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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考古學視角下的元代服飾研究”負責人、內蒙古師范大學副教授
圖一 契丹服 1.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寶山M1遼墓 2.內蒙古庫倫M7遼墓 3.河北宣化M5遼墓 4.內蒙古庫倫M2遼墓 作者/供圖
圖二 漢服 1.山西大同周家店遼墓 2.內蒙古巴林左旗前進村遼墓 3.山西大同許從赟遼墓 作者/供圖
中國古人穿衣問題，我們過去所知不多，雖然文獻留下不少記載，但是純粹由文字出發做出的圖解，引書証書，輾轉附會，和具體實際差距很大，所得知識不夠全面。《遼史》中也有輿服的記載，重點展示的是上層統治者和官僚集團的朝服和官服，多為特定活動和場合中的禮服，日常生活中的常服以及社會大眾的穿戴卻知之甚少。所幸，考古學家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從地下發掘出大量遼朝壁畫墓和衣服等實物，使用考古學的研究方法，這些新資料幫助我們獲得了更多新的認識。
契丹服的特征
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顯示，遼政權境內至少存在兩種服飾系統——契丹服和漢服。契丹服是契丹人的民族傳統服飾，是遼時期較為獨特的一項服飾內容。男子服飾的顯著特征是髡發、圓領筒袍和絡縫靴，女子服飾的典型標識是髡發和交領長袍。髡發的特征是將頭頂部分的頭發全部或部分剃除，隻在兩鬢或前額部分留少量余發。《說文·髟部》載：“髡，剃也”，中國古代生活在北方的烏桓、鮮卑、契丹等游牧民族都有髡發之俗，只是各民族在留剃的位置和發式上存在差異。筒袍特征是圓領，袍后開叉，這樣的服裝既便於馬上馳騁，又能防風保暖，袖口緊致，腰束布帶或系一條往往貴族才能使用的蹀躞帶。“絡縫靴”是以整塊皮料縫合而成的靴（圖一，2），出土實物和遼墓壁畫圖像能夠對應，其特征為鞋底呈倒“V”拱形，接縫處的縫合痕跡明顯。契丹女子的髡發在圖像中並不多見，宋代文獻記載“其良家仕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時方留發”，身穿交領袍服，比男袍更長，下擺更闊，在胸下束布帶，與當今女款蒙古袍的形制頗為相似。
考古發現表明，遼朝二百余年間的契丹服不是一成不變的，男女服飾都發生了演進。男子髡發在早期的樣式比當今男子的短發“毛寸”略長（圖一，1），隨著時間的推移，鬢角逐漸加長且修剪成細綹（圖一，2），與宋人沈括“其人剪發，妥其兩髦”的概述互相印証。中期遼聖宗之后髡發變革為全新的樣式，款式眾多。契丹人最初喜歡穿及膝的短袍（圖一，1），長度到達膝蓋，方便騎馬勞作，后來發展至到達腿肚的長袍（圖一，2），改變了短袍一統天下的局面，並逐漸替代了短袍，成為晚期的主流服飾。早期流行瘦腿褲，褲腳內收，后來逐漸加寬成筒褲。早期的契丹人不穿靴而穿鞋，中期以后才喜歡穿絡縫靴，並流行戴帽。遼聖宗時期，男子服飾經歷了一次脫胎換骨的大演進，髡發與黑色帽子交替出現，長袍、絡縫靴開始成為了契丹服的“流行款”。
女子髡發最初是剃除頭頂的頭發，其余蓄發形成披發的效果，然后逐漸將散落的頭發辮發盤扎，有的將余發在頭頂扎成馬尾（圖一，3），有的還留一綹鬢發垂落肩頭，都是契丹女子最有特色的發式。晚期黑色帽子在壁畫中出現，有的還在頭上扎箍一圈白色發帶（圖一，4），俗稱額帶，額帶和黑帽逐漸替代了其他發式。契丹女子的交領長袍（圖一，4）基本款式沒有變化，只是寬度和長度略有增加，看上去更加厚重，單鞋被長袍遮擋得幾乎看不到了。
漢服的內部變化
漢服有兩種概念：狹義的漢服和廣義的漢服。狹義的漢服專指漢代服飾，“漢服”作為服飾名詞首次出現在漢代文獻中。廣義的漢服是對漢民族傳統服飾的統稱，泛指以漢民族傳統服飾為主體，在社會演進中不斷吸收其他民族服飾特點后逐漸形成的華夏服飾體系。
遼朝服飾中的漢服是指廣義的漢服，以漢民族傳統服飾為主體的服飾系統。男子服飾的識別性特征為頭戴黑色幞頭（圖二，3），幞頭由帽體和兩側的雙腳共同組成，雙腳有局腳、交腳、無腳、直腳之分，是隋唐以來男子的標配，可以聯想電視劇裡宋朝官員的“官帽”。男子身穿兩側開衩的長袍（與契丹袍的袍后開衩不同）（圖二，3），袖口鬆弛，腰束單條皮帶或者上下雙層的所謂“看帶”。女子著裙裝，裙裝有兩種樣式：一種是上襦下裙的兩截式（圖二，2），上身為短襦衫，下身為長裙，宣化遼墓壁畫中的襦裙與闊腿褲疊穿為此地區獨見﹔另一種是唐代以來的短衫扎進高腰長裙裡（圖二，1），頗有衣袂飄飄的大唐遺韻，在今天看來都是很時髦的服裝。
社會大眾通常以左衽、右衽的開衽方式來區分漢服與少數民族服飾。所謂衽，泛指衣襟，開衽通俗點講，是指衣襟的開啟方式，自古以來，形制通常有四種：左衽、右衽、對衽和合衽。左右兩襟相疊，右襟在上，為左衽，是周邊民族常用服制﹔左右兩襟相疊，左襟在上，為右衽，是中原地區傳統漢服形制﹔正中兩襟對開無重疊，直通上下對襟式，為對衽﹔左衽和右衽靈活變換，左右有兩套紐扣系統，為合衽。
那麼遼時期並存的漢服和契丹服的具體情況如何呢？事實上，遼朝早期出土的上衣多是左衽，墓主人幾乎都是契丹人，這就說明契丹服在早期保留了北方民族的傳統服飾特點，右衽比較罕見。再看壁畫中的人物裝束，左衽依然是衣襟的主要開啟方式，隨著時間推移左衽的比重開始下降，出現了右衽和左右衽自由變化的合衽。金元時期，左衽的比重繼續下降，右衽和對衽比重逐漸上升，明清時期，右衽和對衽裝已經成為絕對的主流。這一發展脈絡折射出少數民族文化對漢文化的認可和融入。
遼朝漢服發生了劇烈的內部變化，女裝表現得更為明顯。唐代是服飾發生大變革的時代，漢服不再局限於狹義的漢代服飾，而是在民族融合的背景下衍生出更廣闊的文化內涵。女裝擺脫了漢代深衣的影響，融入了大量外來因素，形成了衫、裙、帔（肩上的披帛）三件套的新樣式，今稱“唐裝”。遼朝女子漢服對這種新樣式加以繼承，短衫扎進高腰長裙裡（圖二，1），成為北方長城沿線女子漢服的主要款式之一，與當今傳統文化愛好者倡導的廣袖漢服差別很大，應暫稱為“新漢服”。與此同時，北宋發明的褙子女裝（由半臂或中單演變而成的對襟上衣，兩襟對開無重疊，對衽，兩腋開叉，衣裾短者及腰，長者過膝）風靡一時，在北方宋境內盛行，並向遼境擴散傳播。壁畫圖像顯示，這兩種女裝（簡稱“高腰裙”和“褙子裝”）在大同地區交匯、碰撞、融合，兩種服飾承載著兩種文化傳統，逐漸演進成金元時期共有的女裝風格。壁畫圖像資料顯示，包髻、襦衫、高腰長裙逐漸成為北方女裝的主流，而同時期南方女裝則以花冠、長褙子為主要元素。元代散曲的記載同步印証了南北兩種女裝的並存，洪武四年（1371），紅褙子和紅羅長裙成為明代皇后的常服。這種新角度的切入，能夠輔助我們理解漢服的融合以及演進為新漢服的過程。
遼政權統治區服飾的地區差別
遼政權有五個都城，稱為五京。遼統治者先后修建了上京臨潢府（今赤峰市林東鎮）、東京遼陽府（今遼寧省遼陽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縣）、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五京的原有族群和風土人情是不同的，長城以北的上京為契丹故地，東京為渤海人故地，中京為奚人故地，長城以南的南京和西京為燕雲十六州漢人故地，因此在服飾上就呈現出多樣化的面貌。
在長城以北，契丹服是上京地區和東京地區的主流服飾，而漢服的比重很小，一定程度上顯示出漢人與契丹人構成比例上的差異，同時也有一部分漢人在生活習慣上“契丹化”。在長城以南，漢服卻是南京地區和西京地區絕對的主流服飾，契丹服在長城以南也能偶爾見到。據觀察，契丹服出現頻次的高低與距離契丹服核心區的遠近有關，換句話說，距離上京臨潢府較近的宣化地區要明顯高於距離較遠的大同地區。中京大定府地區的地理位置最為特殊，地處長城南北的孔道連接地帶，服飾上呈現出顯著的共存與融合，漢服和契丹服的穿著比重大體相當，而女子多穿交領袍服，受到了更多契丹服核心區文化的影響。綜上，無論長城南北，契丹服和漢服都是五個都城的主體服飾，此外還應有渤海服和奚服（與契丹服無異），《乘軺錄》記載，北宋路振1008年出使契丹描述幽州城的服飾狀況：“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肆，俗皆漢服，中有胡服者，蓋雜契丹、渤海婦女耳。”
凡此種種不難看出，遼朝是中國服飾史上一個不容忽視的時代。它上承大唐，許多唐代壁畫人物服飾和絲織品研究中的困惑，可以在遼墓壁畫和出土實物中得到解答或啟示﹔下接后世，不少金元明時期服飾的特點可以在此找到源頭。遼朝服飾成為中國古代服飾發展序列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環節，遼統治者實現了有效治理長城以北草原地區和長城以南農耕區域的政治理想，其治國理政的寶典便是因俗而治的國策，即正史中記載的“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統治政策。在服飾上，因俗而治的精妙之處表現在：一方面在國俗上繼承與革新，尊重契丹民族的服飾文化傳統，另一方面沒有強制推行長城以南農耕區域的契丹化，而是尊重文化間的自由交往，尊重該地區深厚的晚唐、五代漢服文化傳統。所以，遼朝服飾成為了各個區域服飾的集合體，形成了承上啟下、兼容並蓄、絢麗多彩的風格。
遼朝服飾，既有顯著的自身特征，又有中華民族服飾上的諸多特點，中華民族融合發展的理念在服飾上得以呈現，這正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真實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