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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 銳，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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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大學校園內八大教授雕塑（右三為楊向奎） 作者供圖
楊向奎部分著作 作者供圖
楊向奎著《繹史齋學術文集》 作者供圖
【大家】
學人小傳
楊向奎（1910—2000），字拱辰，河北豐潤人。史學家、思想史家。193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1936年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1937年回國。后相繼執教於甘肅學院、西北聯合大學、東北大學、山東大學，主編《文史哲》雜志。1957年入中國科學院歷史所（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曾任研究員、秦漢史研究室和清史研究室主任。著有《西漢經學與政治》《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清儒學案新編》等。
閱盡世事，留下巨著
楊向奎先生之名，“奎”，指奎宿﹔其字拱辰，“辰”為北極星。楊先生晚年，學術界尊稱他“向老”或者“楊向老”。
楊先生1910年1月10日出生於河北豐潤縣（今唐山市豐潤區）縣城西南豐登塢鎮楊家庄。豐潤是進出山海關的要沖，物產豐富，古代有“南無錫，北豐潤”之說。在豐潤老縣城正南的平原上，有一座凸起的小山丘，名叫車軸山，山上有遼金時代的寶塔。清光緒五年（1879年），車軸山上建起了燕山書院、貢院。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這裡設立了遵化州官立中學堂，現在叫車軸山中學，楊先生即在此讀中學。
1929年春，楊先生考入北京大學預科。除了讀書，他還喜歡京劇、下棋、摔跤。有人戲稱楊先生“愛看京劇不會唱，愛看下棋不會下，愛看摔跤不會摔”。楊先生雖然也“追星”追過梅蘭芳，但他對筆者說，他總感覺梅蘭芳的成功似乎是苦練而成的，楊小樓演的武生則渾然天成，更勝一籌。
1935年夏，楊先生以研究明史的論文畢業，留本校文科研究所任助理，整理明清檔案。1936年，他應同鄉好友李爾重（也是車軸山中學校友）之邀，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留學，跟隨加藤繁教授學習隋唐史。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先生回國。楊先生對家鄉的文化建設十分關心。他多次對李爾重說，河北省最缺兩樣，一是沒有一所好大學，二是沒有一座好圖書館。
1937年日寇通緝抗日分子，通緝名單中有楊先生的老師顧頡剛先生。顧先生應“中英庚款董事會”之聘，赴甘肅考察。1938年1月，楊先生聞訊，決定投奔顧先生。他們一起在甘肅臨洮、渭源辦小學教師講習班，為抗日培訓人才。
1940年2月，楊先生到成都，進入顧先生主辦的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利用在四川的機會，楊先生對李冰治水進行了全面研究，寫出《李冰與二郎神》的書稿，有20萬字。稿子放在重慶獨立出版社，可惜尚未出版就丟失了。
北平淪陷后，北平幾所大學遷移至陝西南部的城固縣，成立了西北聯合大學。1940年秋至1943年，楊先生在西北聯合大學任歷史系副教授。在此期間，他寫成了《西漢經學與政治講義》，1945年這本書以《西漢經學與政治》之名出版。
從1946年到1956年，楊先生歷任山東大學中文、歷史兩系的主任。那時歷史系有八大教授，除楊先生外，還有童書業、黃雲眉、張維華、鄭鶴聲、王仲犖、趙儷生、陳同燮，這種師資力量在全國都是罕見的，被戲稱為“八馬同槽”。在現今的山東大學濟南校園，有八大教授的青銅雕塑。其實，那時“八馬同槽”的山東大學在青島。青島解放前，當時中共地下黨的兩名負責人都來找楊先生，給楊先生兩項任務，一是不要將山東大學遷離青島，二是保住青島紗廠。楊先生在有關同志的幫助下完成了這兩項任務。
1951年，楊先生創辦《文史哲》雜志。1956年他調到北京，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二所研究員、研究所學術秘書、學術委員會主任。那時，歷史所的一級研究員隻有兩位：顧頡剛、侯外廬。1962年4月，楊先生的專著《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上冊出版，1964年8月下冊出版。這是楊先生中期代表作。上冊基本上斷限在北宋以前，下冊自北宋開始，到清朝鴉片戰爭。上、下冊均分甲、乙兩編。甲編研究中國古代社會，乙編研究中國古代思想。上冊奠定了后來《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的框架。下冊首次使用了作者專程到曲阜整理的孔府檔案，備受學術界好評。據香港曹聚仁先生說，此書一在香港面市，即被搶購一空。
1966年，楊先生被任命為歷史所清史研究組組長。在“文革”中，他自學了理論物理學。他認為，歷史學是社會科學的基礎科學，物理學是自然科學的基礎科學。20世紀90年代，筆者在擔任楊先生助手期間，按他要求翻譯了不少理論物理的英文資料，記得最后一種是關於超弦理論的。楊先生晚年在數學、物理學上花的時間，竟超過了其史學本行。1977年，《論時間、空間和引力》《引力與熵》印出征求意見本。這一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獨立為中國社會科學院。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成立后，楊先生兼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並創辦《清史論叢》。1979年，歷史所清史研究組改為清史研究室，楊先生任第一任主任。
1981年，楊先生到美國進行學術訪問，在喬治敦大學首次正式提出“熵是引力的效用”的觀點。1995年出版的《自然哲學與道德哲學》是先生幾十年來探討物理學、哲學的一個總結。該書姊妹篇《科學與哲學——〈自然哲學〉續篇》1997年出版。
2000年1月，楊向奎先生口述一生經歷尤其是治學歷程的《楊向奎學述》出版，該著系弟子李尚英整理。同年，《楊向奎長短句》問世。
2000年7月23日，楊先生在北京去世，媒體在報道中譽其為“史學界一代宗師”。楊先生去世后，在楊先生女兒楊永賢的大力支持下，我花了三年時間將楊先生所有著作修訂了一遍，最后編成了一套八卷本《豐潤楊向奎先生全集》，共900多萬字。
親炙大師，追求真理
1931年，楊先生轉入北大歷史系，受教於顧頡剛、錢穆等先生，也選修過錢玄同、熊十力等前輩的課程。其中對楊先生一生影響最大的無疑是顧頡剛先生。求學期間，他與孫以悌、高去尋、胡厚宣、張政烺、王樹民等成立讀書會，由孫以悌命名為“潛社”，還出版了《潛社史學論叢》。孫以悌尚未畢業就蹈海自殺，筆者至今保留著他的《書法小史》手稿復印件，是楊先生送我的。高去尋后來任史語所研究員。胡厚宣與張政烺后來與楊先生一樣，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元老。王樹民曾經與楊先生在甘肅臨洮共事，晚年任教於河北師范大學。
1933年，顧頡剛先生的《三皇考》接近脫稿殺青，但“道教中的三皇”一章尚付闕如，因為這需要研讀大量道教經典著作。顧先生事忙，遂囑楊先生完成。楊先生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將商務印書館影印北京白雲觀收藏的《道藏》翻了一遍，1934年完成顧先生交付的章節，師徒聯合署名出版該書。
1934年3月，顧頡剛創辦《禹貢》半月刊，聚集了一批專門研究歷史地理學和邊疆問題的學者，形成一個被稱為“禹貢學派”的學術群體，楊先生是其中一員。
楊先生在北大的6年，正是古史辨運動蓬勃向上的時期。楊先生與顧先生無所不談，甚至包括一些重要的私事。傅斯年始終把楊先生看作是“顧派”的人，這從一個側面也說明了楊先生與顧先生的密切關系。
楊先生晚年，很強調他不屬於顧先生所開創的“古史辨派”，原因之一當然是在政治上人各有志。顧先生30歲出頭時，已名震全國，引起國共兩黨的重視。楊先生耳聞目睹國民黨的腐敗，希望有一個有作為的政黨取代它，目光自然轉向共產黨，對唯物主義理論也一直都有好感。楊先生1950年入黨。他十分注重理論（尤其是唯物史觀）和古文字，對郭沫若先生推崇備至。
筆者在追隨楊先生的過程中，感到他最尊敬的大師除郭沫若先生之外，就是顧先生。楊先生說，他深知顧先生“志趣之高潔，學問之卓越”，在所有史學家中，隻有顧先生的文章寫得最好，他是史學家中的大文學家，沒有任何人能寫出他那種文風。
過去有傳言說“顧頡剛的文章都是學生們替他寫的”。楊先生回憶說，那時我們一批大學生剛畢業，懂得什麼？能替顧先生寫文章？相反，我們寫的文章往往要求顧先生簽名，才能發表，得的稿費也多。這是顧先生提拔年輕人，絕非佔有學生成果。例如楊先生寫的《車戰考》，如果署自己一個人的名字發表，隻能得一塊大洋稿費，加上顧先生的名字則可以得五塊。楊先生常常充滿真情地對弟子們說：“終生感謝顧先生！”1980年，楊先生帶頭發起編輯《慶祝顧頡剛先生八十八誕辰文集》。后來書未出而顧先生去世，乃改為《顧頡剛先生誕生九十周年紀念學術論文集》，在出版的環節上幾經周折，最后以《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為名出版。此書若沒有楊先生堅持，可能就不了了之了。
楊先生愛吾師，更愛真理。針對傅斯年名作《夷夏東西說》，楊先生作《夏民族起於東方考》，認為夏代早期政治中心在山東等東方，而不是像傅斯年說的那樣開始就在西方，此文由傅斯年推薦發表。在疑古思潮如日中天時，楊先生就許多古史問題提出與顧先生不同的意見，顧先生或將這些不同意見收入《尚書研究講義》，或推薦發表。
顧先生以淵博的學識和人格魅力傾倒了眾多學子。當時在浙江省圖書館工作的童書業尚名不見經傳，是顧先生最喜歡的學生之一。童先生是天才，古史、瓷器、藝術，無不涉獵，還研究過馬列主義。楊先生與童先生私交最篤，童先生早年筆名“童疑”，楊先生筆名“楊守”，他們的爭論收錄在《古史辨》第七冊中。楊先生對我說，古史辨運動最盛之時，他和童書業就住在顧先生家裡，協助顧先生工作。
廣見洽聞，自創新派
楊先生於學無所不窺，對古史、經學、小學、“紅學”乃至物理學，都有獨到的發明。他在炎黃文明、夏文化、儒家哲學等領域，都有杰出的貢獻，“獨門絕技”當推神守、社稷守研究。
神守、社稷守這兩個術語出自《國語》。《國語·魯語》記載，魯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摧毀越國的都城會稽（今浙江紹興），在毀城的過程中，出土了特別長的骨頭，一節骨頭竟蓋滿了一車！這在當時無疑是帶有神秘色彩的新聞，孔子是著名的博物君子，他認為會稽出土的骨頭是防風氏的遺骨，因此講述了有關“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的傳奇故事。吳國的使者不知什麼是“神”，孔子因而解釋道：“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者為公侯，皆屬於王者。”這段話被司馬遷寫入《史記·孔子世家》，歷代學者均以為孔子所說的“神”是鬼神，后來也常常被拿來作為中國古代存在宗教的証據。
楊先生指出，孔子所說的“神”是人而不是鬼神，具體來說是酋長。《韓非子》也記載了這事，原文是：“禹朝諸侯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后至而禹斬之。”與《國語·魯語下》對照，“群神”就是“諸侯”。在階級社會的初期，統治者居山，作為天人的媒介，全是“神”國，國王們斷絕了天人的交通，壟斷了交通上帝的大權，他們就是神，沒有不是神的國王。蒙文通先生也指出：“舊說青衣神即蠶叢，青衣神應在青衣水，或蠶叢建國亦在此。《魯語》‘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神是君長。《封禪書》‘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七千’，也是說神即君長。可知青衣神即是青衣君長。”楊先生的同門劉起釪先生指出，《史記·夏本紀》：“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而《國語·魯語》雲：“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可知群神即是諸侯，亦即當時部族首領。這都是正確的見解。
《國語·楚語》記載：“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這裡的“重”讀作“重復”的“重”，意思是神。楊向奎先生認為“重”為神職，而“黎”為民職，后來發展，神職為“神守國”，而民職為“社稷守”。“重”后來演變為祭司，為神為巫﹔而“黎”后來演變為人主，為王為公侯。遠古時代，神守與社稷守不分，所有國王都是神而能通於天﹔神守與社稷守之分，當在夏初。
恩格斯認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那麼，探索文明起源的核心就是要確定國家何時出現，也就是確定何時從神守分化出社稷守。我將神守解釋為神權組織，社稷守則是王權國家，神守是人類普遍經歷的階段，最初所有的社會實體都是神守，后來從神守分化出社稷守，即最早的國家﹔同時，還沒有跨入國家門檻的神守仍比比皆是。
楊先生“一生讀書”，但不是足不出戶。他一生重視民族學材料，來歷史所不久就到四川涼山彝族地區調查，所以繼王國維提出傳世文獻與考古材料相結合的二重証據法之后，楊先生加上民族學，倡導“三重証據法”。楊先生對神守的研究就曾受到彝族畢摩的啟發。
《詩經》記載商族的來源是“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自古以來“玄”被解釋為黑色，玄鳥即燕子。楊先生首次釋出甲骨文“不玄冥”，首次釋出金文“玄黿”，使我相信“玄”是神聖的意思。又如“明保”，見於《尚書·洛誥》，又見於西周初年的青銅器。現代學者一般認為“明保”是周公的兒子，隻有楊向奎先生獨樹一幟，認為明保即周公。有的學者以“甚至有人認為明保即周公”來表達對楊說的態度。結合楊先生對神守的解釋，我主張“明保”相當於神保、靈保、天保、聖保。西周可能存在大祭司和國王兩套權力系統，太公可能是武王朝的大祭司，周公可能是成王朝的大祭司。大祭司由於握有重權，故能在非常時期攝政當國，由此古代就有周公稱王的說法。
按照我國傳統學術史“學案”的體裁，老師學案之下必列門人，而且通常是好幾代弟子。吳興錢玄同先生是古史辨運動的引路人之一，在諸多方面與他的老師余杭章太炎先生大異，但錢先生的知友黎錦熙先生說，將來的《余杭學案》下必立《吳興學案》。我想，將來的《吳縣學案》（顧先生）下也必立《豐潤學案》（楊先生）。
歷史學需要打基礎、下笨功夫，古往今來，涌現過非常年輕的文學家和科學家，但極少有年輕的史學家，像顧頡剛先生30歲出頭就出名的，鳳毛麟角。要在歷史學領域形成一個學派，那就更難了。楊先生開創的學派，現在還不顯赫，留給后人慧眼識珠。他的《大一統與儒家思想》《先秦思想講話》被列入“大家小書”一版再版﹔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也被列入“文津書館”再版。這說明讀者還非常喜歡楊先生的著作，他的書、他的思想將垂諸久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