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者初心 卓越為民

作者：姚建紅、王辰，分別系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黨委書記、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

陳志潛（1903—2000），生於四川成都。公共衛生學家、醫學教育家、中國近現代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的開創者。1929年畢業於北京協和醫學院，獲醫學博士學位。歷任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系講師、副教授，四川醫學院（今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公共衛生系教授。曾任河北定縣（今河北定州）平民教育促進會衛生教育部主任，主持農村建設實驗區衛生工作，領導構建三級農村醫療衛生保健網。著有Medicine in Rural China: A Personal Account（2023年以《中國農村之醫學：我的記述》為名出版中文重譯版）等。

1934年，陳志潛（后排左）與家人在河北定縣（今河北定州）。

【大家】

“作為一名受過科學訓練的醫生，我在中國農村地區從事推廣現代醫學的工作已逾50年，那裡有中國80%以上的人口。如何把這項工作做到最好，是我一生最為關心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年逾八旬的陳志潛這樣寫道。

2023年是陳志潛誕辰120周年，他的母校北京協和醫學院沒有忘記這位為中國農村公共衛生事業作出卓越貢獻的學子，他曾經工作過的河北定州沒有忘記這位為當地百姓安康傾注過無數心血的學者，醫學界仍在研習這位農村公共衛生事業先驅的學術思想。

艱難困苦 玉汝於成

1903年，陳志潛出生於四川成都一戶溫飽不定的秀才家庭。此前幾年，《辛丑條約》的簽訂，給古老的東方大國套上了一道沉重的枷鎖。干旱、洪水、飢荒與時疫，又給億萬以農業為生的中國農民帶來沉重的災難。

比起國家與民族的不幸，對童年時期的陳志潛而言，親人相繼因病離世帶給他的痛楚更為真切。1907年，陳志潛的生母死於結核病。他隱約記得，在母親生命垂危之時，有人在家裡念咒，他不知道為什麼要念咒，“隻知道這麼做沒能拯救我的母親”。除了母親，在他童年時，姑姑、姐姐也都因病離世。12歲時，他本人罹患瘧疾，家人心急如焚，卻不知該如何治療，唯一的辦法是用力鞭打他，逼著他在燃放著爆竹的院子裡奔跑，寄希望於用爆竹聲趕走病魔。

就在陳志潛身患瘧疾那年，《青年雜志》悄然創刊，這本后來改名為《新青年》的雜志，在發刊詞中呼喚中國青年追求科學，“羞為淺化之民”，更批評了“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也是在那一年，洛克菲勒基金會購得“協和醫學堂”資產。在追尋“賽先生”的時代浪潮下，這個后來改建為“北京協和醫學院”的高等學府，成為現代醫學在中國傳播的主陣地之一。

1917年，陳志潛陪繼母到法國駐成都領事館求醫問診。醫生在給他的繼母體檢時使用了溫度計、聽診器、血壓計，這些新鮮物件，給陳志潛留下了深刻印象。從那時起，他決心成為一名現代醫生。

后來，他在《申報》上讀到一篇討論現代醫學的文章，深感信服，便致信作者——湘雅學校（湘雅醫學院前身）學生李振翩，表示期望能到湘雅學習現代醫學。李振翩在復信中建議他報考另一所剛在北京成立的醫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這是陳志潛第一次知曉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存在。

對於陳志潛來說，學習現代醫學這件事，實現起來並不容易。他首先要過語言關。他給協和寫了一封英文申請信，學校復信說，以這封申請信的英文水平來看，他難以通過入學考試。協和的入學考試，數學、物理、化學等科目都需要用英文作答。陳志潛沒有放棄，他通過各種途徑學習英文，還從上海買來各科目的英文版教科書。1921年，當他花了一個月時間從成都趕到協和時，那位曾給他回信的招生秘書，驚訝於這個原先連英語申請信都寫不好的青年人，竟已能聽懂她說的英語。考試結束幾周后，陳志潛收到了錄取通知書。

“我馬上就要18歲了，我的新生活即將開始。”陳志潛此時不曾預想，在協和，他將與公共衛生學結緣。

學醫濟民 投身公衛

初到北京，對於陳志潛來說，一切都是新鮮的。協和的同學大多來自沿海地區，隻有他來自地處西南腹地的四川，但他並不孤單。學長李廷安熱心地帶他參觀校舍，幫助他學習如何使用設備。日后，他們在抗戰時期共赴國難，成為建設后方公共衛生事業的“戰友”。

協和的老師同樣給予了陳志潛無私幫助。1924年，陳志潛完成預科階段的學習，接下來的學費成了問題。陳家是書香門第，但並不富裕。陳志潛曾考慮轉到化學部，他的化學老師威爾森教授建議他繼續學醫，並幫助他爭取將獎學金延長四年，解決了他的后顧之憂。

在陳志潛的回憶中，北京協和醫學院是“一所令人自豪的學府”，不僅擁有不遜於同時期西方醫學院校的科研條件與師資力量，對於學術的要求也極高。因此，包括他在內，協和學子對待自己的學業都格外認真，“幾乎沒有什麼可以令我們分心”。然而，五卅慘案的發生，讓陳志潛與許多協和師生不得不“分心”了。他們投身於這場反帝愛國運動，“甚至甘願為此犧牲自己的學業”。作為學生會主席，陳志潛與同學們一道，積極同校方談判，要求罷課去參加游行示威。為此，學校不得不停課幾周，並推遲了考試時間。時任生理系主任的林可勝教授，率隊參加游行示威。日后，陳志潛正是通過由林可勝組織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參與戰時醫療救護工作。

自五卅運動始，陳志潛不再甘於成為一名隻在診室和病房裡救治患者的臨床醫生，日益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驅使他去尋找一條新路，用“科學醫學”為絕大多數人謀求福祉。1926年，即五卅運動發生后的第二年，懷著為此事業盡己所能的共同理想，陳志潛與同人共同創立了“丙寅醫學社”。他們將健康教育視為推進國民健康的“可行途徑之一”，因此創辦了《丙寅醫學周刊》。正如陳志潛所言，他們當年所做的事業，如同“一道遙遠的微光”，証明當年尚有“數位憂國恤民的醫學生”甘願“為促進民眾健康教育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丙寅醫學社中的許多人，日后成為醫學界赫赫有名的大家。

同樣是在1926年，陳志潛遇到他的伯樂、恩師與畢生的摯友——協和公共衛生學教授蘭安生（John B.Grant）。在參加五卅運動之后，陳志潛意識到，自己既無法放棄成為一名現代醫生的初心而全然投身政治，又無法心無旁騖地沉浸於醫學而對國家和民族的悲慘處境不聞不問。這讓他分身乏術，一度陷入兩難。在蘭安生的指導下，陳志潛始進行公共衛生的研究、思考與實踐，由此逐漸走出無法兼顧醫學與政治的困境。

在陳志潛的印象中，蘭安生是一名“具備遠見卓識、創新思想和務實精神”的公共衛生領軍者。在蘭安生的課上，陳志潛開始了解中國農民的生活境況，他堅信，自己作為一名現代醫生，完全可以通過改善他們的處境“改善當前國家面臨的艱難境地”。但如果投身這項事業，他不僅可能要犧牲在學術上的機遇，所獲得的經濟回報可能也遠不如在大城市行醫。在蘭安生的引導與啟發下，陳志潛明白，在彼時已千瘡百孔、滿目瘡痍的中國，相比於醫治一棵棵“樹”，更需要有醫生擔負重任，保護由億萬棵“樹”所組成的這一大片“森林”。

“你認為，目前的中國最需要怎樣的人？”面對“樹”與“森林”之間的選擇，蘭安生曾這樣問。

1929年，陳志潛從協和順利畢業，取得醫學博士學位。他脫下白大褂，換上灰長衫，用其一生，致力於解決中國農村缺醫少藥、疫病橫行的問題。

他的選擇，是對“蘭安生之問”最好的回答。

扎根農村 探索新路

陳志潛畢業前夕，在協和醫院聽過晏陽初的演講。“國民是國家的基礎，國家的穩定取決於國民的福祉。”暮年的陳志潛仍記得，晏陽初在開篇時如是說道。在晏陽初的影響下，協和有6名醫學專業畢業生與4位護理專業畢業生相繼投身於中國農村公共衛生事業，陳志潛就是其中一位。

畢業之初，陳志潛來到南京曉庄，教育家陶行知在那裡創辦了一所試驗農村師范學校。

“這是我職業生涯早期的一個裡程碑。”在曉庄，陳志潛開始著手探索解決中國農村公共衛生問題。遺憾的是，1930年，曉庄學校遭到查封，陳志潛不得不停止他的工作，赴美深造。

1931年年底，陳志潛歸國，任協和公共衛生學講師，同時決意舉家前往定縣（今河北定州）——晏陽初領導的平民教育促進會總部所在地，擔任平民教育促進會衛生教育部主任，盡管那時日軍已侵佔了東北，華北正陷於危局。

1932年1月16日，陳志潛與平民教育運動的同人一起從北平出發，前往200多公裡之外的定縣。登上火車時，那列火車車廂裡已經擠滿了人，他隻能席地而坐。如今，從北京西站出發去往定州，最快的一班高鐵不到1個小時便可抵達。可在90多年以前，這段路程卻要耗費將近一天的時間。

“定縣很貧瘠。”這是陳志潛初到定縣時的印象。彼時，定縣有約40萬人，人均年收入僅30元左右，隻能“為一個人提供勉強維持生計的食物”。這景象顯然與繁華的故都截然不同，卻更貼近當時億萬中國農民的真實處境。陳志潛和家人就在這裡，同貧苦的定縣百姓一起生活了五年，創立了蜚聲中外的“定縣模式”。

健康調查是陳志潛來到定縣后著手開展的第一項工作。在此之前，著名社會學家李景漢已在此地開展社會調查多年，搜集了許多關於人口、職業、收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盡管如此，陳志潛仍需對當地疾病、死亡、醫療及衛生狀況進行更深入的考察，以此作為制定“健康計劃”的基礎，而這從無先例。通過調查，陳志潛意識到，“傳染病是造成大量（雖然不是絕大部分）疾病的原因”，其中37%的病例是完全可以預防的，還有32%的病例如能早發現則完全可以成功治療。這說明，傳染病防治是定縣乃至中國農村公共衛生事業的首要任務。然而，缺人、少錢的問題，橫亙在陳志潛的理想與定縣以及中國其他農村地區的現實之間。

在定縣，絕大多數所謂“醫生”，實際上是以賣草藥為副業的農民。他們大多沒有受過專門訓練，其中很多人是文盲。即便是這樣的“醫生”，其分布也極不均衡，不是所有人都能及時得到他們的照護。同樣，藥鋪也不是隨處可見。縱使定縣能夠獲得充足的醫療資源，對當地老百姓而言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據調查，當地農民每年用於購買藥物的人均支出僅為0.3元，隻佔年收入的1%。即使把每個村子的“買藥錢”都集中起來，也不足以養活半個護士，更不可能養活一名現代醫生。

交通上的困難造成各村與其所在的鄉鎮、縣區聯系薄弱，無論採取以城鎮醫院、診所為中心向外輻射的方式，還是採取巡回醫療的方式，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的醫療問題。有鑒於此，陳志潛提出一個設想：以村作為農村公共衛生事業的基礎。培養若干村民做村衛生員，他們可以實施預防接種，負責疾病、出生、死亡等基本統計，宣傳基本衛生常識，改善環境衛生和個人衛生，預防和遏制傳染病流行，在緊急情況下還可以為村民提供簡單的醫療服務。更重要的是，他們是村民養得起、留得下的醫務人員，更易獲得村民的信任。

在定縣，陳志潛領導構建起后來被學界稱作“定縣模式”的“區（縣）—鄉—村”三級醫療衛生保健網，不同層級可以分工協作，相互支持。在“定縣模式”最初的設計中，嚴格意義上的醫生，隻存在於區（縣）與鄉兩級。依據受訓程度不同，他們被分別分配到縣保健院與鄉衛生站，在不同的崗位上承擔不同的職責。作為這個體系的“頂端”，縣保健院承擔著“區衛生中心”所應履行的職能，是由曾在協和等頂級醫學院校受過良好教育且訓練有素的醫務人員所構成。它負責收治村衛生員與鄉衛生站無法醫治的患者，但更重要的職責在於培訓、監督與幫助鄉衛生站的醫生。在縣保健院之下，鄉衛生站成為連接縣與村的重要紐帶。它們負責處理村衛生員無法處理的病情，並承擔培訓、監督與幫助村衛生員的任務。鄉衛生站通常建在集鎮上，往往是由一名醫生、一名助手與一名護士組成。它的醫生大多是從省級醫學院校畢業，其中雖然不乏醫術精湛者，但在總體上“工作質量參差不齊”，仍需接受在職培訓。與此同時，他們也要定期走訪各村，培訓村衛生員才是他們的“首要工作”。這讓區（縣）、鄉、村三級成為一個整體，而非彼此斷開。在這個體系中，醫學知識通過各種培訓項目向下滲透，並由上級人員監督實施，下級人員無法處理的病例，也要依據病情的復雜性而向上轉送。“分”不是這個體系的精髓，建立於“分”基礎上的“合”，才是使得“定縣模式”行之有效的精妙之處。

“盡管困難重重，但艱苦工作和犧牲得到了回報。”當陳志潛剛開始著手構建這個體系時，定縣僅有2所鄉衛生站，服務於13個村的村民。1934年，當這項工作開展到第三年時，定縣已有7所鄉衛生站，可以覆蓋超過75個村。與此同時，定縣百姓的醫療負擔也從此前的每年約12萬元降至4萬元以下，人均支出由0.3元降至0.1元。在傳染病防治工作上，“定縣模式”發揮了重要作用。被時人稱作“虎疫”的霍亂，是由霍亂弧菌引起的烈性傳染病，曾在中國近代史上數次流行，造成過大量人口死亡。20世紀30年代，霍亂流行威脅著華北人民的生命和安全。經陳志潛領導下的區衛生中心建議，定縣成立防治委員會，積極開展預防工作，使得霍亂疫情沒有在定縣擴散，區衛生中心收治的45名霍亂患者，無一例死亡。即使霍亂疫情流行於整個華北之時，定縣也僅有少數病例，且都得到了及時救治。

當時，“定縣模式”被確立為解決中國農村公共衛生問題的“樣板”。不過，隨著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定縣模式”由定縣走向全國之路中斷了。

烽火歲月 抗戰救國

1935年，陳志潛受邀出國訪問。在途經已被日本竊據的滿洲裡時，他看到這樣一幕：“一個年輕的日本鐵路官員在殘酷地打一個中國農民的耳光，還狠狠地踢了他一腳。這位老人不敢哭，圍觀的人們都不敢作聲。我既氣憤又羞愧，但也幫不了這個可憐的人。”

彼時，東三省已淪陷數年。兩年后，盧溝橋事變爆發。

隨著日軍侵佔北平，陳志潛在定縣的工作被迫中止，隻得返回北平。此時，他已晉升為襄教授，收入足以讓全家人衣食無憂，但他清醒地看到，“在失去主權的情況下想要搞建設性的活動是徒勞的”。他決意南下，投身抗戰醫療救護。

1938年5月，陳志潛秘密離開北平，參加由林可勝主持的戰地救援工作。在一年時間裡，他輾轉天津、上海、香港、長沙、貴陽等地，於1939年5月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鄉成都。

旅居在外18年，歸來后，他遺憾地發現，較之他離開的那年，“成都的衛生狀況沒有任何改善”，而且“省內沒有任何類型的公共衛生機構”。隨著日軍空襲趨於停止，陳志潛開始著手建立四川省的公立醫療衛生體系。他奉命籌建四川全省的醫療援助項目，設備、房子、人員，通通沒有，隻得到了3000元經費。當時，這筆款項隻夠買半噸大米。

這意味著，陳志潛幾乎要從零開始。通過不懈努力，到抗戰勝利時，陳志潛已領導四川全省建成80余所衛生院，盡管這些單位的力量依然薄弱，但較此前已是天翻地覆的變化。

抗戰勝利后，舉國民眾沒有迎來期望中的和平與繁榮，陳志潛對國民黨徹底失去了信心。戰后，陳志潛奉命在重慶籌建一所國家級醫學院——重慶大學醫學院。在萬般艱難的時局下，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隨著通貨膨脹愈演愈烈，本就少得可憐的辦學經費又飛速貶值。作為這所醫學院的院長，陳志潛全年的收入不足以供養全家生活一周。縱使是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陳志潛依然想盡辦法，使得這所學校“生存下來並茁壯成長”。他大膽起用年輕的畢業生擔任教職工，用出國進修和培訓的機會贏得他們的青睞，以彌補眼下工資上的不足。在他的堅持下，重慶大學醫學院非但沒有“夭折”，反而頑強地挺過了內戰。1952年，重慶大學醫學院迎來首屆畢業生。經過6年的學習，他們成為人民衛生事業的棟梁之材。作為這所醫學院的創建者，陳志潛深感自豪。

老驥伏櫪 矢志不移

“即使處在逆境中，他也從不怨天尤人，不氣餒，始終秉承‘隻要能夠工作就說明我還是一個有用的人’的信心，堅持‘隻要我活著一天就要工作一天’的行動。”在女兒陳芙君的印象中，父親陳志潛始終是一個堅強的人，“我想正是因為父親有這麼堅定的信念，他才能夠把他的才能發揮到極致，才能讓他的人生價值得到最大的體現，讓他的貢獻配得上‘卓越’二字。”

1953年，重慶大學醫學院合並於四川醫學院，陳志潛攜家人再度遷回成都，並在四川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執教。這位游子離鄉多年，最終回到故土，與家人一起度過了余生中的大部分時光。

“在擺脫浪費國家人力物力的國民黨政權之后，我們終於可以真正地重拾建立新社會的希望。”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政府，在醫療資源相對緊缺的條件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國建立起農村醫療衛生保健體系，深刻改變了既往農村缺醫少藥、疫病橫行的舊貌。在此后的學術生涯中，陳志潛多次奔赴農村進行現場工作，足跡遍及四川各地，這讓他見証了家鄉及全中國農村公共衛生事業的歷史性變遷，“如果沒有黨的正確領導和大力支持，就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完成全國農村衛生系統的建設，甚至可能永遠不會成功”。

與此同時，陳志潛也有擔憂，在這個體系中，對醫務人員的培訓做得夠不夠？分工合理嗎？對於基層工作有沒有必要的監督？或是源於對這些狀況的思考，同時是為向他的伯樂、恩師與畢生的摯友蘭安生致敬，1984年至1985年，陳志潛應邀前往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撰寫Medicine in Rural China: A Personal Account（《中國農村之醫學：我的記述》）一書，記述他的個人經歷，以及他對中國農村公共衛生事業的研究、思考與實踐。彼時，他的眼疾愈發嚴重。長時間閱讀與寫作，已是頗為吃力的事，但他依然三易其稿，全身心地投入這項工作。

20世紀80年代末，該書由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和洛杉磯分校出版，隨即產生重要的學術影響。在此書中，他系統闡述“定縣模式”的“基本工作思想”，讓世人看到，隻要“基於當地的需求和條件”，依靠醫務人員與村民的合作共建，我們可以設計形成一個村民負擔得起的系統，保障他們的健康，搭建起現代醫學與農村之間的橋梁。他向世界証明，在農村公共衛生事業建設上，中國人沒有照搬他國經驗，而是根據中國具體的社會和經濟條件“制定中國自己的模式”。這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正如當年蘭安生啟發了學生時代的陳志潛，陳志潛通過此書，也在啟發更多的人思考，如何能讓現代醫學真正用於增進廣大人民的健康福祉。蘭安生之子詹姆斯·P.格蘭特，就是受到啟發之人。格蘭特1922年生於北京，1934年曾隨同父親走訪定縣。20世紀80年代，他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主任，長期關注全球兒童健康問題。得知此書付梓，他欣然作序，稱陳志潛“為世界提供了一項更寶貴的資源”，向全世界說明，“定縣模式”的“基本工作思想”不僅長期有效，而且應被國際社會盡快接受和採納。

除了闡述“定縣模式”，陳志潛在此書中還詳盡論述了他對現代醫學與公共衛生的理解。在他看來，現代醫學之進步，需要從以醫院和診所為基礎的“個體化醫學”轉型，發展成為“以人群為基礎的醫學”。這樣的醫學不是以個人為中心，而是服務於整個人群。同時，它不再僅靠治療，而是促進治療和預防相結合，從而實現“更多的健康收益”。

在“以人群為基礎的醫學”基礎之上，陳志潛進而闡述何為“公共衛生”。所謂“公共衛生”，是“將衛生保健的科學方法推向了極致”。預防醫學固然是“公共衛生”至關重要的一面，但他強調，若想增進整個人群的健康福祉，僅靠預防醫學顯然不夠。長久以來，公共衛生被塑造成一門“單獨”的學問，與臨床醫學分離，脫離植根於臨床實踐的現場工作。受此影響，過往的公共衛生教育專注於培養“專才”，而非培養關注整個人群健康福祉的臨床醫生。在他看來，這是醫學教育亟待反思的重大問題。他提醒，醫學家們“不能隻專注於技術”“尤其不能隻局限於實驗室研究”，而是必須著眼於現實。醫學生們應更多參與現場工作，使他們將興趣點“重新定位到人群的真正需要上”，而非把主要精力用於在學術上的某個細分領域申專利、發文章、做課題。高水平的醫學教育，應如同當年蘭安生主導下的協和公共衛生系，培養醫學生形成照護“森林”的崇高理想，並使其成長為有創造力的公共衛生事業領導者。培養這樣的醫務工作者與培養“臨床專家、研究科學家和醫學教授”同等重要。

陳志潛的一生，正是對此絕佳的証明。自立志成為一名現代醫生時起，他便致力於將協和“尊科學濟人道”的理念付諸實踐，無私地將畢生所學奉獻給億萬中國農民，始終懷有一顆醫者的初心，為中國醫學事業的進步奔走呼告，步履不停，從未放棄，隻因他堅信：“在一個公平的社會中，高質量的醫療保健應使所有的人都受益。”

“我們大多數人往往會驚訝地發現，我們一生中取得的成就是多麼有限。”回望漫漫人生路，耄耋之年的陳志潛，雖然已在中國乃至世界公共衛生史上留下“定縣模式”這座豐碑，卻仍感嘆人生中的“失敗通常多於成功”，“無論如何，我高興的是，盡管經歷了許多起起伏伏，我仍能夠保持為人民服務的初衷”。

對於醫務工作者來說，承繼醫者初心，不忘卓越為民，或許是對陳志潛先生最好的紀念。

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