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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羽
項楚 秦嵐攝/光明圖片
項楚（中）與他的學生張涌泉（左）、普慧在一起。 杜羽攝/光明圖片
【大家】
項楚，浙江永嘉人，1940年出生於湖北老河口。敦煌學家、文獻學家、語言學家、文學史家，四川大學杰出教授、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1962年本科畢業於南開大學中文系，1965年研究生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1980年到四川大學任教。曾任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曾三次獲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著有《王梵志詩校注》《敦煌變文選注》《敦煌文學叢考》《敦煌詩歌導論》《寒山詩注》《柱馬屋存稿》等。
遇到敦煌文獻時，項楚36歲。
那是1976年，他在成都西北中學當了十年語文老師，上課教書，下課寫詩、寫小說，日子過得也算安逸。
敦煌，離成都有數千裡之遙﹔至於1900年王道士在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古代寫本，對項楚來說，更是遙不可及。那些文獻分散在世界各地，英國、法國、蘇聯、日本，即便是藏在北京的那些，他也讀不到。沒有原件，可以退而求其次，讀縮微膠卷。但那時，敦煌文獻的縮微膠卷，北京有，敦煌有，成都沒有。
年近不惑，資料不足，項楚還是闖了進去，不是想成名成家，只是單純地想讀通那些似懂非懂的文字，給那些讓他困惑的問題找到答案。
不惑之惑
項楚的困惑，來自《敦煌變文集》。接觸《敦煌變文集》，是因為編《漢語大字典》。因為編《漢語大字典》，項楚又一次調整了自己的人生航向。
1975年，《漢語大字典》被列入國家規劃，由湖北、四川兩省合作編寫，四川編寫組設在四川大學，老師們想到了川大中文系培養的第一位研究生項楚。
“1962年，我大學畢業。剛好四川大學中文系招研究生，有六朝唐宋文學專業，我對唐詩宋詞有興趣，就報名了。那時，國家剛經歷了困難時期，能讀研究生的是極少數，我是幸運兒之一。”今年83歲的項楚，鬢眉皤然。熟悉他的人說，項楚年輕時就平和而謙遜。
當然不只是幸運。那一年，四川大學中文系首次招收研究生，名額三人，寧缺毋濫，最終隻有南開大學畢業的項楚一人通過考試，師從著名古典文學專家龐石帚。
項楚是浙江永嘉人，出生在湖北老河口，自幼隨家人“走南闖北”，沒幾年就換一個地方。他到過北京，回過老家永嘉，1957年從南昌考上了天津的南開大學。考上研究生，到了成都，項楚終於落下了腳。
甫一入蜀，項楚就感到，地處西南的川大，學風偏於保守，遠不如南開活躍。不過，這裡的很多老師雖然清貧，卻心無旁騖，專注於學問，不為外界的風雲變幻所干擾。這正合項楚的心意。
三年后，項楚研究生畢業，到涼山甘洛軍墾農場勞動鍛煉。
“這個軍墾農場原來是勞改農場，軍事化管理，生活艱苦，但能吃飽飯。知識分子到那個地方，主要是沒書可讀，精神生活貧乏，也不知道這樣的生活什麼時候才能結束。”還好，無書可讀的項楚有一個筆記本，上面抄錄了不少詩詞，也寫下了他的點滴感慨。有了閑暇，項楚就給戰友講詩。彼時，他尚未娶妻生子，但每講到顧貞觀的“母老家貧子幼”，都會生出無限感慨。還好，兩年后，項楚回到成都，成為一名中學老師，直到被借調到《漢語大字典》編寫組。
打開今天的《漢語大字典》，“編寫人員”那一欄，清清楚楚印著項楚的名字，但他堅持認為，自己並沒有真正參與編寫，只是做了些搜集資料的工作。
編字典需要例句，《漢語大字典》的例句搜羅自歷代典籍。當時的辦法是給每人分配一種或數種典籍，各人因字索句，把相關的句子抄到卡片上，再寫出釋義。那麼多書，那麼多編寫人員，分配給項楚的，偏偏是一部《敦煌變文集》。
乍一看，“變文”這種保存在敦煌文獻中的通俗文學文體，好像很簡單，什麼“昔周國欲末，六雄競起”（《伍子胥變文》），什麼“婦人決烈感山河，大哭即得長城倒”（《孟姜女變文》），語言淺俗，近似白話小說。深入下去，項楚才發現並非如此。
項楚熟悉的唐詩宋詞，屬於雅文化，使用的多是雅言。先秦以降，雅言世代傳承，即使古奧生僻，借助歷代學者的訓釋、注解，大部分也都可以被釋讀。與雅言相對的，是俗語。俗語不登大雅之堂，自然也就不大容易被學人關注、解讀，其中不少詞語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亡。當敦煌藏經洞被打開，留存在變文中的大量口語、俗語詞，仿若一個個無人觸碰的“語言化石”，重現在世人面前，沒人知曉它們的確切含義。再加上滿紙俗字以及抄寫過程中產生的錯訛，使得解讀敦煌文獻中的這些俗文學作品，往往比理解經典作品還要困難。譬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中一句“游泥伽藍”，項楚思考數年都不得其解。
所謂“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如果不掃清俗字、俗語詞的障礙，就無法真正讀懂那些敦煌文獻，自然也就無法展開深入的研究，“繼承與弘揚”更是奢談。
面對這些文字，項楚想要破謎。好在，他找到了蔣禮鴻先生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這部出版於1959年的著作，導夫先路。
“這本書就像一盞指路明燈，是我進入敦煌學的導師。”項楚如獲至寶。有了這本書的考釋，很多原本難懂的語句豁然而解。可讀著讀著，他發現，敦煌文獻裡的許多詞語，在這部書裡找不到答案﹔再深入下去，又發現，有些詞，書裡的解釋似乎並不太恰當。不過，借著這盞明燈，項楚看到了一條嶄新的學術之路：拂去千百年來蒙在這些詞語之上的塵埃，再現它們活潑潑的原貌。至於這條路是鮮花錦簇還是荊棘密布，他沒多想，只是一往無前。
恍然大悟
想在這條路上走下去，沒有他法，唯有讀書。
雖然讀不到原始文獻，但項楚有《敦煌變文集》、有《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還讀到了學界發表的一些論文，通過這些材料或多或少揭示的內容，他在腦海中一點點拼湊起那些疑難字詞本來的模樣。1980年，他調到四川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任教，圖書館裡眾多傳世典籍任他採擷，不必說《全唐詩》《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就連圖書館裡塵封多年的《大正新修大藏經》，也終於等來了知音。
那時的項楚已經覺察到，今人研究敦煌俗文學作品，除了要跨越錯字、俗字、俗語詞的障礙，還要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與思想觀念。唐代，佛教在民間廣為流行，敦煌變文中有很多佛教題材的作品，其他作品也大量涉及佛教思想、典故、語言。對於唐人來說，這些文字稱得上通俗易懂，而當代不甚了解佛教的讀者，即便是鴻儒碩學，捧起這些文本，也經常犯難。想真正理解敦煌俗文學，就要回到千余年前敦煌變文創作、傳播的語境之中。如何才能“穿越時空”？項楚決定讀大藏經。
他讀大藏經，不是瀏覽、不是翻檢，而是踏踏實實逐字逐句地讀，從圖書館早上開門一直讀到傍晚閉館。
“剛回到川大時，職稱評定已經停滯了好多年，我什麼職稱也沒有。職稱評定停滯了，我不能停滯。當時我比較簡單，沒有去管提工資、分房子、發論文這些事，只是埋頭按照自己的興趣去讀書，不著急寫文章。”用了兩年多時間，項楚把《大正新修大藏經》收錄的3000多部佛教典籍通讀了一遍，有些書，反復讀了多遍。
大藏經不好讀。一開始，很多地方讀不懂，但他手頭沒有工具書，也沒辦法再借一部內容相關的佛典對照著讀——按規定，大藏經每次隻能借一冊，要借另一冊，就得把手頭這冊先還了——隻能硬著頭皮繼續讀下去，“讀下去，又遇到類似的情況﹔再讀下去，又遇到類似的情況……慢慢地，好像有點似懂非懂的樣子，再讀下去，就懂了”。
他懂了。《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中那句困擾了他多年的“游泥伽藍”，原來應該是“淤泥伽藍”，因為字形相近，抄書人把“淤”寫成了“游”。古人常把“淤”與“污”混用，“淤泥”即為“污泥”，是弄臟之義﹔“污泥伽藍”意為弄臟寺院，佛教視之為一種惡業，有文獻為証：“彼諸眾生污泥僧伽牆壁，所以得如是報”（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寺舍往來，踐踏污泥，飲酒食肉，無厭無足”（《禮懺文》）。不僅佛教文獻，唐詩中也有“污泥龍王宮”（盧仝《冬行三首》之三），與“污泥伽藍”用法類似。
他懂了。獨坐於書桌之前，沉浸於學問之中，霎時間，一道靈光閃過，原本糾纏在一起的謎團頃刻條分縷析，眉目分明。項楚說，那是一種很舒適的感覺。有時，在恍然大悟的瞬間，這位在人們眼中“恂恂如也”的中年人，高興得甚至要大叫出來。可他終究沒有叫出來，又埋下頭，繼續讀書。他知道，所謂靈感，不是幸運之神的眷顧，而是日復一日地閱讀與思考，知識不斷累積，問題不斷碰撞，在那一剎那，終於融會貫通。
1982年的一天，項楚在川大中文系資料室翻看雜志，讀到《中國語文》一篇題為《校勘在俗語詞研究中的運用》的文章，涉及敦煌變文語句，正是他關心的問題。項楚把這本雜志借回家接著讀，因為第二天還要還回資料室，他就用晚上的時間邊讀文章邊記下一些問題。兩三個月后，《敦煌變文校勘商榷》在1982年第4期《中國語文》發表，作者項楚。這位寂寂無聞的古代文學教研室教師，“跨專業”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主辦的頂級學術期刊上亮相。很多語言學家問：“項楚是誰？”
語言學家
語言學界對項楚是陌生的，項楚對語言學界同樣是陌生的。
《敦煌變文校勘商榷》刊出不久，項楚參加了一個學術會議，一位女士看到他的名牌，便問：“你就是在《中國語文》上發表文章的那個項楚？”她叫江藍生，一年前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畢業，師從語言學家呂叔湘、劉堅，現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所近代漢語研究室工作，既是劉堅的學生，也是他的同事，而劉堅就是項楚“商榷”的那篇文章的作者。
此前，項楚並不知道劉堅是誰。江藍生告訴他，負責那篇稿件的《中國語文》編輯陳治文，不僅是劉堅的同事，還是他的大舅哥。文章刊出前，陳治文征詢過劉堅的意見，這位幾年后就任語言所所長的著名學者沒有因為這是與自己商榷的文章而阻止發表。
項楚也不知道，在呂叔湘等前輩學者的倡導下，近代漢語研究愈加受到學界重視，江藍生所在的近代漢語研究室，就是幾年前新創建的。一般認為，近代漢語研究關注的是從唐初到清初的漢語口語。古代文獻中大量保存口語資料的，既不是文人雅士的詩文，也不是歷代官修的史書，而是漢譯佛經、敦煌變文、白話小說之類的文本。無意中，項楚成為“預流”者。
項楚的興趣一直是文學。在南開大學中文系讀書時，最吸引他的課程是王達津先生講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那時運動多，學生還要外出參加集體勞動，耽誤了不少課。臨畢業，學校補開了幾門，其中就有語言學家邢公畹先生的“文字音韻訓詁”。文字、音韻、訓詁合稱“小學”，是傳統的語言文字之學，舊時被視作治學的基礎。時間緊張，三門課被壓縮成一門，每周兩節。邢先生抓住重點，介紹了最基礎的知識。沒想到，多年之后，學生時代習得的十八般武藝派上了用場，再加上對文獻的精熟，項楚如庖丁解牛般解析起一個個敦煌俗語詞的來龍去脈。
《季布詩詠》：“千金不傳老頭春，醉臥階前忘卻貧。世上若也無此物，三分愁煞二分人。”項楚考証，這裡的“老頭春”，是酒的名字。唐宋時期，人們喜以“春”名酒，“老頭春”之外，尚有金陵春、梨花春、洞庭春、蒲萄春，不勝枚舉，今天的名酒“劍南春”亦是按照這個古老的傳統以“春”為名，而給這酒命名的不是別人，正是項楚的老師龐石帚先生。
“可”，現在仍是常用詞。項楚發現，敦煌變文中的“可”有時應釋作“滿”，而不能按照以往辭書中的義項去理解。其實，不只是敦煌變文，白居易的詩“披香殿廣十丈余，紅線織成可殿鋪”（《紅繡毯》），劉禹錫的詩“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生公講堂》），“可”都是“滿”義，但歷代字書都沒有列出這個義項。其實，不只是古代文獻，作家周立波的小說《暴風驟雨》就有“可院的牛馬歡蹦亂跳，嘶鳴，吼叫，鬧成一片”，“可院”就是“滿院”。這說明，在當代東北方言裡，“可”也有“滿”的意思。
縱橫古今，出入文史，項楚游刃有余。
1983年，呂叔湘先生捐出6萬元個人積蓄，提議中國社會科學院設立青年語言學家獎金。江藍生明白，老師捐贈這筆錢，是希望扶植年輕人，她就把項楚的論文拿給呂先生看。除了《敦煌變文校勘商榷》，項楚那時還發表了《敦煌變文語詞札記》《〈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補正》《敦煌變文字義析疑》《〈伍子胥變文〉補校》等文章，多不在語言學期刊上，呂先生不容易見到。
語言學專業科班出身的江藍生，也有資格參評這個獎金，而且她是呂先生的弟子，有“近水樓台”的便利，但她主動推薦項楚參評。
1985年歲末，《光明日報》頭版刊發消息，第二屆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家獎金評選結果公布，四川大學項楚獲得唯一的一等獎。評審專家認為：“項楚的論文立論嚴謹，不為牽強附會之辭，征引繁富，考証精詳。凡所論列，大都確鑿可信，其中有不少說法能糾正舊說的闕失和疏漏。”
這是當時學術界為數不多的幾個獎項之一，社會影響極大。項楚躋身“青年語言學家”之列，一舉成名。
他讀佛經，不是想做佛學家﹔他琢磨俗語詞，不是想做語言學家。他仍然眷戀著文學。敦煌變文之外，尚有敦煌歌辭﹔敦煌歌辭之外，尚有王梵志詩、寒山詩……他的探險才剛剛起步，他的殿堂才剛剛奠基。
逢人說項
注意到項楚的學界泰斗，不止呂叔湘。
20世紀80年代初，“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說法在國內學界廣為流傳。盡管這句話的原始出處不甚清晰，但老先生們急了。
“像季羨林先生、周一良先生、王永興先生、宿白先生，他們愛中國的學術、愛中國的文化，希望中國的學術、中國的文化在世界上贏得尊嚴。雖然他們主要的研究領域不是敦煌學，但出於這種責任感、愛國心，他們自己做研究、招學生，也關注著學術界的情況，發現有個叫項楚的冒出來了，就想看看這個人怎麼樣。”知道項楚正准備寫《王梵志詩校注》，老先生們高興極了。
那時，從日本傳來消息，漢學家入矢義高主持的一個讀書會選定了中國學者新近出版的《王梵志詩校輯》，准備針對其中的錯訛撰寫文章。20多年前，中國學者撰寫的《東京夢華錄注》出現一些疏漏，遭到入矢義高嚴厲批評，國內學界大為震動。20多年后，這一幕是否會再次上演？那就要看中國學者能不能率先拿出高質量的整理本。擔子壓在了項楚肩上。
王梵志詩，唐代流傳極廣，宋人偶爾提起，明代似已無人知曉，清人編的《全唐詩》不錄一字。直到敦煌遺書被發現，在文學史上消失已久的王梵志詩才重現於世，被海內外學者視作唐代白話詩的代表。
與變文類似，王梵志詩不如文人作品精致，俚俗口語多，佛教觀念多，不少詩句今人難以索解，而這正是項楚感興趣的謎題。
隻感興趣不行，還要快！他不停地寫，沒日沒夜地寫，把筆尖寫歪了才喘口氣，扳正筆尖，繼續寫。
鉛字排版太慢，老先生們建議，書稿先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的不定期出版物《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上影印刊出。每寫六七萬字，項楚就把文稿發航空挂號信寄到北京，請人謄清，以待影印。幾個月，寄了七八次，50余萬字的書稿終於完成。1987年，《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四輯出版，近500頁的《王梵志詩校注》隨之問世。如此一部大書，因為時間緊迫，作為一篇論文率先發表，或許史無前例。
支持項楚的學界中堅，不止江藍生。
研究王梵志詩，項楚還是沒材料。他不輕易打擾老先生，還是自己想辦法。
王梵志詩縮微膠卷的照片，來自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院當時規定，隻為參與本院項目的學者提供資料，可他們還是把照片裝了好幾個文件袋交到項楚手上，操辦此事的是李永寧研究員。
俄藏王梵志詩的復印件，來自一位海外漢學家。項楚后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梵志詩校注》中寫道：“我在北京參加中國敦煌吐魯番學術討論會期間，從歐洲友人處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列一四五六號王梵志詩卷的影本。長久的心願一旦實現，真是喜出望外……一個遺憾從此消除了，禁不住提筆記下心頭的歡悅。”當時，俄藏敦煌文獻尚屬秘籍，學者難以寓目。那位“歐洲友人”不知從何處得來王梵志詩的復印件，毫無保留地送給項楚，但不希望別人知道此事，項楚在書中隻能稱其為“歐洲友人”。如今，俄羅斯藏敦煌文獻已全部公開，項楚終於可以告訴世人，那位“歐洲友人”是德國漢學家葛蓮（Dorothee Kehren）女士。
在一次學術會議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宋家鈺聽說項楚寫《敦煌詩歌導論》沒材料，主動提出為他洗印中國社科院收藏的敦煌文獻照片。項楚急需某號卷子，就給宋家鈺寫信，宋家鈺就把照片洗印寄來。項楚后來才知道，宋家鈺洗印照片要經過申請，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們原本不認識，后來也沒再見過面。隻見過那一次，他就這樣無私地幫助我”。
從《王梵志詩校注》到《敦煌變文選注》，從《敦煌詩歌導論》到《寒山詩注》，項楚的書一部接著一部，厚重而扎實。另一位老先生，敦煌學家潘重規在一篇文章中說，他“不能自已地逢人‘說項’”“希望海內外讀者共同來細細品嘗”。這裡的“項”，不是古人項斯，而是今人項楚﹔他邀請讀者“品嘗”的，也不是珍饈美饌，而是項楚的著作。
很長一段時間，海內外學術界“逢人說項”。項楚還是說，自己很幸運。當然不只是幸運。長者支持、同輩襄助，是因為他們熱愛中國文化，他們期待學術繁榮，他們視項楚為不世出的讀書種子，他們視項楚的榮光為學術的榮光。
項楚不負眾望。
《王梵志詩校注》及時問世，日本學者的批評文章尚未出場，便失去了價值。入矢義高為《王梵志詩校注》寫了一篇字數不多但評價極高的書評，“對其極周詳精審之至的注釋，我隻能起久長的驚嘆之感”。季羨林先生說，項楚對王梵志的研究，“把日本的一場劍拔弩張的‘批判’，在事前‘鎮壓’了下去”。
項楚當時的碩士研究生劉石，多年以后給學生講起自己老師的故事：“有些事情也真是匪夷所思，青燈黃卷的書齋生涯，有時也能在渾然不覺間擔當為國爭光的大任。”
項楚則說，跟老先生們接觸久了，“覺得我也像他們那樣愛國了”。
做笨學問
由語言而文學，由文學而文化，項楚一路前行。繼“語言學家”之后，文獻學家、文學史家、敦煌學家，一個個名號接踵而至。
老先生們有意把項楚調到北大，給他更寬廣的舞台。項楚感念母校的培養，還是留在了川大，建立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點，創辦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教學生，帶隊伍。一個敦煌研究的重鎮在西南異軍突起，看似不可思議，卻也順理成章。
學生們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有俗文學，也有雅文學，有唐宋明清，也有先秦兩漢，項楚並不強求，“我主要是教一些方法”。
最重要的方法，當然是讀書。
讀書和讀書不一樣。有些人讀書，雖然也勤奮，但過目即忘，讀了白讀。項楚讀書，思維高度緊張，面對文獻，一個個問題從頭腦中跳將出來。他讀大藏經，原本是關心漢譯佛經的語言，可讀著讀著，就在佛經故事裡找到了一個個古代小說的源頭，讀著讀著，就尋繹出一條條文化演變的脈絡。這種系連的能力，項楚稱之為“敏感”。
老師的敏感，學生觀察得最直接。
項楚講敦煌文獻選讀課，和學生一起讀原始文獻。“讀到一句話，卡住了，我們半天想不出來怎麼解釋，項老師很快就發現有個字的字形有問題，可能是假借。”張涌泉是項楚指導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追隨老師的腳步，兩獲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家獎金一等獎，如今這位也已年近古稀的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仍對老師的“敏感”感嘆不已，“從表面上看，傳世文獻與敦煌文獻中的問題經常是沒什麼關聯的，但項老師能破除字形、字義、字音造成的謎障，深入本質，找到答案。有的人沒有這種敏感，讀再多書也沒用”。
項楚曾經設想，當年讀大藏經時，如果手邊有一部工具書，自己的學問會是什麼樣？他的答案是：可能當時讀懂了，但過后就忘了。
現在的青年學者，不僅有工具書，還有古籍數據庫，一點鼠標，成百上千條結果就來了。項楚告訴他們，新技術固然要學習，但檢索不能代替讀書，會堆砌材料不意味著讀懂了材料，“我們要做些笨學問，花些時間讀經典，慢慢涵泳、體會。把握到它的精神，那才是真正讀懂了”。
“你輕易獲得的東西，往往是表面的、膚淺的﹔隻有通過艱苦努力獲得的東西，才是深入的、深刻的。不然的話，做學問就變成很簡單的事情了。”對於讀書，對於學問，項楚保持著敬畏，一如從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