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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哲學:馬克思與傳統

2024年01月31日14:07來源: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

黑龍江大學丁立群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方實踐哲學傳統與馬克思實踐哲學重建研究”(項目批准號為:14AZX003),最終成果為專著《實踐哲學:馬克思與傳統》。課題組成員有:馬成慧、齊勇、耿菲菲、羅躍軍、高來源、張彭鬆、陳瑩、尹金萍。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1)梳理了西方實踐哲學傳統,廓清了傳統實踐哲學理論與實踐、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生態倫理學的性質等一些主要問題,使西方實踐哲學傳統形象逐漸清晰。

(2)對西方實踐哲學傳統進行了前提性批判和反思,挖掘其潛在的另一種前提,克服了實踐哲學理論中的內在矛盾,使實踐哲學的確立更具合理性。

(3)確立了馬克思思想被通常忽略的一個重要來源:古希臘哲學,特別明確了馬克思思想與亞裡士多德實踐哲學的承繼關系。

(4)在確立馬克思思想與亞裡士多德實踐哲學的承繼關系的基礎上,探究了馬克思實踐哲學在實踐哲學傳統中的革命,明確了馬克思“勞動-社會”的實踐哲學性質和意義。

(5)該成果研究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和當代西方實踐哲學家阿倫特和哈貝馬斯的實踐哲學及其對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質疑,這種質疑在當代西方具有典型意義。回答這種質疑,對於正確理解馬克思實踐哲學具有重要意義。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按內容邏輯來說,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澄清實踐哲學傳統部分﹔第二部分為理解馬克思實踐哲學部分﹔第三部分為批判當代著名實踐哲學家阿倫特的馬克思思想研究部分﹔第四部分為批判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哈貝馬斯的實踐哲學以及對馬克思的質疑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為全書的立論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對傳統實踐哲學的反思批判,以重新理解實踐哲學。

(1)本部分首先從恢復理論和實踐的本真含義與本真關系,澄清由於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主義的侵襲而在思想史上產生的誤解。提出了理論與實踐的三重關系:不同的生活方式、知識類型和不同的存在論的關系,論述了這三重關系的引申意義。

(2)進一步從思想史上梳理實踐哲學的基本意旨,厘清實踐哲學的理論分野及其研究內涵。該成果提出,實踐哲學是關於社會歷史之目的、意義以及人的生存及其意義的理論﹔實踐哲學是人文科學的哲學,它把人的行為看作一個整體,其中人與自然的關系隻能是一種為“善”所設定的關系。實踐哲學又是一種立足於人的現實和未來存在而對整個世界的理解理論。

(3)對傳統實踐哲學的前提——理論、制作和實踐的對峙關系批判性重建,挖掘三者的內在聯系及其統一性,在一個更高的整體中理解三者的關系。解決對峙引起的理論自身的矛盾和現實的生態危機。從而從理論、實踐的統一性出發,以實踐哲學“覆蓋”理論哲學,完整地理解人類的實踐行為。

(4)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述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的關系。從亞裡士多德的矛盾論述出發,結合哲學史上的消解形而上學傾向,一反傳統哲學把理論哲學當作第一哲學的思想,提出以實踐哲學為第一哲學的思想。在形而上學統治哲學史的背景下,這一思想具有對真理的“解蔽”意義。

(5)傳統實踐哲學是關於人與人交往的哲學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在實踐哲學(善)的規約范圍內。這是理論、實踐和制作的三分對峙的自然結果。對此本研究對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納入實踐哲學做了初步探索。考察了哲學史上“理論”的自然觀的演變,提出建立人與自然的包括功利、倫理、審美和神聖價值為一體的完整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克服價值與自然的二元分裂,使自然在另一重意義上“復魅”。

第二部分主要論述馬克思與實踐哲學傳統的繼承關系和革命性轉換。

(1)該成果把馬克思的思想與古希臘文化聯系起來。提出希臘思想特別是亞裡士多德的實踐哲學是馬克思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本研究分析了馬克思對理論哲學的批判和實踐哲學的立場,馬克思的理論概念、實踐概念的來源以及馬克思思想的基本精神等方面,確定了馬克思思想對亞裡士多德實踐哲學的繼承關系。

(2)在上述基礎上,進一步探究了馬克思實踐哲學對實踐哲學傳統的超越。提出馬克思實踐哲學本質上是一種“勞動-社會”的實踐哲學。馬克思以勞動代替傳統的“倫理-政治”實踐,以社會領域代替政治領域,把實踐哲學拓展到政治之外廣大的、基礎性的社會領域,從而構建了與傳統實踐哲學不同的,以“勞動→社會共同體→人的社會本質→社會革命→社會解放(人類解放)”系列概念為骨架的“勞動-社會”的實踐哲學。

(3)“勞動-社會”的實踐哲學回答了西方哲學家對馬克思“勞動”和“社會”實踐理論的質疑,使實踐哲學由原來的倫理政治領域,深入倫理政治的基礎-總體性層面(社會領域,把人類實踐活動拓展到人類的基本活動)生產勞動之中,具有超越政治領域和政治革命的徹底性﹔其社會革命既有全面的社會關系變革也有人與自然關系的重建,既是奪取政權的革命也包括漸進的社會改革,既包括宏大的社會變革也包括微觀日常生活的文化革命,具有傳統實踐哲學政治革命所不具備的廣泛性﹔同時,馬克思實踐哲學具有傳統實踐哲學及其政治革命不具備的革命目標的遠大性。

第三部分主要論述阿倫特實踐哲學思想中的馬克思因素,嘗試通過分析兩者跨越時代的思想交鋒,澄清雙方思想的分歧根源與內在的一致性,批判阿倫特對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質疑。

(1)阿倫特對馬克思思想的研究,經歷了“批評”、“還原”與“轉向”三個階段。本研究認為,阿倫特與馬克思的分歧主要在於,阿倫特秉持希臘的古典“政治”概念,重視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劃分的意義,反對現代“社會”將政治和經濟問題融為一體的思考方式。具體而言,她反對以解析“勞動”作為構建政治哲學的關鍵,而這正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起點。基於此,她在自由觀、革命觀以及“進步論”方面的觀點,迥異於馬克思。

(2)阿倫特意識到馬克思思想在終結形而上學傳統、把握時代變動方面的重要價值。她指出,馬克思思想與亞裡士多德的哲學傳統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她對馬克思思想的現代性、革命性進行了論証,剔除了理論雜聲對馬克思研究的干擾,旨在還原馬克思哲學的本來面貌。更為重要的是,她在這個過程中,逐步確立了自己實踐哲學的基本特征,即主張復多性、“朝向生”並觀照特殊性的哲學。

(3)阿倫特對馬克思的宏觀政治經濟學缺少足夠的信任,轉而重視個體的政治判斷能力的實踐價值。因此,阿倫特由馬克思轉向康德,認為康德是實踐哲學傳統的關鍵人物。她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理解康德的審美判斷力,指出基於“共通性”的審美判斷力是最具政治性的,因而是人在“無依憑”時代重拾公共生活的重要能力。我們認為,這是阿倫特思想對當代實踐哲學的重要貢獻。

(4)就阿倫特與馬克思的分歧而言,她對馬克思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例如,她僅僅從希臘哲學的語境理解勞動概念,進而忽視了馬克思勞動概念的雙重內涵。她略帶精英主義的政治哲學觀,缺少馬克思那種對時代變化的准確把握,也缺少馬克思從社會結構根基出發去解決現代政治危機的理論視野。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兩者存在共同的理論指向,即對現代政治價值進行重估,使之切實地服務於人的一種朝向有自由、有尊嚴的生活方式。

第四部分主要分析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哈貝馬斯的實踐哲學及其對馬克思的質疑,並對之加以回應和批判。

(1)該成果提出,哈貝馬斯以經典的實踐哲學問題(公共領域)開啟學術生涯,其后的所有學術思考,都始終貫穿著“亞裡士多德對實踐與技術的區分”這條主線。依據實踐哲學的基本特點和基本問題框架,可以肯定地判斷,哈貝馬斯是地道的實踐哲學家。他認為當今世界的諸多危機,根源在於人們“對實踐與技術的混淆”。

(2)哈貝馬斯對“理論與實踐”“實踐與制作”的關系問題進行了積極的思索。他明確地說“交往就是實踐”,以交往理性作為“實踐智慧”,確立了實踐對理論的優先地位,重申了實踐與技術的區分,力圖在時下恢復亞裡士多德的古典實踐哲學傳統,對實踐哲學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3)哈貝馬斯認為馬克思的實踐哲學是“生產范式”的實踐哲學,生產勞動僅僅是一種目的行為,而非“實踐”,進而從“勞動”概念到歷史唯物主義的整個體系,他都加以質疑和批判,試圖“重建”歷史唯物主義。

(4)該成果對“作為實踐”的勞動與交往進行對比,對哈貝馬斯的歷史唯物主義重建條分縷析,揭示出哈貝馬斯對馬克思實踐哲學存在誤讀,導致了后者對於實踐哲學傳統的超越作用和革命意義被取消。通過“解蔽”,彰顯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真理力量和偉大意義。

三 成果的主要價值

(1)西方實踐哲學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領域,至今未能確定一個規范性內容。該成果致力於對西方實踐哲學傳統進行梳理,對實踐哲學的內涵進行澄清,以期形成一個規范性的、清晰的“形象”。

(2)西方實踐哲學自亞裡士多德把理論、實踐和制作分離后正式形成獨立領域,但是,一者在實踐哲學的內部存在一定的矛盾,在與理論哲學的關系上存在一定的混亂﹔二者在實踐哲學的社會效應上,存在把人與自然的關系摒棄於實踐哲學之外的弊端,引發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危機。本課題研究對傳統實踐哲學的前提進行了批判,重建了理論、實踐和制作的關系,為重建馬克思實踐哲學提供了前提條件。

(3)馬克思實踐哲學的性質和基本內涵一直是學術界分歧頗多的問題。該成果通過深入研究,提出馬克思的實踐哲學是一種“勞動-社會”的實踐哲學。它以勞動代替實踐,從而在社會層面而不是在政治層面構建了一種更為徹底的實踐哲學。

(4)該成果進一步研究了現代西方實踐哲學的兩位主要代表人物——阿倫特和哈貝馬斯的實踐哲學思想,特別研究了二人對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質疑——這種質疑在現代西方具有典型性。回應了他們對馬克思以勞動代替實踐、以社會代替政治的詰難。

該成果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該成果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和基本性質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解,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建,它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從而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要的建設性意義。

(2)該成果對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的探索,對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具有理論支撐作用。

(責編:皮博、黃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