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語言研究的“植樹人”

作者：王春輝，系首都師范大學教授﹔田列朋，系北京語言大學語言資源高精尖創新中心副主任

學人小傳

李宇明，1955年生於河南泌陽。語言學家，中國辭書學會會長，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1981年本科畢業於鄭州大學中文系，1984年碩士畢業於華中師范大學現代漢語專業。曾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華中師范大學副校長、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長、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著有《兒童語言的發展》《語法研究錄》《漢語量范疇研究》《中國語言規劃論》《中國語言規劃續論》《中國語言規劃三論》《人生初年》《語言小品文》等著作。主編《全球華語大詞典》《語言扶貧問題研究》（兩輯）《應急語言問題研究》等。作者供圖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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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邢福義（前排中）與他指導的第一屆研究生合影，后排左一為李宇明。作者供圖

“語言處處有景觀，達意表情傳信瀾。住院豈隻添醫理，問學就在自身邊。”這是李宇明教授去年年底腰椎間盤手術住院期間的詩作之一。其實腰疾已困擾他25年之久，但他“總舍不得時間去治療”。就是這擠出來的住院時間，他還在充滿好奇地觀察著“語言景觀”：醫院各診療區是如何命名的？各種標識用語是否准確？人們如何稱呼醫生、護士……

每個人的時間都是有限的，但總有人去拓展時光的寬度、挖掘時間的深度。20世紀90年代，曾有記者問李宇明如何分配時間，他說：“我就像是計算機的硬盤，有C、D、E三個區。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白天，打開C盤專心做好行政工作﹔晚上啟動D盤，看點書，做點科研﹔星期六、星期日運行E盤，指導研究生、訪問學者的學習與研究。”近30年，李宇明的C盤從武漢遷至北京，由高校轉到機關，再轉回高校，功成身退﹔E盤則是年年歲歲“師相似”，歲歲年年“生不同”，退休而息﹔唯有D盤，幾十年如一日，無退無休。

對李宇明來說，學術不僅是追求，更是一種信仰。他說：“也許有人借學術來謀稻粱、謀功名，一旦稻粱足、功名得，或一旦學術不能謀得稻粱、功名，便會將學術棄若破履爛衫。對於我，學術只是探討世界之謎的一種特殊嗜好，或者是一種生活方式。”

“而今專叩語言門”

1977年，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李宇明考入鄭州大學，被編入中文系三班。和很多中文系的學生一樣，李宇明也有過“文學夢”，不過，他后來主動選擇了語言學，這與當時鄭州大學中文系的語言學教師、課程、氛圍等密切相關。

當時的鄭州大學中文系，集聚了一批優秀的語言學教師，如張靜、張桁、李法白、許夢麟、劉鏡芙、柴春華、崔燦等先生。張靜先生當時正組織全國語言學界的力量編寫《現代漢語》教材，觸及層次分析法等當時的學術前沿﹔周慶生先生教授音位學理論﹔廈門大學黃典誠先生到鄭大講學，提供了調值聽辨力和國際音標的知識給養。李法白先生當時開設了一門選修課，有一次上課，他列舉了先秦漢語中的10余個詞頭，並提出“這些詞頭應各有作用，只是它們的不同我們還沒有認識到”。“各有作用”“沒有認識到”，這引發了李宇明的研究興趣，遂研讀論著、搜集例句，他撰寫的《所謂名詞詞頭“有”新議》在《中州學刊》刊出，提出名詞詞頭“有”是表特指的指示詞的新論，其語法作用是加在名詞之前將泛指變為特指。

這篇論文的發表及張靜等先生的肯定，鼓勵著李宇明繼續探索。“仿佛翻越了一座座山丘跨入了無人區，又像蹚過一條小溪一步一步靠近大海。”1981年年底，李宇明應屆考入華中師范大學，師從邢福義先生攻讀研究生學位。這標志著李宇明從“文學夢”中自覺醒來，“而今專叩語言門”。

語言學界素有“南邢北陸”之譽，“北陸”指北京大學陸儉明先生，“南邢”指的就是邢福義先生。作為“現代漢語語法八大家”之一，邢先生的研究體大精深、細大不捐。李宇明把邢先生的研究之“道”概括為“尊重語言事實，理論植根於泥土”“每一個領域都可以有不同的‘術’，但都離不開研究的‘道’”。大師引路，漢語語法學自然成了李宇明學術研究的起點。

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時間，李宇明的語法研究可謂遍地尋寶、多點開花，這一時期的研究大多收入《語法研究錄》一書中。其中，對非謂形容詞的研究，就很能代表李宇明語法研究的特點。學界把“小型”“慢性”“現行”“親生”“上好”這類詞稱為非謂形容詞，其基本的語義功能是表示事物的屬性。呂叔湘、饒長溶曾歸納非謂形容詞的幾個語法特征，比如，可以直接修飾名詞（“小型水庫”）﹔可以加“的”用在“是”字后面（“這個水庫是小型的”）﹔不能做謂語﹔不能在前邊加“不”或“很”。不過，對於非謂形容詞與名詞、形容詞、動詞的種種不同和聯系，學界一直缺乏明確認識和深入研究。在《非謂形容詞的詞類地位》一文中，李宇明用連續性的觀念，在定語的范圍內，就空間、程度、時間三個維度考察非謂形容詞與名詞、一般形容詞、動詞等的差異與聯系。比如，“木頭”是名詞，“木質”是非謂形容詞，二者作定語修飾“家具”組成“木頭家具”“木質家具”時，無論在表義還是在語法功能上，都沒有多大差別。但是，“木頭”在其他情況下可以恢復其空間性，即可以有一般名詞的用法，而“木質”在任何情況下都隻能表屬性，屬性意義比名詞更為顯豁。一些名詞后面加上“式、型、性”等標記之后，就成了非謂形容詞，如“中式”“橢圓型”“經典性”等。通過一系列研究，李宇明發現，非謂形容詞的地位處在名、形、動三大詞類的臨接點上，此種地位造成了非謂形容詞的高能產性、功能的易游移性等特點。在《語法研究錄》的后記中，他寫道：“是集也，隱蘊著尚學重道之心跡，記錄著語法探索之履痕，故以研究錄名之。”邢福義先生在為此書撰寫的序言中說，《語法研究錄》錄下了李宇明“20年來走過的語法研究之路”，錄下了他“在研究路上留下的鮮明腳印”。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在此前研究的基礎上，李宇明開始聚焦於“量范疇”這一特定句法語義域，先后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並在2000年出版了《漢語量范疇研究》一書。他在書中寫道：“‘量’是人們認知世界、把握世界和表述世界的重要范疇。在人們的認知世界中，事物（包括人、動物）、事件、性狀等無不含有‘量’的因素。例如，事物含有幾何量和數量等因素，事件含有動作量和時間量等因素，性狀含有量級等因素。人們把握世界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量’，對於客觀的事物、事件、性狀等等，人們習慣用‘量’來丈量測算，於是便有了日趨精密的數學和各種測量工具。當代社會更是希望把一切能量化的東西都進行量化處理，在量化的基礎上定性。客觀世界這些量的因素和各種量化處理的工具與方式，集合起來便構成了‘量’這種反映客觀世界的認知范疇。‘量’這種認知范疇投射到語言中，即通過‘語言化’形成語言世界的量范疇。”此書是學界首次對“量”這一句法語義范疇的系統性考察，涵蓋了物量、空間量、時間量、動作量、級次量、語勢這六類量的次范疇，還歸納出明量�暗量、實量�虛量、確量�約量、客觀量�主觀量幾組對立的次范疇，具有以往學界所論的“數量”范疇所不及的覆蓋率和滲透性。

漢語語法研究是李宇明學術研究的第一站，為他后來的學術轉向奠定了堅實基礎。

拓荒兒童語言學

1981年，在李宇明接到華中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錄取通知書並“計劃著大展宏圖”的時候，他的未婚妻白豐蘭“卻躺倒在病床上，忍受著被人稱作‘死不了的癌症’的類風濕關節炎的折磨”，后來竟生活不能自理。李宇明回憶，白女士“怕成為我一生的拖累，竟給我寫了一封絕交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983年元旦，李宇明星夜從武漢趕到信陽市中醫院一間病房的病床前，“似一個專橫的將軍，武斷、草率而又鄭重地同她在病床上舉行了別致的婚禮”。1985年1月，作為對這個“不幸家庭”的補償，上天給了他們一個聰明美麗的小公主，冬冬出生了。

一方面是家庭的責任與現實的困頓，另一方面是對研究的向往和對理想的憧憬，如何抉擇？為了更好地照顧妻子和孩子，也為了讓夫人更多地融入社會生活與學術活動，李宇明決定邀請夫人與他一起投入兒童語言學研究。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人類幼年的語言習得問題已經得到國際學界關注，比如皮亞杰的認知心理視角、喬姆斯基的普遍語法視角，但是這一論題在當時的中國，基本上還是一片處女之地。開拓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對於任何人來說都不是易事。學科知識的拓展與整合，國外文獻的搜集與分析，開荒拓土的堅定信念，缺一不可，但更現實的問題是，語料從何而來？

2019年，《人生初年——一名中國女孩的語言日志》出版了。此書就是李宇明多年前研究兒童語言學的語料。三卷本、一百多萬言，完整記錄了女兒冬冬從出生到6歲半的語言習得過程和行為。

一個本子一支筆，終年放在常年臥床的白豐蘭枕邊。每當冬冬有咿呀兒語或之后的連詞成句，她總會在第一時間用已近變形的手拿起紙筆，認真記下。有時候，徹骨的疼痛讓她實在無法握筆，隻能疼痛之后再寫下來。多少次，冬冬都是學術研討會上那個最小的聽眾。李宇明或抱或領，女兒說的話，他都會即時記下。雖有一個老舊錄音機可用，可以先把聲音錄下來再轉記，但有過轉錄經驗的人都知道，反復倒帶辨別聲音，更費時費力。夜深了，李宇明進入自制的“小書屋”（斗室之中，為不影響妻女休息而搭起的不透光的圍擋），整理白天記錄的冬冬語料，看文獻、寫文章。在紙與筆的時代，從來沒有一份兒童語言成長的記錄能如《人生初年——一名中國女孩的語言日志》這般，持續了六年半，記錄了上百萬言。

正是基於這些語料，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末的十多年裡，李宇明在兒童語言習得研究的處女地裡辛勤耕耘。他和他的家庭也收獲了豐碩的果實和滿滿的愛意：白女士在李宇明的鼓勵下，變得積極樂觀了﹔李宇明出版了6本相關專著（其中一本是和白女士合著的《父母語言藝術》），發表了40余篇兒童語言習得個案研究及相關論題的論文，成為中國兒童語言習得研究的拓荒者和領軍人。

有同事曾開玩笑說，李宇明從講師晉升到教授屢次破格，其中有一半是女兒的功勞。雖是談笑，但是每個人都明白在這累累碩果背后李宇明和夫人的艱辛付出。這份研究是為人夫、為人父的責任在驅動，是“與家事俱進”的成功。

20余年后的2019年，李宇明“重操舊業”，開始進行“中國學前兒童語料庫建設及運作研究”。此時，他對這門學問有了新的認識：第一，兒童語料是兒童語言研究的基礎，但是收集困難，需要建立專門的語料庫實現學術共享。第二，未來是為各行業各人群配備人工智能（AI）助手的時代，兒童玩伴、“智能媽媽”的配備需要改變兒童語料的收集方法，需要讓計算機理解兒童語言，因此需要建設新型的兒童語料庫。第三，兒童語言研究應是“為兒童的”，要研究社會上的“涉兒人群”如父母、幼教、兒科醫生，以及兒童精神產品、信息化產品和其他各種用品的生產者對兒童的影響，並為他們提供兒童語言學的學術支撐。

新認識就是新的學術使命，兒童語言研究與智能化、與社會相關人群的結合，必將展現一片美麗的學術風景。

用腳和心做學問

2000年年底，李宇明調任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長，同時擔任國家語委副主任、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此后的工作和研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工作發展到哪兒，書就看到哪兒，文章就寫到哪兒，為工作而學習。”行政工作佔去了他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但也給他創造了學術研究的新天地。此前，李宇明的部分研究也涉及語言應用、語言規劃等問題，但都只是淺嘗輒止。從2001年開始，因工作需要，他開始潛心研究語言政策、語言規劃和語言治理。

“礦產資源”“人力資源”“旅游資源”這些概念已經為人們所熟知，作為語言學家，李宇明積極倡導“語言資源”的理念，強調真正認識語言的資源意義，特別是把語言資源作為國家語言規劃的重要理念，並在國家層面、在全國范圍開展語言資源保護行動。從2004年開始，國家語委先后設立了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和中國語言資源開發應用中心，用大規模動態流通語料庫來監測語言生活狀況，舉辦“漢語盤點”活動，編纂《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系列皮書。2006年，在時任國家語委主任趙沁平的支持下，李宇明提出了進行全國語言普查的構想，並在曹志耘、張振興、劉丹青、孫茂鬆、徐大明、喬全生等學者的支持下，開始了“中國語言資源有聲數據庫”建設的准備工作，2008年該項目正式啟動。“中國語言資源有聲數據庫”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手段來錄音錄像，建立了統一的調查、記錄、建庫、復查等標准，標志著語言調查技術進入新階段。近20年來，以這些實踐為基礎，學界產出了大量學術研究成果，學科化進程也已開啟。近些年的“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也是在此基礎上展開的。2018年，中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長沙聯合召開世界語言資源保護大會，會上發表的《岳麓宣言》大量吸收了中國語言保護的成果。“語言資源”不僅是中國語言規劃的重要理念，也成為國際語言規劃領域的公共產品。

李宇明重視從宏觀視野看中文，他的研究廣涉國際中文教育、華文教育、國家語言能力、中文的國際傳播等領域。除了與張西平教授合作主編“世界漢語教育叢書”“國際漢語教育史研究叢書”，最近幾年，他又圍繞海外漢語學習者的低齡化、漢語的外語角色、國際語言傳播機構發展歷史與趨勢等諸多論題著文立說。他也是《全球華語詞典》和《全球華語大詞典》的策劃和主編。這兩部詞典的編寫和出版，體現著陸儉明、李宇明、郭熙等一批中國學人及周清海等海外學者倡導的“大華語”理念。“大華語”是“以普通話�國語為基礎的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大華語”之“大”，是范圍意義上的“大”，也就是“全球”的意思。在“華語”前加一“大”字，既是為了避免“華語”指稱上的歧義，也是強調看待華語的全球視角、全球意識，強調一種“新華語觀”。這種新的觀念，把世界華人在共同語基礎上連接在一起，且能夠引發一系列學術研究新課題，促成語言活動的新實踐。

李宇明是我國“國家語言能力”的最早提出者和研究者。他在《提升國家語言能力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把“國家語言能力”定義為國家處理海內外各種事務所需要的語言能力，主要包括：一、語種能力﹔二、國家主要語言的國內外地位﹔三、公民語言能力﹔四、擁有現代語言技術的能力﹔五、國家語言生活管理水平。隨后，他又專門針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政策、語言能力需要終身培育、雙言雙語生活與雙言雙語政策、應急語言能力、樹立“外語生活”意識、個人語言能力和國家語言能力的關系等眾多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不少學者都積極參加語言能力研究，使之成為當前中國語言學的一大亮色。

2008年汶川地震后，陳章太、李宇明等學者提出了“災難語言學”的課題，並在李宇明主編的《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8）》中編入了《地震災后心理援助用語》一文﹔2010年玉樹地震發生后，應急語言服務的重要性更加凸顯，《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11）》刊發了《青海玉樹救災中的語言障礙與語言援助》，不斷搜集資料，研究國內外情況，探討應急語言服務的問題。從2020年起，中國應急語言服務的理論和實踐都取得了重要進展。理論端，李宇明組織編寫了《應急語言問題研究》文集，其主編的《語言戰略研究》雜志接連刊發了多期“應急語言研究”專題，其他雜志也紛紛設置專欄，帶起了應急語言研究的熱點﹔實踐端，2022年4月國家應急語言服務團成立，2023年10月國家應急語言服務團在四川組織開展了特大地震災害應急語言服務首次試點演練。

在李宇明看來，語言與貧困具有相關性，因為語言與教育、信息和信息技術等都有密切關系。村村通公路，這是現實之路﹔戶戶通廣播電視，寬帶網絡廣覆蓋，這是電信之路﹔與此同時也應修筑起寬闊的語言大道，這是負載知識和機遇的大道。為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修筑起脫貧的語言大道，就能為改變經濟劣勢和發展劣勢、促進當地社會的文明進步貢獻“語言之力”。李宇明認為，中國已消除了絕對貧困，在助力鄉村振興的進程中，學術界需要全面研究農村語言生活，建立“農村語言學”﹔有關部門需要做好農村語言生活規劃，特別是面向農村新職業新產業的語言能力建設﹔各地應建設當地語言文化博物館，用融媒體重編各縣方言志，讓傳統語言生活嬗變為新農村的語言生活。由周洪波主持，李宇明、郭熙作為主要專家的國家語委重大課題“語言文字事業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的路徑和舉措研究”，目前就正在對若干鄉村樣本點進行細致觀察與描寫。他們帶領團隊重走當年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研究之路，“用腳和心做學問”，腳踏大地，胸燃熾情，將中國鄉村的語言現狀進行真實的學術呈現，更通過語言工作助力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

人生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語言任務，有不同的語言生活，語言健康問題始終伴隨著人的一生。早在20世紀90年代，李宇明就關注語言與健康的問題，主編出版了《聾兒語言康復教程》，刊發《聾兒語言康復與言語行為模式》《聾兒語言康復的目標、原則及其有關問題》《聾童聲母獲得狀況研究》《漢族聾童語音發展的規律及康復對策》等論文，還擔任湖北省聾兒康復中心專家顧問。大約在20世紀70年代，國際上有人開始關注老年語言能力的衰退問題，討論較多的是開口忘詞、語法錯誤有所增加、說話容易偏題等明顯的語言老化現象。李宇明在十多年前就開始關注老年群體的語言現象，致力於推進中國老年語言學的建立，幫助老年人過好老年語言生活。他指導劉楚群做《老年人口語非流利現象研究》的博士后課題研究，與同濟大學老齡語言與看護研究中心保持密切聯系，在《語言戰略研究》組織了兩期老年語言學的專題研究，分別由顧曰國、石定栩教授做專題主持人。

在李宇明的倡導和引領下，圍繞著上述研究，也伴隨著“語言生活四大皮書”（《中國語言文字事業發展報告》《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世界語言生活狀況報告》《中國語言文字政策研究發展報告》）以及語言政策與規劃相關期刊的出版，一個具有明確學術追求、具有中國學術特色和學術風格的學術群體逐漸形成了，被學界稱為“語言生活派”。李宇明將語言生活定義為“運用、學習和研究語言文字、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術的各種活動”。這一批學者把語言生活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處，努力解決語言生活中的問題，提升語言生活質量。與此同時，他們提出了一批新概念，展現了一系列新的語言觀、研究理念和研究視角，發表了一批有針對性的調查和資政報告，豐富了中國社會語言學乃至普通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打造了一支有共同理想信念的人才隊伍。李宇明認為，以“語言生活派”為底盤的中國語言規劃已經形成了六大理念：構建和諧語言生活、促進社會溝通無障礙、提升公民和國家語言能力、全面開展語言服務、保護開發語言資源、發掘弘揚語言文明。

談及自己學術的兩次轉向和三大領域時，李宇明曾說：“沒有語言本體研究、語言理論研究的基礎，也很難搞好應用研究﹔沒有學術研究的支撐，行政工作也難以做到位。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工作與學習、研究是有相關性的，雖然側重點各有不同。”

上鄭州大學前，李宇明曾經在河南省汝南園林學校學習過，后來，他常將自己的研究比喻為種樹：解決語言研究的一個問題、開拓語言研究的一個領域，就好比是種植一棵樹，年年種植，堅持種植，縱有旱澇病害，也會栽出片片樹林，最終使之成為守護大地的綠洲。

李宇明重視學術的實踐品格，用語言學解決學科和社會發展中的問題，發揮“語言之用”，追求“語言之善”。他曾經在機關和高校做管理工作，但他始終是一位學者，是一位心懷家國、以解決國家和社會發展中遇到的語言問題為己任的學者，是一位中國語言學界“隻問耕耘、不問收獲”的“植樹人”。

語言通心，教育向善﹔學術無價，家國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