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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華學誠，系李玲璞先生20世紀90年代指導的博士研究生，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語言大學特聘教授
學人小傳
李玲璞（1934.1—2012.11），筆名李圃。山東文登人。語言文字學家。生前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名譽主任。1956年考入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1960年畢業留校任教。著有《甲骨文選注》《甲骨文文字學》等，主編《古文字詁林》等。作者供圖
李玲璞在一張明信片上為胡厚宣題寫的生日賀詞。作者供圖
【大家】
李玲璞先生去世已經十多年了，我一直感覺不真實，先生在病榻上的很多鏡頭常常在我眼前閃現。特別難以忘懷的是，先生在生命盡頭編成的《古文字釋要》終於出版了，躺在病床上的他費力地用一隻瘦骨嶙峋的手輕撫新書，緩慢而斷續地對我說，沒辦法給你簽名了，老師看來真的不行了。每每想起這一幕，我就心如刀絞。今年是玲璞先生九十周年誕辰，我常常夢見先生。
至仁至愛淡名利
我追隨玲璞先生讀書，最初的動機並不高尚。20世紀90年代，部分高校出現了一個新的政策取向，沒有博士學位的老師不能擔任博導。大學中青年教師為此紛紛尋找讀博機會，哪怕是已經晉升了教授的人。在這一浪潮的裹挾之下，已通過學校教授職稱評審的我也開始聯系讀博，並因此得以結識先生。與先生結下師生之緣后，我才逐步感受到先生的至仁至愛，看到了先生是那樣淡泊名利。
最初聯系先生是通過書信。我的信發出一周左右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先生邀約我到上海一見，那次見面決定了我一生的走向。先生在華東師范大學一村的利興飯店請我吃飯，邊吃邊聊了兩三個小時。先生對我的科研成績大加肯定，關照我專心提升外語水平以便應考。當我從揚州到上海參加考試時，先生把我送到他已訂好的旅館，又特意交代前台，所有費用都由他結。三場考試，每一場考完出來，都能看到先生在春寒料峭中等候著我，見到瑟瑟發抖的先生，我實在難禁眼中熱淚。他並不問我考得如何，而是叮囑抓緊休息，迎接下一場考試。最終我的外語成績距離當年的錄取分數線還是差了幾分，玲璞先生拿著我的科研成果材料找遍了所有相關領導，終於爭取到破格錄取的名額。數年后在一次有研究生院領導在場的場合，先生不無驕傲地說，當年要不是堅持破格錄取，華東師大就沒有這第一篇漢語言文字學“全國百篇”（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了。
進校讀博第一學期臨放寒假時，先生和我長談了一次。他回顧了華東師大漢語言文字學學科的歷史，對諸多前輩學者懷著深深的敬意，對學科現狀進行了細致分析，並展望了學科的未來，然后問我，願意調過來嗎？我完全沒有思想准備，隻輕輕問了一句：“先生，這可能嗎？”先生說，具體事情我來做。我沒有想到，真辦成了，我們全家戶口一起遷入上海。先生是一介書生啊，要辦成這樣一件事，而且是從揚州調入上海，從地方高校調入重點大學，在原單位不肯放人、不給檔案的情況下，先生要跑多少路，找多少人，說多少話，甚至要遭受多少委屈，實在不敢想象！
我讀博之前的研究集中在漢語史領域，當時正聚力於方言學史，擔心無法適應先生研治古文字的要求。當讀到先生為拙著《漢語方言學史研究》所撰序言時，我對先生的格局有了全新的理解：“希望與等待往往伴隨著人生的全過程。我也有著許多個希望和許多次等待。1978年，在規劃漢語言文字學學科建設時就已經清晰地意識到，漢語方言歷史與漢語通語歷史之間的互動關系，漢語方言本字與漢語通語用字之間的互補協調關系，這種種關系如不給予充分的重視，則勢必影響漢語言文字學學科建設向著整體優化方向發展。但是，由於人才匱乏，加之歷史方言學這一研究領域難度高跨度大，向來問津者寥寥。於是，便留下一個苦澀的等待。這一等不打緊，一等就等了整整二十年！1998年，欣逢興化華學誠君以方言學史研究方向來滬攻讀博士學位，讓我這二十年的苦澀等待，終於希望成真。”
玲璞先生的摯愛是工作，忘我拼命。我入學后，熟悉了先生的日程表：每天凌晨5點之前起床，泡一壺濃茶，開始工作﹔上午九點左右吃過早飯到辦公室，又是一壺茶﹔工作到下午兩三點鐘回家吃午飯，偶爾因為有客來訪，去一村的利興飯店用餐，也有時候因為覺得我總吃食堂太單調，叫盒飯與我在辦公室一起吃﹔午餐后休息一會兒，傍晚六七點再來辦公室，工作到十點再回家。那個時候，先生正在編纂《古文字詁林》，作為主編，除了與所有編委一樣承擔每卷的編纂任務外，他還要解答其他編委遇到的難題，同時也要和電腦排版公司、出版社等單位的專家一起攻關古文字錄排的技術難題，壓力之大、負擔之重，難以想象。先生緩解壓力、提振精神的辦法就是煙不離嘴、濃茶不斷。這位曾經的國家一級運動員，接手《古文字詁林》主編任務才七八年，雖然依然精神矍鑠，但已形銷骨立了，那清瘦頎長的身板似乎一陣風就能吹倒。
先生的清貧，非親眼所見不敢想象，而他對物質利益卻極為淡泊。《古文字詁林》是上海市古籍整理與出版規劃重大工程項目，課題資金總共有180多萬元。對於這個項目來說，這點錢很是拮據，但就絕對數字而言，在當時可以稱得上巨資了，全國沒有幾個文科項目有這樣大的投入。先生專門聘請了財務專員，記錄每一筆開銷。作為主編，他不僅做了全部策劃工作，撰寫了編纂體例，組織了若干次專家委員會研討，而且逐字逐句審稿、改稿，這可是實際出版12冊、1200萬字的工作量啊，先生所閱讀、審改的文字量更是數倍於此，這麼巨大的付出，他就是不肯拿主編費，而是和所有編纂人員按照同一個標准領取勞務報酬。
玲璞先生不僅淡泊利，而且淡泊名。為了華東師大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申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先生忘我地組織、策劃，領導整個團隊開展工作，連春節都不肯休息。但從基地申報一開始，先生就明確表示自己不當中心主任。我到北京工作之后，郭錫良教授、王寧教授、董琨研究員等學者都對我說，李先生是個高尚的人，他主持編纂的《古文字詁林》為華東師大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獲批重點研究基地奠定了基礎，但李先生沒有直接領銜這一中心，令人遺憾。
傾心教學育人才
玲璞先生1934年出生於山東文登，一生從事教育工作。1944年，10歲的他被黨組織遴選為“小先生”，課余時間負責婦女掃盲識字班的教學。1947年，小學畢業后擔任澤頭集小學代課教師，新中國成立后，先后在昆崳縣劉家上口初小、縣點校汪疃完全小學、文登專區第六速成師范、文登專署干部文化學校及其分校任教，直至1956年秋以調干生身份考入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1960年大學畢業后，玲璞先生留校任教。無論是成人教育，還是全日制教育，無論是本科教育，還是研究生教育，他都全身心投入。
1986年，先生被授予“全國職工教育先進教師”稱號，1996年又被評為“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工作先進工作者”。先生獲得這些榮譽是理所當然的，僅舉他編寫教材一例。函授教學缺少合適的教材，先生白天要坐班，就利用節假日和晚上時間編教材。那時的辦公室是矮平房，夏天門前屋后雜草叢生，屋內潮濕悶熱，蚊子特多，連電風扇都沒有，先生耐著酷暑工作到深夜。冬天辦公室特別冷，尤其是深夜，寒氣徹骨，先生兩隻手都凍得紅腫發紫乃至潰爛。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他靠著堅忍的毅力，編寫出《文言文閱讀初階》上下兩冊。這兩本教材不僅解決了師生的燃眉之急，也為他日后編寫自學考試教材積累了經驗。
改革開放后，青春正富的玲璞先生隻身承擔了上海市區和郊縣30個點的古代漢語課程函授任務，學生大多是中小學教師。不管嚴寒酷暑，還是風霜雨雪，先生都按時在30個函授點之間來回奔波。每到一處，白天面授講課，夜晚輔導答疑。期末臨考前，他每天去一個函授點為學生輔導。1982年夏，先生連續在上海七個郊區函授點指導學生復習迎考，終於累倒了，大量吐血，躺在病榻上還念念不忘等著他去輔導的崇明考生。據不完全統計，經先生面授的學生人數達5000余名。除此之外，玲璞先生還經常到華東師大設在外省市的函授點授課，這些學生遍布十幾個省市。
20世紀80年代初，玲璞先生參與制定了全國首個《中文專業自學考試計劃》，主持制定了《中文專業自學考試大綱》以及《古代漢語課程自學考試大綱》，主持並參與建設了古代漢語課程全國統考題庫，與北大郭錫良先生合作主編了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材《古代漢語》。全國自學考試中文專業委員會成立后，先生擔任委員並兼任首屆秘書長，參與中文專業各課程考試大綱制定、教材編纂和命題。
玲璞先生招收的碩士生、博士生、訪問學者有30余人，現在已有近20人成為博士生導師，還有好幾位成為國內名校的學科帶頭人。玲璞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很多朋友、學生、同事都撰寫了追思文章，這些回憶大致能夠勾勒出大家心中的先生。
玲璞先生既高且帥，溫文爾雅、一臉慈祥。20世紀60年代的本科生后志民教授曾這樣講述初見印象：“記得那是1962年的秋天，我才跨進校門。他才畢業留校兩年，與滿頭銀發的名教授許杰等同時登台為我們授課。他教現代漢語兼班主任，沒有半點架子，那麼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也從沒見他訓過誰。”
玲璞先生愛生如子，關心冷暖、體貼入微。20世紀70年代初的大學畢業生劉堂江編審還記得在李先生家裡吃螃蟹的細節：“1970年秋季入學不久我就害了一場病。這時，李玲璞老師來了，他坐在我的床前，問過病情之后，就同我拉起了家常。我小時候最喜歡在小溪中捉螃蟹，也很愛吃蟹。他說他的老家在山東農村，到河溝裡摸蟹也是拿手好戲。談得高興了，我頓覺病情也減輕了幾分。第二天中午，李老師又來了，說是請我到他家裡有點事，我跟他去了。進門剛坐定，我就聞到一股誘人的蟹香味從廚房裡飄出，跟我家鄉的螃蟹一樣香。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鼻子。一會兒，師母果然端上來一碗紅紅的螃蟹。說：‘小劉，快趁熱吃吧！你老師今天早晨四點鐘就到小菜場去排隊，這是特意為你買的。你都吃了，他才高興呢！’”
玲璞先生督學嚴厲，步步點撥、指導到位。20世紀70年代末的本科生、后來的研究生王元鹿教授回憶：“我在1978年進入華東師大時，還只是一個渾然不懂文字學的青年人，但是，蒙李老師不棄，主動向我提出，讓我從他研習文字學。當時隨李老師研習文字學的學生盡管隻有我一人，他還是很認真地布置我研讀《說文解字》《文字蒙求》等專業書，並定期出題給我考試。李老師即便在外地出差，也會給我寫十分詳細的信，詢問我的學習進程，並給我以切實的指導。在二、三年級之交的暑假裡，我寫了一篇論文，李老師高興地把它拿給徐中玉、戴家祥、史存直、施蟄存等老先生看，還與我一起討論他們所寫的評語與意見。當該篇論文入選上海市研究生大學生優秀論文報告會時，李老師又幫我刻寫將要付油印的論文，忙了幾個晚上。”
殫精竭慮求創新
玲璞先生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先后教授過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古代漢語等課程，語言文字學家、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授史存直老先生給了他很多幫助。當史老先生知道他喜歡研究文字特別是古文字后，專門將他介紹給了著有《金文大字典》的歷史學家戴家祥老先生。1980年，玲璞先生到廣州中山大學跟隨商承祚、容庚兩位老教授學習古文字，他的代表作之一《甲骨文選讀》就是在此時完成的。商承祚先生對《甲骨文選讀》贊揚有加：“李玲璞（圃）為解決讀者之困難，不辭辛勞，在數萬余版中選其十一，手自摹寫，數月乃成。其結體巨細，刀筆神韻，力求一仍其舊。此選本當為解放以來較為完備之書，可供研究工作者參考及甲骨文教學所用之教本。”
玲璞先生喜歡上古文字，其實始於留校之初的1960年。他的同學、一起留校的馬鼎三老師回憶：“有一次閑聊時我問他，當初怎麼會選從古文字學入手？他說：‘和你有關。’聽他慢慢道來才知道了原委。我們畢業之后，三個留校的男生一同住在學生宿舍，朝夕相處。一天，老李在我書架上發現一本古文字學的小冊子，一看就著了迷。我見他愛不釋手，對他說：‘拿去吧，送給你了。’這本書是我從舊書攤上淘來的，粗略翻看了一下，對這些似懂非懂的‘文字僵尸’，沒有多大的興趣……哪裡會想到，就是這麼個小冊子，卻點燃了李玲璞同志胸中的烈火。”知道了這個“秘密”，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文革”一結束先生就能開始古文字的研究，也就不難理解他為何能有那麼多關於漢字特別是古文字的著作。
甲骨文研究至今仍被視為冷門絕學。20世紀70年代玲璞先生重拾早已心儀的古文字，把精力投入甲骨文研究之中，條件相當艱苦。他的學生、后來的同事張春華老師回憶說：“李老師一家三代四口，再加上岳母的小孫女共五口人，蝸居在12.3平方米的斗室裡。一到晚上，李老師就隻能到幾戶人家合用、燈光昏暗的廚房裡，坐著小板凳，伏在放置油鹽醬醋的板箱上讀書、寫作。”在那寂寞的年代，在這極為簡陋的條件下，先生做著寂寞的學問——一本本古文字著作的閱讀，一個個古文字的摹寫，一片片甲骨的釋讀，一頁頁論著的撰寫……在中大進修時間雖然很短，但條件比在家裡要好很多，他除了向商老、容老問學之外，主要時間都用於讀書、收集資料、摹寫甲骨文。這種持續努力所取得的最初成果就是《甲骨文選讀》和《甲骨文選注》。改革開放之初，先生出版的著作猶如學術向導，在普及甲骨文知識、引領年輕人學習甲骨文方面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在對甲骨文大量單字進行深入研究時，玲璞先生也在理論層面進行著探索。先生隨后的專著《甲骨文文字學》，與趙誠先生的《甲骨文字學綱要》差不多同期出版，仿若空谷足音，立即引起學界極大關注。原因無他，主要是該著不僅第一次全面描寫了甲骨文體系，而且第一次結合甲骨文實例闡述了字素學理論框架。除了這部專著，先生還圍繞字素學理論撰寫了一系列論文，如《說字素》《語素物化與漢字分析問題》《字素理論及其在漢字分析中的應用》《字素理論與漢字分析問題》等。
過去，人們習慣用“偏旁”“字符”之類的概念分析漢字結構，玲璞先生的字素理論提出：字素是構成漢字結構要素，是形與音義相統一的最小的造字單位﹔獨體字是由一個字素構成的，故又稱“獨素字”，合體字一般由兩個字素或三個以上字素構成﹔一個合體字結構類型的分析要以語素的音義為出發點和歸著點去確定字素及其組合的上位層次，即直接顯示語素的音或義的層位。門下弟子及再傳弟子運用先生創造的理論與方法，成功地分析過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戰國秦文字和秦漢篆書等各類出土古文字以及魏晉以后的楷書。
為了科學地解釋漢字與漢語的辯証統一關系，玲璞先生后來又將作為漢字本體理論的字素理論拓展為漢字學元點理論。其理論創新的要義是：首次提出了中國文字學三維系統理論，即取象發生系統、本體結構系統和心理認知系統﹔創立了一整套字素分析法，即靜態的字素本體系統和動態的字素功能系統﹔嚴格區分了漢字的造字法與漢字的表示法，給中國文字以科學的定位。《漢字學元點理論及相關問題——兼談漢字認知的若干誤區》《漢字的發生與漢字的文化蘊含》《甲骨文造字八法論》等論文，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玲璞先生的漢字理論在21世紀初又有進一步發展，這就是中國文字發展理論。在漢字學三維系統理論和字素分析方法的指導下，先生提出了中國文字發展的三條線索，即中國正統文字發展史、中國方域文字發展史和中國書體演變史。這一論斷，不僅有助於客觀、真實地描述漢字演變的歷史面貌，而且糾正了長期以來誤把中國文字的書體演變史當成中國文字發展史的錯誤認識。
玲璞先生在漢字理論方面的創新，得到學界高度評價。著名語言學家、華中師范大學邢福義教授認為：“字素在造字的動態系統與析字的靜態系統中有不同的特性。漢字的造字過程經歷兩個階段，一是以語素為出發點去取象造字階段，二是以語素為歸著點憑借成字向語素回歸階段。前一階段形成多種造字法，后一階段形成多種表示法。字素理論把漢字結構研究分成造字法與表示法，從而把漢字結構元素、結構元素的功能、結構元素的組合方式這三個概念區別開來，層次清晰，邏輯合理。”
耗盡生命編《詁林》
玲璞先生從1991年接手主編《古文字詁林》這一重任，到2004年出齊全書，前后用去14年時間。這12冊《古文字詁林》“集萬卷於一冊，匯眾說於一編”，有很多創新與突破：第一，此書是我國迄今為止規模最為宏大、搜羅最為齊備的古文字匯釋類工具書，首次將甲骨文、金文、古陶文、貨幣文、簡牘文、帛書、璽印文和石刻文這八大類古文字字形和考釋資料匯為一編﹔第二，開使用電腦技術排印古文字書籍之先河﹔第三，首次採用萬余字篆書古隸定字作為字頭，將從出土古文字、篆書到古隸定字、后代楷書的發展脈絡清晰地勾勒了出來。
先生出任《古文字詁林》主編，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20世紀90年代，王元化先生正主持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工作，他發現古代文明學習研究的工具書極其貧乏，深感需要編纂一部集大成式的古文字工具書，但不知道委托誰來負責此事最為合適，著名學者顧廷龍先生向他舉薦了玲璞先生。拍板定案后，消息上了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的《工作簡報》，玲璞先生才得知自己將要承擔《古文字詁林》主編這一任務。先生回憶說：“王元化先生與顧廷龍先生都是當代知名的學界泰斗人物，可是此前我與他們從未謀面，對兩位前輩的如此推重甚感意外。”可見這很傳奇，與今天申請項目的機制完全不同，這就是我所說的“偶然”。
玲璞先生領下《古文字詁林》主編任務之后，與王先生有過很多次交談，感受到王先生的憂患意識和歷史責任感，從此抱定決心，“不論編纂任務有多麼艱難，我將帶領編委會全體成員，自始至終堅持迎難而上，求實創新”。膠東硬漢子一言九鼎、拼命三郎的秉性在《古文字詁林》編纂這一事業中發揮得淋漓盡致，玲璞先生終於完成了任務，這就是我所說的“必然”。
《古文字詁林》編纂過程異常艱辛，不斷遇到新問題新困難，玲璞先生任勞任怨、全力以赴。
為確定全書的定位和體例，玲璞先生帶領編委會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西安、武漢等地召開了多次專家論証會，僅北京就先后舉行了三次論証會，先后參加論証的專家不下百位。
編纂《古文字詁林》首先要收集資料，而所收資料范圍和原則的確定，則是難題。據編委王世偉回憶，1992年2月玲璞先生提出了細致縝密的參考意見。1993年，玲璞先生組織編纂出“辛”等十個字頭的樣稿，並親自撰寫樣稿《說明》，供編委們參考。此后四年，按玲璞先生提出的意見，編委會成員帶領數十名博士生、碩士生、訪問學者到全國各地收集資料。
資料收集完成之后，編纂工作便進入第二階段，主要任務是對原始研究文獻進行逐條審讀，按照字頭剪輯並裝入字頭資料袋。市面上售賣的資料袋全都不適用，玲璞先生組織大家一起動腦子，設計制作出獨具特色的資料袋。資料袋正面載明編號、說文部首、檢字部首、電腦號碼、四角號碼等編纂、出版所需的全部信息，一個字的資料都裝入同一個資料袋，一萬多個字就有一萬多個資料袋。待到全部資料裝袋上架之后，編纂室一個大房間用書櫥隔出了三間，其他的書櫥靠牆而立，二十多個書櫥放資料袋、十多個書櫥放圖書資料，滿滿當當，雖然擁擠但很壯觀。
1997年，編纂工作進入第三階段。這一階段的工作是項目的主體工程，要求嚴格按照編纂體例審讀考釋資料，審慎去取，合理刪減，全體編纂人員的冷板凳一坐又是好幾年。玲璞先生與大家一樣，每卷都承擔一份任務，同時還要不斷解決新的難題。比如，預算資金出現重大缺口，就是一件大麻煩，王元化先生為此焦慮萬分。玲璞先生說：“我獲知此事后，也是心急如焚，考慮到元化先生的身體狀況，我這個書呆子便自告奮勇，試著去做一些調查工作，以尋求解決這個難題的途徑。”幾經山重水復，終於出現了轉機，上海教育出版社聞訊，委托王為鬆同志與編委會聯系，表示上教社願意投入50萬元作為后續編纂經費，並承擔出版成本費，終於解決了難題。
2004年《古文字詁林》出齊后，國內主流媒體廣泛報道，學界熱烈歡迎，還獲得了上海市和國家層面很多獎項。清華大學李學勤教授十分感慨地說：“編印這樣一部大型的專業工具書，實在太不容易了。中國的古文字學源遠流長，變化萬端，學者加以隸寫考定，又各家不同。這十二冊書，有多少需要特殊處理的字形？僅此一點，我們就應該向編者和出版社表示敬意和感謝。”
當鮮花掌聲涌來時，玲璞先生卻退到了幕后。他希望用所剩不多的時間重新去探索一直惦記著的字素以及字素學，完成一部系統的漢字學理論專著。2007年的某一天，身患癌症的王元化先生將玲璞先生和時任上海教育出版社總編輯包南麟請到家裡，用商詢的口氣說道：“《詁林》編好了，可卷數太多，那是專業人士用的，一般人買不起。你們能不能在《詁林》的基礎上再編一部精要、易懂、實用的簡編本呢？那樣更有助於普及。”面對這樣一位身陷沉疴仍在關心學術普及的老學者，玲璞先生輕輕地說：“我們試試吧，王先生。”為了這句諾言，先生再次放下了個人的研究計劃，把全部精力投入簡編本的編纂之中。簡編本后來定名為《古文字釋要》，接手這一新任務時的先生比以前消瘦了許多，一遇天氣變化就咳個不停，感冒也幾個月好不了，一段時間之后不得不一邊吸氧一邊看稿。《古文字詁林》耗費先生心力之大竟至如此。
2010年秋，《古文字釋要》終於出版了，這時的玲璞先生已經躺在上海六院的病床上了，再也沒有能夠出院。可以說，為《古文字詁林》和《古文字釋要》，玲璞先生燃盡了最后一點生機，耗盡了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