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鎮：“全球性文藝復興”話語體系的興起與建構

作者：盧鎮，系山東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全球性文藝復興”是21世紀歐美學術界興起的一種研究文藝復興運動的新視角。它主張在全球情境中重新審視文藝復興運動的起源、發展和影響，揭示出文藝復興運動先前許多不為人所知或被忽視的面相，形成了一套新的書寫文藝復興的話語體系。近年來，這一話語體系受到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被視為打破文藝復興研究“歐洲中心論”的重要路徑。它的興起與建構源自兩個重要的推動力：一是文藝復興學界對以“歐洲中心論”為基礎的文藝復興的西方現代化敘事范式的批評與反思﹔二是全球史的理論與方法對斷代史和專門史教學、研究領域的影響。

文藝復興的西方現代化敘事范式興起於19世紀，法國歷史學家米什萊、瑞士歷史學家布克哈特和英國文藝批評家沃爾特·佩特等是其主要的奠基者。他們書寫文藝復興之時正值歐洲思想界沉浸在崇奉古典、啟蒙理性、進步史觀的精神氛圍之際，也是歐洲在世界各地推行帝國支配行徑之際，更是“歐洲中心主義”史觀形成之時，西方史學家開始編織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的歷史鏈條解釋歐洲的崛起。身處這種氛圍中的學者們借助“人文主義者將文藝復興視為繼黑暗中世紀之后的新時代的觀念”，將文藝復興構建為歐洲進入現代、展現其獨特性與優越性的起點。他們構建的文藝復興呈現出兩個重要的取向：強調文藝復興思想的希臘羅馬源頭，排斥其他文明對文藝復興的影響﹔將文藝復興視為意大利或歐洲獨有的現象，突出其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較少關注文藝復興向歐洲以外的傳播及其負面影響。

但是，20世紀20年代以來，文藝復興的西方現代化敘事范式遭受巨大挑戰。一方面，一戰、二戰的慘痛經歷讓荷蘭歷史學家赫伊津哈、德裔美籍猶太哲學家保羅·克裡斯特勒等無法認同19世紀的歷史學家將“文藝復興視為歐洲個體性和‘文明’優越性走向成熟的觀念”。他們不斷質疑19世紀的歷史學家對文藝復興過於意識形態化的解讀，認為不應將文藝復興作為西方文明發展的凱歌式的“宏大敘事”的起點，從而為文藝復興研究走出“歐洲中心論”掃除意識形態方面的障礙。另一方面，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薩義德的《東方學》與后殖民主義理論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以及西方史學中出現的關注邊緣群體的新史學取向，共同促使以美國歷史學家卡爾·達倫費爾特和藝術史家克萊爾·法拉戈、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等為代表的學者提出“去中心化”的文藝復興，被傳統敘事所忽略的前古典時代的東方文化以及邊緣群體和地區的文化與文藝復興運動的關系成為文藝復興書寫的重點。

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趨勢進一步加強，強調跨文化交流互動的新全球史的出現，以及自我塑造、身份政治與去殖民化話語向文藝復興研究領域的滲透，共同促成文藝復興研究的“全球轉向”。2002年，英國歷史學家杰裡·布羅頓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巴扎（集市）》中正式提出“全球性文藝復興”的概念，並宣稱文藝復興是一個純粹歐洲運動的觀點已經成為“垂死掙扎的神話”。在布羅頓的推動下，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麗莎·賈丁和亞歷山大·李，美國文學評論家若伊奧特斯娜·辛格，意大利歷史學家瑪爾塔·阿杰馬爾和路卡·莫拉等都開始帶著全球史的理論自覺書寫文藝復興。從2017年開始，墨爾本大學、馬裡蘭大學、辛辛那提大學、約克大學、牛津大學、愛丁堡大學、華盛頓大學等高校也相繼開設以“全球性文藝復興”為主題的本科和研究生課程。正是這些研究和教學項目的成果，共同構成“全球性文藝復興”的話語體系。

第一，倡導全球性文藝復興的學者認為文藝復興時期是經濟全球化開始的時代，並力圖通過文藝復興時代的繪畫、建筑、游記、歷史地理著作、手工藝品、世界地圖、地球儀等揭示出時人對經濟全球化的感知和表達。第二，主張在日益加強的經濟和文化聯系的全球背景中理解文藝復興的起源。正是全球貿易導致的文化與消費變革為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其引發的人員、知識、商品的跨文化交流則為文藝復興的出現提供重要的思想源泉和技術支持。這也改變了傳統上僅僅將文藝復興視為意大利城市內部經濟和社會變革的結果的觀念。第三，倡導以跨文化互動的視角觀察文藝復興思想與世界其他文化的關系，突出其文明交流互鑒的性質。他們著重強調歐洲通過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廣泛而復雜的思想與物質交流來界定自身之時，世界其他地區如奧斯曼帝國、莫臥兒帝國、明清中國、美洲也在雇請來自意大利或者歐洲其他地區的人文主義者繪制畫像、興建宮殿、翻譯古典典籍和文藝復興時人的作品，以服務於自身的政治和文化需要。第四，“全球性文藝復興”注意到“文藝復興的陰暗面”，即文藝復興思想在形成和向外傳播的過程中出現的黑奴貿易、新世界的殖民化等現象。

“全球性文藝復興”還對文藝復興背后所隱藏的西方式現代化及其話語體系進行深刻反思。首先，“全球性文藝復興”話語體系通過揭示人文主義者對古代東方文化的認可，以及諸多非西方因素如伊斯蘭文化、猶太文化、非洲文化等在塑造文藝復興思想和西方現代化興起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解構了傳統文藝復興敘事所塑造的西方優越論和獨特論。其次，以布羅頓和亞歷山大·李為代表的學者還通過闡釋文藝復興陰暗面的成因，解構了文藝復興的核心價值觀“人的尊嚴”，揭露出西方式現代化的局限性。正如亞歷山大·李在《丑陋的文藝復興》中所指出，在文藝復興這樣一個強調人的價值的時代，之所以會出現針對猶太人、非洲黑人以及印第安人的迫害、買賣、掠奪和屠殺，是因為人文主義者所強調的人的價值隻適用於歐洲的基督徒，他們把猶太人、非洲黑人、美洲原住民視為“不具備完全的人性”或“無人性”的。這也使得歐洲人在與其他地區人交往的過程中，往往以歐洲文明的標准來審視遙遠的社會，而將缺乏歐洲式“現代性”的這些社會描述為“非文明”的、原始的，或者需要被“改造、提升和救贖”的社會。這就為歐洲征服、殖民其他國家，強推其現代化提供了起因與合理性。也正是因為他們抱著優越和救贖的眼光推行西方式的現代化，進而導致土著文化的毀滅、經濟的不平等、自然環境的破壞等一系列更為嚴重的問題。

在建構“全球性文藝復興”話語體系的過程中，西方學者對“歐洲中心論”和西方現代性的反思不可謂不深刻。但正如彼得·伯克所說，“文藝復興在‘西方崛起’‘現代性’起源或文化‘全球化’中的重要性，仍然有強大的學術倡導力和頑強的大眾吸引力”。這使得西方學者在建構“全球性文藝復興”時仍在不斷地調適，不可避免地將歐洲看作“全球性文藝復興”形成的原動力。因此，一些倡導全球性文藝復興的學者雖然強調反“歐洲中心論”，但他們的解讀無論是在時間框架、空間范圍，還是新的研究主題等方面，都未能完全挑戰過去的歷史敘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