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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藏珍稀黃河古地圖整理與研究”負責人、寧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教授
古地圖是與文字文獻並行的圖像文獻，分散於《藝文志》中沒有單獨成類與明晰可辨的分類標准。1156年，宋代史學家鄭樵的《通志·圖譜略》開始對古地圖進行分類，所用的分類標准影響明清，因革於后。今天探索古地圖分類標准演替，有利於解決以往的不足，明確未來的標准與路徑。
實學：古地圖分類傳統
實學是宋代以來中國古地圖的分類標准，從始至終以經世致用為目的。
分書成圖，以圖明書。《通志·圖譜略》是對天下之書及所記載學術的分類，分為天文、地理、宮室、器用、車旗、衣裳、壇兆、都邑、城筑、田裡、會計、法制、班爵、古今、名物、書16類，每類既未列圖名，又未列圖像。分類標准，有書無圖，不可用之。在《記無》散佚系統的圖像下，以相同的標准分為天文、地理、易、詩、禮、樂、春秋、論語、小學、醫學等26類，位於地理類下的古地圖，有圖名而無圖像。1201年，宋代著作佐郎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是對《詩》《書》《禮》《易》《樂》《春秋》六經要旨及傳注的分類，分為天文、地志、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8類，分類標准供帝王經世之用，位於地志下，古地圖既具圖名，又備圖像，有的還輔以文字說明。
書圖相埒，圖先於書。元代未見以實學為分類標准的圖像，直至1609年，明代史學家王圻及其子王思義的《三才圖會》以與六經相同的用途為標准，分圖像為天文、地理、人物、時令、宮室、器用、身體、衣服、人事、儀制、珍寶、文史、鳥獸、草木14類。正因為圖像獲得了與傳統典籍相同的經世地位，地理類下古地圖的數量才開始迅速增加，並有了較為系統的分類，分為天下、省區、邊防、黃河、長江、沿海、漕運、山川名勝、四夷各國、歷史等圖。為了強調圖之產生先於書，體例上明確規定先圖后說。
書圖分離，圖繪大地。1761年清代領侍衛內大臣阿裡袞的《蘿圖薈萃》與1795年東閣大學士王杰的《蘿圖薈萃續編》均以乾隆帝豐功偉績為標准，分內務府輿圖房所藏圖像為天文、輿地、江海、河道、武功、巡幸、名勝、瑞應、效貢、鹽務、寺廟、山陵等10余類。為了突顯乾隆帝的文治武功，剔除了以前與此無關的圖像，增添了巡幸、武功兩類。雖然這避免不了與以行政區劃為主輿地類下的道路、軍事地圖重復的情況，但從此脫離了以書為參照的分類系統，轉向以圖繪大地為主的軌道，以后清代古地圖圖目多襲於此。
宋代以來，古地圖分類先后經歷了分書成圖、書圖相映、書圖分離三個階段。前兩者的分類標准強調圖對於書的用途價值，自然無法完全擺脫受書之分類的影響，所分地圖以地理類統屬，地理類下的圖類也不十分徹底。后者盛贊帝王豐功偉績的分類標准，注定難以從圖像本身分類考慮，因此造成了各類之間圖性的分類重復。
圖性：古地圖分類轉型
圖性，地圖本身所具有的與其他地圖不同的根本屬性，是民國時期至今學者進行地圖編目、地圖集編撰常用的分類標准。
棄畫存圖，地圖確立。1932年，中國地理學史家王庸重分清之內閣輿圖為類圖與區域圖兩大類。前者分為河流、沿海、驛程道裡3類，后者分為直隸、河南、山東、陝西等15類，武功圖附后。由於清代圖像分類將圖、畫合編，收藏、檢查均不便，因而改分類標准為圖性。新編圖目遂摒棄瑞應、效貢等畫類圖像，從此開創了以地圖為中心整理圖目的時代。隨后，王庸又以圖性為標准，對北平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地圖進行3次編目，仍分類圖與區域圖兩大類。
類圖為主，種圖為輔。王庸以圖性為標准，所分區域圖是以行政區劃為主的類圖，類圖是各種種圖的合稱，兩者都未具體到每幅圖的圖性，因此，今天學者繼之向前推進。1997年，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以圖性為標准，提出在同一地區的種圖下設置普通地圖（即區域圖）、專題地圖（即類圖）的編撰體例。2004年，歷史地理學家李孝聰在所編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古地圖圖目河流類下設置了33幅黃河圖，推進了種圖編目的發展。這種種圖的數量有限，還可以進一步分類。
民國時期以來以圖為中心、圖性為標准的分類與清代並無本質不同。區域圖源自輿地，仍以行政區劃為主，兼包城市等圖。類圖繼承之前分類格局，種類多少視所藏數量而定，因而免不了與區域圖之屬分類重復。究其原因，以圖性為標准的分類，是基於圖之相像的大致判斷，而不是細致分析。對於圖目、圖集編纂者而言，類圖是最理想的選擇。為保証在有限時間內達成目的，編纂者即使選擇種圖分類也多淺嘗輒止，導致對圖之本身研究難以深入。
《帝王經世圖譜》，宋佳泰元年（1201）金氏趙善鐻刻本。作者/供圖
困境：古地圖分類探索
面對以圖性為標准分類出現的問題，學界主要從功能、范圍、內容等多個角度探索解決路徑。
功能多樣，不易歸類。功能是地圖各要素在內部聯系和外部關系中表現出來的能力。這決定圖之功能可能體現於內部，也可能體現於外部，從而具有多樣性。美國學者約瑟夫·E. 施瓦茨貝格（Joseph E. Schwartzberg）參照人類經驗范圍的大小，分東亞、東南亞地圖的功能為主要及實際、形而上的兩個方面。前者分資源、尋路、情報等9類，絕大多數都有2個以上實際、形而上的功能。功能多樣性為分類后的歸類帶來困難，比如1793年， 清代地理學家陳倫炯的《沿海全圖》既有防御海寇設施的鎮所，又有避免商賈進入港口觸碰的沙礁。該圖除可劃分至尋路下的商業，還可歸屬到情報下的戰略設施。這割裂了圖之功能，無論歸屬哪一類，都帶來了使用的不便。
范圍有限，一概而論。范圍表示地圖空間的界線，常用方法是在圖之四周繪出與周邊接界的地點及至中心城鎮的距離。有的長卷圖還以圖面某個地物為界線，如“淡水門后為江南”。淡水門為清初江南、福建兩省界線，這些表示界線的要素只是圖面內容很小的一部分。以這些有限的要素進行分類，容易對地圖的性質不加區別，並掩蓋地圖所表現的真實內容。今天學界以范圍為標准，分黃河古地圖為全圖、區段圖，以致很難再進一步分為工程、河勢、災害等不同的類型。
內容豐富，難分主次。內容指構成地圖內在各要素的總和，包括主要內容與次要內容。圖形是人之視覺下呈現的圖之形態，由圖的范圍及范圍內的要素構成，因而圖形是內容表現的形式。今天學界更多基於局部內容、圖形相似的分析，說明對圖內容認知的差別以及以內容、圖形作為分類標准的局限，如學界對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所藏《雪兒登中國地圖》圖名命名的差異：《明中葉福建航海圖》《東西洋航海圖》《明末疆裡及漳泉航海通交圖》《明末彩繪東西洋航海圖》。
對古地圖分類標准進行多角度的探討，標志著古地圖已從傳統地圖編目、圖集編撰轉向研究層面。盡管這些標准推動了中國古地圖，乃至世界古地圖研究的發展，但都存在一定不足。究其原因，這些標准是地圖成圖后的呈現，而非決定地圖制作流程的關鍵因素。
主題：古地圖分類圭臬
主題，即繪制思想，始終貫穿著地圖信息採集、考訂、校閱、繪制的流程，從而決定圖面各要素的圖繪、排列、組合，以及范圍的界線、內容的詳略、功能的協作，圖性因此更明晰。
1820年，清代地理學家嚴如煜的《苗疆全圖》，從信息採集到校閱改定了百余次，以更符合經略苗疆的主題。這要求繪制者熟悉苗疆空間分布，並繪出地理范圍：東至沅江，南至辰江，西至鬆洮江，北至北河與酉水交匯。為了達到經略苗疆的目的，就要在此范圍內實行區域協作。永遂、鳳凰、乾州、永順、保靖等地，營汛、堡屯、塘卡密布，“重苗防也”。瀘溪、麻陽、沅陵之東與麻陽之南，道路縱橫交錯，“謹鄰守也”。銅仁、鬆州、秀山之西，塘卡零星點綴，“規劃有必及也”。與此相應，苗防之地繪制詳細，鄰守之地、規劃之區繪制簡略。毫無疑問，這是一幅清代經略苗疆的軍事圖。
主題還是決定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在一起的地圖是否成為圖系的關鍵因素。圖系是相同主題的系列圖，今天學者將明清繪制的海防圖，根據起於廣東、止於遼東鴨綠江相同的海疆范圍，以及海上陸下圖式等內容，推斷其大都屬於鄭若曾萬裡海防圖系統。而研究証明，這些海防圖可以分為初刻、籌海、全海、章潢四個不同圖系，分別貫穿著海洋、沿海與內地多層次防御，遠洋出擊與近洋協同，遠洋作戰，以及恢復明初衛所制的不同主題。
因而可知，主題是古地圖分類的關鍵標准。以此為准，避免了功能多樣、難以歸屬的不確定性，范圍一概而論、不加區分的局限性，內容主次不明、詳略不分的片面性。
既然如此，探討古地圖主題應用的理論方法就尤為重要。地圖從信息採集開始，主持繪制者就有了為誰繪制的信息輸出過程。閱圖者從閱圖開始，便有了獲取信息的接受過程。由於彼此認知水平的差異，就會通過修改圖面內容以達到信息交互並有效利用地圖的目的。因此，可以借此明確以主題為分類標准的分析路徑。
首先，主持繪圖者的思想。中國古地圖的造送制度，決定地圖制作流程由主持繪制的官員掌控。繪制完成的地圖，直接體現了其地方治理思想，清代大臣奏折附圖多是如此。其次，閱圖者的思想。國家出於管理需要，有時會根據已獲取的地圖信息，下令主持繪制者再次繪出所需的新地圖，在此過程中，治理的方針政策自然地融入地圖。1886年清廷下令各省重新測繪各級行政區劃圖，就是十分典型的圖例。其實，無論是主持繪制者，還是國家指令所繪地圖，相互之間都有互動，彼此治理思想也蘊含其中。清前期河督、巡撫所繪黃河大工地圖上呈之后，便根據治理方案優劣的諭令而對方案進行相應的修改。
梳理古地圖分類標准的演變，應打破以古地圖附屬文字文獻為中心的傳統，樹立以古地圖為中心的研究理念，全面審視以往研究的理論方法。明確古地圖新的分類標准，便於探尋古地圖蘊含的思想文化，分析綿延不絕的動力因素，多維度建構古地圖解讀的話語體系。利用古地圖新的分類標准，益於將分散的古地圖重新整合，全方位構建井然有序、交相輝映的大地畫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