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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唐代贈序文研究”負責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副編審
唐·柳宗元《送邠寧孤獨書記辟命序》，見《河東先生集》（明刊本）。作者/供圖
贈序文是一種基於臨別贈言而產生的文體，萌芽於魏晉、興盛於唐代，歷經宋、元、明的發展和演變，一直流傳至清代。序，通“敘”和“緒”，有敘述、條理、開端之意，以敘述和議論為主要表現手法。贈序是從序跋類下的詩序中衍生出來的一種文體，其產生之初，依托於詩歌而存在，隨著文化環境的變化、文體的發展以及詩歌表現功能的受限，贈序“不因贈什而作”時，實現了文體的獨立。它將古雅的語言與儒家政教思想相結合，總體呈現出典雅之美的風格特色，成為一種士大夫階層廣泛應用的文體。
贈人以言：贈序文的文化基因
古人離別，多有贈言。《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入周向老子問禮，離開時，老子相送，並說：“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這是老子對孔子的肺腑之言，亦是臨別時最珍貴的禮物。《荀子·非相》雲：“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贈人以言是我國古代遺留下來的文化傳統，崇高禮節的象征，至今仍廣為流傳。從文學的角度來講，贈人以言的母題或起源於先秦祖道祝辭。
遠古先民出行前有一種祭祀路神的儀式，叫作“祖道”，又叫作“軷”“犯軷”“軷祭”。這種祭祀活動非常神聖，首先要選擇好方位，然后高呼神明，進而祭酒，最后還要有祝辭。這裡的祝辭即送別文字的濫觴，是贈人以言的起源。早期的祖道儀式以祭祀活動為主，飲餞為輔，“餞”在“祖”之后，也可以說“餞”是“祖”的一個組成部分。隨著祖餞活動的普及和泛化，人與神之間的交流被日常化、生活化，逐步成為人與人之間交流的一種重要方式，祖道地位下降，讓步於飲餞，祭神祝辭最終演化為臨別贈言。今天我們臨別之時經常說的“一路順風”“一帆風順”等，可謂最為簡短的“祖道祝辭”了。
這樣的文化基因既決定了贈序文的“意”，也決定了贈序文的“體”。姚鼐《古文辭類纂·序》抓住了贈序文的兩個必要因素：一是臨別之時“贈人以言”的遺意﹔二是未必以“序”之名歸類，而應“依其體”。以這樣的標准去認知，在贈序文的界定問題上，我們應該注意以下幾點。一是“贈××序”可能是贈答詩之序，而不是贈別詩之序，因為這些文章有的沒有留別、離別之意。二是贈序文多以“送××序”為名，而不稱“送序”“餞序”，是要取其“贈人以言”之意。三是從體制淵源上來講，贈序文脫胎於贈詩之序，是用於贈別的序文，在發展的過程中演變為眾詩之序、無詩而徒有序的形式，所以隻要符合臨別“贈人以言”的遺意都可以稱為贈序，不應以篇幅長短、有無贈詩來區別。四是從文體功能來看，贈序文是用於贈別的文章，所以題目中一般沒有“餞”“送”“贈”等標志送別之詞，而用於送別的文章，在贈序文范圍之列﹔沒有“序”等標志文體字眼的，而用於送別的文章，也在贈序文的范圍之列。故贈序文自有其范式，而不是隨意為之。
變化與發展：贈序文的生命源泉
贈序文興盛於唐代，其從發展到獨立經歷了“詩前小序—眾詩之序—贈詩附序—無詩而徒有序”四個階段。繼唐代文體獨立之后，在宋代又得到了長足發展，進入了“序后附詩”的階段。具體而言，“詩前小序”是贈序文的發展初期，處於從屬地位，它的存在主要是為了解題，簡單地交代創作緣由，從而使讀者更清晰地理解詩歌的內容﹔至“眾詩之序”，贈序文的解題功能下降，抒情功能增強，逐漸演變成描寫集體宴會或送別時賦詩的盛況﹔至“贈詩附序”，個人在送別賦詩的同時，以贈序相贈，並與詩歌遙相呼應，或記敘或議論，其目的主要是補詩之不足，以增強感情抒發的效果﹔至“無詩而徒有序”，不作詩，隻作序，這說明此時的贈序文已成為獨立的文體，能夠獨自承擔贈別功能，雖名為“序”，實則非序。到了宋代，贈序文正式進入了其發展期的第五個階段，即“序后附詩”。序后附詩的贈序文証明了詩、文地位的互換，詩歌在此淪為了贈序文的附屬品。如余靖的《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詩歌只是贈序文敘述中的一個部分，使贈序文更為完善，為其錦上添花而已。此文雖為詩之序，敘述的是作詩的緣由和背景，但從詩文內容含量、情感抒發、構思論理來看，其序遠非其詩可比。詩前附序，在此已轉化為序后附詩。
但無論怎樣發展變化，贈序文贈人以言的文體功能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贈序文體的確立也是由其贈別功能完成的。基於贈人以言的深刻內涵，贈序文的文體功能主要為勸勉、延譽、祝願等，在此基礎上，隨著文體的發展、成熟、流變，傳道成為贈序文的主要表現內容。一種文體最活躍的時候，就是這種文體功能發揮得最為充分的時候。唐代贈序文傳道功能的產生是贈序文在宋代長足發展的重要原因。贈序文發展到晚唐五代之時，由於古文的衰落、人才的凋零以及贈序文本身文體功能的限制，它伴隨著那個時代走向了沒落。不過到了宋代，贈序文重新煥發生機，是由於它深化了勸勉、贈言的功能，表現出了新的文體特征。宋代贈序文中，勸勉、延譽等已經退居次要地位，或者完全成為輔用。作者創作贈序文的主要目的在於闡明義理，因此發展了論說一脈，多涉及文人思想，上至國家大事、為人為文，下至待人處事、生活瑣聞，無所不包，極大地體現其展現個人情趣、個人見解的文化傾向，增強了贈序文的個性化和學術品位，突破了“贈序文為應用文體”的創作局限。正是由於宋代贈序文能突破應用文體的創作格局，沒有同唐代某些贈序文一樣流於應景之作，故而才能出現大盛的局面，被世人推崇。
守正與創新：贈序文的文體價值
在我國文學史上，贈別之言至唐大盛，並以詩歌為主要形式，其中原因多在於唐人對詩歌創作的熱情以及超高的藝術水平。贈序文的出現及興盛，打破了贈言必賦詩的局面，人們的交往方式也愈加靈活。不僅在唐代，而且在整個文學史中，贈序文都是一種可以替代贈別詩的文體。
“詩緣情而綺靡”，詩歌創作因情而起，贈別詩亦不例外。因此，贈別詩的創作就受到了情感表達的限制。首先，受贈之人要與作者關系密切，或親人、或好友，這樣才可能產生真實而強烈的感情。若是應酬、應景之作則難免走上為文而造情之路。其次，對於親友離別一事，作者要有感而發，抒情言志，若是隻作惜別，也不免千篇一律，令人生厭。贈序文熔抒情、描寫、記敘、議論於一爐，避免了贈別詩創作中為文造情的弊端，其文體價值與發展空間即源於此。
在贈序文的分類研究中，有時會簡單地將其分為送行之序和不送行之序，此“不送行之序”實際上並不是贈序文，而是贈序文的衍生體。清人曾國藩在《田昆圃先生六十壽序》中指出“壽序者猶昔之贈序”，即指贈序文體中衍生出了壽序。唐代之后，尤其宋明之時贈言之風盛行，此時贈言，非臨別之言，各種慶典、有意義的活動、重大事件等都可以送人以言。吳曾祺《涵芬樓文談》在贈序下分出五個子目，為序、壽序、引、說、附錄。其中隻有“序”為贈序，其他皆為序的衍生體。吳曾祺解釋“說”為：“論辯中有此體，惟古人集中多有雲某說為某人作，與名某說、字某說。其語氣與贈序無異，故列之於此。”由此可見他所說的“說”體並不是贈序。薛鳳昌在《文體論》中談論“說”時曰：“是與論辯類中之說不同，古人集中，往往有‘某說贈某’，或‘為某作’，以及名說字說。欲其顧名而思義，實與‘贈序’一體也。”張相《古今文綜》贈序下分“別序”“壽序”“贈序之其余各體”三類。其中別序首先按“別序之體制”分為仕宦、督師、出使、佐幕、致仕、寧親、答人、留別、合送數人、送特別人，十類﹔再按“別序之作法”分為稱頌、規勉、解慰、感慨、諷喻、發揮，六類。《古今文綜》把壽序按“壽序之體制”分為親戚、仕宦、武功、布衣、學人、女壽、雙壽、方外、初度序和自序，十類﹔按“壽序之作法”分為考論、規勉、感嘆、慰藉、發揮、別體，六類。“贈序之其余各體”分為學藝、序治行、序武功、序交誼、序名字、序新婚、序筑室、序補博士弟子、序下第、序優伶，共十類。其中隻有“別序”是贈序，其他皆不是。從張相的分類中可以看出，他把“壽序”“贈序之其余各體”歸入贈序的原因是取其“贈”之意，但我們所說的贈序文卻是臨別之言，所以壽序等都是贈序的衍生體，並非贈序。
從文體的意義上看，贈序文在贈別詩之外，另辟一途，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贈別詩向為文而造情的方向發展﹔贈序文衍生體的出現，不僅充分証明了其完全脫離贈別詩的獨立地位，更重要的是贈序文對古代散文文體的貢獻。至於這些衍生體在后世的發展情況，就另當別論了。
縱觀贈序文的發展歷程，有來時、有去處，有起有落，興衰迭起。其無詩詞之高華耀目，無館閣之先天優勢，亦無通俗作品之喜聞樂見，正因如此，所獲得的關注也並不多。然而，贈序文卻總能在衰落之時保留火種，並在堅守文化基因的前提下不斷調整戰略，實現文體創新。傳統文學至現代已新作寥寥，我們亦期待贈序文能代替金石珠玉，在今人離別之際展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學、傳統文化之雅致、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