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寶：南北朝“選官—文學”混合體的形成與影響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南北朝儒學制度與文風流變研究”負責人、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

在中國官制史的發展長河中，南北朝選官制度尚在逐步健全、完善的歷史階段，這也決定了它與文學相關聯的內在機制更加復雜多樣。南北朝經歷了由南強北弱、均勢對峙到北強南弱的歷史演變，江南政權標舉的華夏政統在6世紀中葉正式北移。南北朝選官制度在上述歷史性巨變中承續漢晉舊制，又拓展新的制度功能，通過對世族政治、士格官習、文氣風尚的滲透與耦合，形成了這一時期頗具特色的“選官—文學”混合體，並對后世文壇格局演進、文尚批判與轉換、文論范疇增擴等方面產生深遠影響。

南北朝選官文化生態與文學演變的官制烙印

南北朝“選官—文學”混合體的形成離不開選官制度創立、運作所構建的政治環境。在漢唐官僚體制演化、定型過程中，南北朝選官制度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順應皇權勢力大張的歷史潮流，南北朝採取許多舉措以改良日見僵化的九品官人法，大致形成了三種並行的選官制度，即皇帝征拜、吏部依例銓選的中央選官制度，州郡考核、薦舉與中央授官相結合的孝、秀歲舉與特科制舉制度，公府、太子、諸王、中央官署長官、州郡長官、將軍、都督辟召等官員個人選官制度。南北朝文士除少數方外文士終身未仕外，或憑借上述制度由布衣轉為官員，或因政績表現而升降遷轉，其身份往往呈現出官僚、作家、學者、士林賢達、鄉邦領袖等多重樣態。這種復合型身份又使士人的文事活動、創作心態與官場實踐、政治心態高度疊合，士人們以各級選官制度為紐帶，聚集於朝堂、郎署、東宮、藩府、文館、郡衙，掀起了超越漢晉的集群化、功能化、應制化、宗教化、唯美化的文運新風。

在特殊的“皇權+世族”的政治文化生態下，南北朝文學呈現了諸多迥異於其他斷代文學的創作命題，南北朝“選官—文學”混合體的時代品格也就此奠定：其一，南北朝戰多治少，不僅催生了大量與家難、國難相關的文學主題，還在王朝易代、南北流離的過程中，推動文人氣格、官格、文風的全方位改變，從而涌現出“元嘉三雄”“沈（約）、任（昉）”“徐（陵）、庾（信）”“陰（鏗）、何（遜）”“北地三才”、謝朓、江淹、劉孝標、顏之推、盧思道、薛道衡等一批成就斐然的作家。其二，在朝隱政治哲學、隱逸文化心態的浸淫下，南北朝朝隱文學類型初具規模，這對唐宋以來朝隱文學、山林文學傳統的建立具有先導之功，同時也促進了明代“隱而后工”的文學思想的生成。其三，南北朝文壇以世族官員為主體，以“甲第”、宅邸為核心意象的貴族文學成為重要的文壇景觀，這為唐宋以來充滿“富貴語”“台閣氣”的類型化創作提供了范本。其四，南北朝通過東宮僚職、文秘史職、禮官儒職等專職官員的文事活動，在繪畫、經筵兩個領域加強滲透和引導，《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言“張眎擿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即是官方掌控文衡、論能銓授的重要方式。其五，南北朝推進《五禮儀注》纂修進程，是我國禮學昌明的重要時期。尤其北周以《周禮》為制度框架進行射禮建制，射禮廣泛應用於四時講武、國家儀典以及“三九宴集”等禮俗場合，對隋唐射禮的演進具有推動作用。庾信、王褒等降周南士逐步調試楚囚心態，轉換政治正統思維，主導了北周后期禮樂建制的進程。他們博採漢晉名篇，突破宮體風調，從國家運祚、皇權秩序、結撰筆法、文德治化等層面完成了對北周射禮的文學建構，從而樹立起馬射賦、觀射詩、燕射歌辭等一批射禮文學經典。

南北朝官制運作與“官樣文學”的定型

北齊文士共同勘校內府所藏諸史典籍。《北齊校書圖》,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南北朝“選官—文學”混合體是中古時期政治制度、士人心態、官場文化與文學實踐相融合的突出產物，具有區別於漢晉官制文學的獨特品格，為探討唐宋以降選官制度與文學的互動關聯提供了鮮活的歷史樣本。

南北朝文官銓選與文人息息相關，“選官—文學”混合體依托為數眾多的仕歷文人及其“官—集”類型，成為中古文壇不容忽視的現象。在南北朝儒家進取價值體系復振與世俗官本位觀念驅使下，士人們一般都會通過仕前教育的知識、技能儲備，然后接受官方資格審察、薦舉、銓選、策試、復審，繼而具備候補官員的資格，直至最終釋褐起家。入仕之后，還要接受聘期考核、遷轉升降的官場歷練。文人任官的地點與任期決定此人遷徙的地域、路線、滯留時間，也決定鄉國意識、文學的地域性特征。另外，文人上下級公私關系構成人際交往、社交活動的內容，繼而決定文學表現的內容。任官性質、職屬范圍決定公文性質、文體特征，甚至可以固化為特定的創作風格﹔任官期間的群體交往，又決定文士文學創作的集團性，乃至可以發展為文壇的風尚性指標。

具體而言，南朝尚書官（尚書令、仆射、吏部尚書）、中書官（中書舍人、侍郎）、門下官（侍中、黃門侍郎）、散騎官（散騎常侍、侍郎）、東宮文官、藩府文僚、國子官（國子祭酒、博士）、太常官從來源到選任，都離不開文史素養的考察。仕前文學教育決定了士人入仕后的取舍抉擇與官場品格﹔招賢國策造成了特定時期的文治盛況，推動了宮廷招隱題材的興盛﹔在“近世取人，多由文史”的風氣刺激下，仕路開啟往往以士人的文史之才為前提，頌獻詩賦則成為躋身仕途的敲門磚。南朝中央文官開展的文事活動，也往往成為政壇、文壇並聯共振的盛事。至於北魏學官建制，以及東西魏、北周、北齊文官（國子祭酒、中書博士、太常、中書官、三公、三孤）的銓任，都與北朝文運振起具有密切關聯。

南北朝銓選活動還對特定文體的演變產生直接作用。比如，南北朝以德政碑作為考核官員、旌表吏治、綏撫地方的有效媒介，促使碑志文學大為繁興。與一般的碑志不同，德政碑不太涉及碑主家世及行年的基本信息，而圍繞碑主接受任職、任上施策、政通人和、移風易俗等方面加以頌揚。南北朝德政碑借由中央統一監管的政治屬性，又衍生出精神、文化層面的權威性和示范性效應，故而碑文往往由文宗學府主撰、知名書家題寫。參與撰碑者能夠共享碑主立碑的榮耀，利於在士林中獲得更大的文化影響力。正因如此，南北朝涌現出一批諸如蕭確、顏協、王褒等精通碑志書丹的書家，以及顏延之、裴子野、陸倕、任昉、沈約、謝藺、徐陵、庾信、江總等擅長碑銘撰制的名手。德政碑的樹立與否固然與碑主及其屬僚的運作有關，但也受復雜的政治、輿論環境影響。碑文往往超越文學文體學的單一屬性，而在奏請、核准、撰碑、刻碑、立碑的行政流程中，凝結了以朝廷、碑主、吏民為主體的政治群體與以求撰者、撰者為核心的文人群體之間的多重制約、互動機制。

總體來看，南北朝選官制度與文壇風氣演變輔車相依，可謂透析南北朝文人、文運的關鍵性鑰匙，更是這一時期“官樣文學”產生的內在動因。

南北朝“選官—文學”混合體的文論命題及其影響

南北朝“選官—文學”混合體融合了南北朝選官制度與文學關聯的內外緣由及表現，體現了選官制度的文教動機、銓選程序、官場生態與士人心態的密切聯動，反映出南北朝銓選制度、官署運作、選官文化對文學的深刻影響。

南北朝文官銓選是引起文士流動、分布變化的直接動因，權力布局總能帶動文壇力量消長，從而使官場事件最終演變為文學事件。太建元年（569）陳叔寶立為太子后，大力招納陳暄、王叔達、孔范、袁權、王瑳、陳褒、沈瓘、王儀等人為東宮學士，江總也在陳叔寶支持下迅速獲得了“辭宗學府，衣冠以為領袖”的影響力。如此一來，就導致了陳末“狎客”文風大盛。又如，楊愔先行將高洋“台成須有賦”的口諭告知魏收，使之預先做好准備。最終，魏收所上《皇居新殿台賦》力壓群僚，“時所作者，自邢卲已下咸不逮”，由此奠定了北齊文宗的地位。總之，南北朝權力博弈的政治邏輯與文壇角力的藝術邏輯具有貫通性，文學作品不僅是文人介入官場生活后的文學化記錄，還是圍繞文官銓選的政治活動的派生物。

南北朝“選官—文學”混合體具有創作主體多元、風格多樣的特點，促進了六朝文論批評的深入發展。當時的文論批評者濃縮“選官—文學”混合體在文壇實踐的特色，至少提煉出四方面命題：第一，官制演進過程中諸制文書的孕育、產生方式以及政務文書的文體類型、功能、審美形態。第二，華庶分等、窮達異途導致貴游與寒庶文學的分野，以及文學技法的工拙、文士身份、處境等外因的關聯。第三，廟堂、山林一體化的玄學思維與朝隱觀凝定為“江山之助”“四象悟心”“四科八體”“剛柔”文氣等文論命題。第四，職官品第制度與以品定詩、以官論文的批評方式的生成。凡此種種，均是南北朝“選官—文學”混合體促進文論批評涵融官制因素而拓展理論視野的體現。不止如此，南北朝文人在選官文化體系下政治心態、官場生態的形成與變化，催生了《詩品》分品論人的批評模式，繼而為后世詩話“以官論詩”樹立了典范﹔顏延之、謝靈運分別基於廟堂、山林題材的創作實踐及其高下之爭，成為唐宋以降“富貴氣”與“山林氣”優劣論的重要源頭﹔劉孝標《辯命論》“十賦”說正與王世貞“十命”的宿命論先后符應，也促進了后世“窮而后工”批評觀的發展。

總之，運用南北朝“選官—文學”混合體的概念，有利於打通制度史、政治思想史與文學史研究的學科壁壘，將南北朝文人、文學置於選官程序、機構運作、制度約束、官方規范等條件下進行綜合觀照，從而有助於矯正歷來文學通史或者中古文學斷代史對於南北朝或“六朝”所得出的文風綺靡、內容空乏等褊狹印象。它能夠為南北朝文學新變尋求職官制度層面的解釋，從而使先秦兩漢、唐宋至明清制度文學化、文學制度化的研究范式、學術鏈條更為完善、貫通。可以說，南北朝“選官—文學”混合體不僅是中古文論的重要創獲，也標志著我國官制文學理論框架的初步建立，並在唐宋以來的詩話、文話批評中屢經承襲、翻新和發展，為完善我國古典文學闡釋體系發揮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