴化的馬、豬、羊等動物。西班牙佔有的聖多明各在1493年第一次引進甘蔗。不到20年時間，該地便開始向歐洲其他地區出口蔗糖。此后，蔗糖成為大西洋貿易乃至全球貿易的關鍵商品。如今以巴西為代表的新大陸的咖啡產量佔世界的一半份額，柑橘產量達65%，大豆產量達84%。這些物種的流動、移植與商品化栽培，與全球各地“植物獵人”、博物學家、植物學家、林學家的知識積累與實踐探索不無關系。
除了“哥倫布大交換”之外，將太平洋生態融入世界生態體系的“庫克大交換”對於全球商品網絡的形成同樣重要。例如，桉樹原產於澳大利亞，從19世紀起，它被移植到英帝國其他殖民地，為英屬印度和南非鋪設鐵路軌道提供用材。與之相類似，原產於巴西亞馬遜熱帶叢林的橡膠樹，經過英國博物學家在倫敦近郊皇家植物園的移栽與培育，之后經由新加坡傳遍馬來半島，橡膠成為當地重要的出口商品。再如原產於中南美洲的火龍果，在19世紀被歐洲殖民者帶到菲律賓、越南等地，隨后在亞洲地區得到廣泛栽培。如今，火龍果農場已遍及越南、菲律賓、以色列和美國加州等地，成為全球餐桌上備受歡迎的熱帶水果。
許翔雲：從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工業化生產是商品實現全球流動的重要推手。工業化在全球各地的出現與傳播，也是全球史的重要關注點之一。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到來前，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歐都出現了被稱為“原工業化”的現象。明清時期的中國誕生了主要服務於出口貿易、進行集中生產的工場，南京的紡織業與景德鎮的瓷器制造業都是其中代表。同一時期，歐洲鄉村地區的農業人口從城市商人處獲取羊毛等原料，利用農閑時節編織，賺取額外收入，所生產的毛織品也主要用於出口。自18世紀末起，新式機器的發明與使用極大提升了勞動生產率，集中化的工廠勞動力組織形式也進一步增加了商品產出，工廠主通過時間概念的引入與規章制度的貫徹，將工人與機器融為一體。進入20世紀，以弗雷德裡克·泰勒“科學管理”與亨利·福特流水線生產為代表的勞動管理體制更是將生產效率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產出的巨量商品除供應國內市場外，相當大一部分服務於全球貿易。
劉少楠：商品的遠距離貿易早已有之，但在過去500年中由於交通通訊方式的改進，實現了更快、更廣、更深層次的流動。全球史學者普遍認同，這些交通通訊方式的出現，推動世界真正成為一個整體。在兩次工業革命中誕生的現代交通工具如輪船、火車、汽車和飛機等，以及冷藏保鮮技術的發展，是肉類、海鮮、水果得以在全球范圍內生產和流通的關鍵。同時，生產者、貿易商和消費者之間的聯系方式也從以前的口耳相傳或信件轉變為更迅捷的電報、電話、傳真和網絡。
交通通訊方式的改進，加速了以各個殖民帝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全球布局，鐵路、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往往成為以出口經濟為導向的國家優先發展的建設項目。以這些基礎設施為鋪墊，來自西非的橡膠和可可、來自印度和烏干達的棉花、來自加勒比海地區的蔗糖和世界其他各地區的商品，在資本與政策扶植下，經過當地相對專業的生產后，源源不斷地運輸到殖民宗主國，而殖民宗主國所生產的工業制成品則輸入到各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殖民帝國在二戰后逐步分崩離析，但該經濟模式大多延續下來，甚至得到強化。此外，交通通訊方式的改進還推動產業轉移與全球供應鏈的出現，即商品成品或零部件在海外生產，之后運回國內組裝和銷售。
3.商品的全球流動怎樣影響人們的生活
主持人：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商品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對人類的生產與消費行為產生哪些重要影響？
劉少楠：商品的全球流動對人類的生產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它增強了各地區之間經濟的相互依存性，同時極大沖擊著原有的自然經濟。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全球范圍內的建立和擴展，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原有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體系逐漸趨於瓦解，或自願、或被迫轉向某種單一類別產品的生產，如加納的可可、尼日利亞的棕櫚油、科特迪瓦的橡膠、埃塞俄比亞的咖啡、古巴的甘蔗、智利的硝石和墨西哥的白銀等初級農礦產品。從結構主義的角度來看，處於中心的西方發達國家實現了全產業的專業化生產，尤其是最核心的工業制造業﹔處於外圍的非西方國家也在某種程度上實現專業化生產，大量的生產資源投入到初級產品出口部門。由於經濟結構單一且高度依賴中心國家的市場，使得外圍國家在面臨全球經濟危機時更加脆弱，且面臨貿易比價惡化的窘境。
許翔雲：全球范圍內商品生產專業化與不平等貿易現象是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歷來爭論不休的一個話題。近代以來，法國王室鑒於大量進口絲綢對國庫造成的消耗，開始對其進行限制，同時大力扶持以裡昂為中心的絲織業的發展。這種強調國家商品出口額應大於進口額的觀念，在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科爾貝在任時得到發揚光大，以“重商主義”聞名於世。經他之手，法國實現對威尼斯水晶、佛蘭德斯紡織品等一系列進口產品的國內替代，同時大力生產奶酪與葡萄酒，以增加出口。此外，科爾貝還支持對加拿大、密西西比河流域、塞內加爾、馬達加斯加等地的殖民與探險，將這些地區納入法國的原料產地與成品市場中。科爾貝的“重商主義”思想成為日后李斯特關稅保護乃至普雷維什“進口替代”理論的先驅。與“重商主義”相對的則是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自由貿易理論，強調建立在勞動分工與商品專業化生產基礎上的自由貿易能夠實現參與者的“雙贏”局面，商品生產的全球性布局與各經濟體之間相互依賴性的增強，在相當程度上正是自由貿易理論傳播與實踐的結果。
吳羚靖：在深刻塑造全球經濟格局的同時，商品的全球流動還讓人類獲取商品的便捷程度和豐富程度空前提高，推動消費主義的興起。傳統消費觀念提倡節儉，認為過度消費代表了浪費與物欲。消費主義則認為消費是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關鍵驅動力，鼓勵個人追求物質財富和享樂。
如果說19世紀的消費主義意味著歐洲人能夠大量購買中國的茶葉和絲綢、美洲的可可和咖啡、印度的香料與棉布等商品，那麼到了20世紀，消費主義已經演進為五花八門的全球商品大流通。汽車、電氣化設備、快餐、快時尚服飾等新的商品形式不斷涌入社會，信用卡制度刺激的購物欲望和廣告傳遞的消費理念都為消費主義的蔓延持續助力。在這一點上，二戰后至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社會表現得尤為明顯。戰后美國人被許諾有一個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未來，大量退伍軍人返回家庭，嬰兒潮顯現，推動了新消費品市場的發展。嬰兒潮這一代人通常被認為是消費主義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他們成長於經濟繁榮時期，其生活被圖像、廣告、媒體、電影所包圍，對消費品有著強烈的追求和享受欲望。可見，此時的社會價值觀念發生根本性轉變，此前苦行節儉的社會風尚讓位於追求自我的個性表達，現代消費真正變成了大眾消費。
主持人：商品的全球流動，不僅是一種經濟活動，還是一種文化傳播方式。如何理解商品流動背后的文化含義？
許翔雲：人們對商品的購買與消費，不僅著眼於它們的實用功能，還代表了對其背后的文化含義的接納。人們所享用的食物、穿著的衣物、佩戴的首飾、擺放的家具、駕駛的車輛，成為身份與地位的象征。中國瓷器在17世紀的荷蘭備受追捧，僅1608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便訂購10萬余件，其中大多數用於國內銷售。大約在同一時期，印第安酋長也競相將火槍、毛毯、勛章等歐洲商品當作鞏固自身在部落中地位的籌碼。19世紀末期，即便是在偏遠的美國中西部地區，來自中東的地毯也成為家中常見的陳設。
在身份與地位象征之外，商品還成為現代性的代表，即不同於傳統的生活方式，具有進步、清潔、時尚、便利、舒適等方面含義。20世紀上半葉，德國漢高公司向全球宣傳其生產的洗衣粉，稱其使得衣物清洗發生革命性變化。同一時期，上海的電影海報與月份牌畫宣傳時尚女郎的形象，面霜與牙粉被塑造成具有美容和清潔功效的產品。二戰結束后，郊區住宅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家庭電器成為美國社會向往的生活環境。而在我國，20世紀70年代，自行車、手表和縫紉機是人們追求的結婚三大件，到80年代結婚三大件升級為電視機、電冰箱與洗衣機，這些商品見証著人們心目中便利、舒適生活願景的變遷。
劉少楠：商品在全球流動的過程中，也會隨著文化情境的改變而發展出不同的含義。搪瓷是20世紀中后期幾代中國人的集體回憶，曾在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鮮為人知的是，它在萬裡之外的非洲同樣曾極為流行。非洲搪瓷制品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多由當地的中國工廠制造。這些搪瓷逐漸融入當地民眾尤其是尼日利亞豪薩人的婚姻習俗中，取代了前殖民時代的葫蘆、土陶、棕櫚木和黃銅等非洲傳統容器。搪瓷制品作為新娘嫁妝的核心部分，既是女性財富與社會地位的象征，也是社會檢視壓力的焦點。新娘從娘家得到的搪瓷數量越多，那麼她在新社區的社會經濟地位也就越高。在婚禮前后，男女雙方的親朋好友都會來參觀新娘的房間，看其房間牆上的搪瓷容器數量，從而完成對新娘娘家社會經濟實力的檢視。這種社會壓力並不會隨著婚禮的結束而消失。相反，豪薩女性在購買、保養和更新搪瓷制品方面的壓力會伴其一生。簡言之，搪瓷制品在非洲體現出與中國完全不同的文化意義，是女性經濟實力的象征。
吳羚靖：商品的全球化傳播在一定程度上為人們帶來便利與豐富的生活，但也會引發人們的焦慮與抗拒，如加劇消耗地方資源和破壞環境、全球消費趨同帶來的同質化現象等。當全球市場對某一商品資源的需求急劇上升時，遙遠之地通常被視為等待開發的資源庫，最終走向資源枯竭和環境衰敗的結局。目前學界許多成果展現了全球商品消費端對生產端自然資源不可持續的開採與破壞。此外，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人們害怕地方性文化遭到挑戰。跨國公司推動的標准化商品使得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同質化，本土文化的獨特性逐漸消失，即所謂的千城一面。跨國公司通過廣告、電影、電視等媒體手段塑造和傳播特定的文化形象，影響大眾的審美觀念和文化認同。因此，一些國家和地區也出台了保護和弘揚本土文化的措施。
專家點評
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系教授蔡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全球史已經完成了從宏大敘事向個案研究的轉變。在幾代學者的努力之下，一條條隱秘的跨境交流的線索不斷被發掘出來，一幅幅由物種、商品、信息、人群流動而構成的網絡也清晰地呈現出來。糖的歷史、棉花的歷史、香料的歷史、可口可樂的歷史、桉樹的歷史、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哥倫布大交換、庫克大交換，取代了以往封閉自足的民族國家的歷史，成為當下熱門的歷史書寫框架。三位青年學者洞悉了全球史的要義。他們用一個個鮮活生動的案例，描繪出不同時期商品跨區域流動的規模、程度和節奏。從古代世界的貿易站點和商品市集，到工業化時代的帝國貿易網絡，再到當今世界的標准化商品和全球貿易鏈，一幅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宏闊畫面躍然紙上。
與傳統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歷史書寫相比，全球史最顯著的貢獻在於，它真正提倡並踐行了一種反西方中心主義的觀點。全球史拋棄了對歷史發展進行內源性解釋的狹隘視野，不再把某一國家或地區的興盛與衰落、繁榮與凋敝、開放與封閉直接歸因於自身，而是強調世界各國家、地區和群體之間的交互關系，對於現代世界誕生，尤其是對歐洲崛起起到決定性作用。在眾多具有全球史視野的學者筆下，從跨境貿易、殖民征服、資源掠奪、經濟剝削中攫取的巨大利益，才是歐洲崛起的秘密。從這一宗旨出發，全球史在方法論上也與傳統歷史書寫迥然有別——它更重視空間性而非時間性，更關注空間格局（如帝國、貿易網絡等）和研究對象的共時性（如“全球時刻”），而非以時間為導向，強調內部的連續性、獨特性。
雖然全球史在當下一路凱歌前行，但周遭也不乏警醒甚至批評的聲音。有學者指出，全球史不能重蹈西方現代化理論的覆轍，淪為一種目的論敘事。事實上，即便是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19、20世紀，世界圖景的一面是各國家、地區、群體之間互聯互通程度的不斷加深，另一面卻是彼此之間的疏遠、斷裂和異化。商品的全球流通、生活標准的日漸趨同、消費主義的普遍流行，無法阻擋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無法消弭種族之間的仇恨屠殺。全球史不僅要繼續發掘世界互聯互通的証據，而且要關注那些游離於流通網絡之外的人，細致考察網絡的縫隙、邊界和限度。
就商品流通而言，一部商品流通的全球史，不僅要展示世界的互聯互通，還應該深刻揭示它在不同國家、地區和群體中所產生的不同反應。
中山大學大洋洲研究中心教授費晟：隨著時代的演進，商品流動的內容如何調整，范圍如何變化，又產生了何種影響，是史學研究經久不衰的論題。商品交易與流動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在產生定居農業之后，世界各地不罕見抑商思想，但罕見離開商貿還能存續的文明。跨境商品流動從來都是激活社會活力、促進文明互鑒的要事，從泥板文書中都可見一斑。三位青年學者雖然專精於不同的區域國別史，但都在關注全球史研究動態的基礎上，全面又扼要地探討了商品的全球流動這一重要問題，至少給我們兩個提示：
首先是重視商品的自然屬性以及自然要素對商品流動的影響。勞動和自然界構成人類一切財富的源泉。但長期以來，商品及其流動常常隻被視為人類社會內部運作的產物。人們在討論各種市場角色的作用時，常常忽略絕大部分可用物品歸根結底源於自然，而它們能否成為商品進而流動更是取決於自然的慷慨程度，同時也受限於時人對相關地理環境的認知水平與適應能力。例如，在人類應用化石能源之前的漫長歷史時期，再強大的商幫都要尊重印度洋的季風和環流。重新思考這類看似不言自明的問題，會極大豐富我們對經濟全球化歷史進程復雜性與偶然性的理解。即便在近現代資本主義空前重塑全球貿易路線與商品內容的時期，確立特定的資源邊疆與商品生產，依然要充分考慮當地及周邊的自然稟賦。南太平洋島國會因為陸地自然資源捉襟見肘而陷入經濟困頓，但非洲與拉丁美洲部分國家又恰恰因為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不得不墮入“資源陷阱”。分析全球性商品流動的不均衡過程及性狀，也要重視自然環境因素的作用。需要強調的是，討論上述問題，日益需要交叉學科和研究方法的助力，特別是注意物質文化與自然科學研究的新成果。
其次，如青年學者所講，對全球商品流動的歷史分析不應忽略地方特性及影響的多層次性。我們在關注商品流動與經濟全球化的關系時，不可輕視本土經驗的能動，這是客觀理解經濟全球化浪潮下各種摩擦、沖突乃至涌現“逆全球化”思潮的基礎。此外，學者們還意識到商品的全球流動遠不隻有經濟層面的意義，它在社會轉型、文化嬗變等領域的影響同樣重大。無論是重點關注哪個層面的影響，都要充分留意不同地區的因應特點及結果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