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碩：正名行禮：名號與北魏王朝的轉型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北魏時代的名號變遷與國家社會轉型研究”負責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問》以“遷中”紀年。作者/供圖

“先正名而得行禮”。“名號”作為一種簡潔的語言符號進入王朝的政治生活，並進一步使王朝的文化觀念和理念得到延續、認同和再生，從而讓本不具備穩定性的治理手段制度化、規范化。而北魏時代出現的各種名號，不僅是對自身政治理想的表達與權力關系的宣示，更映射出北魏政權對統治區域內各種力量的整合以及社會對這種整合的反饋，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性和延續性也起著重要作用。

地域特色名號背后的觀念轉型

“代”“魏”與“中京”，是代國時代、平城時代、洛陽時代的代表性名號，各自帶有濃郁的地域特征。

代國時代的拓跋氏，是中國古代游牧與農耕區域交界地帶一支以武力稱雄的勢力。“代”的國號，來自西晉給予拓跋部首領“代公”“代王”爵號的封授。自猗盧到什翼犍數代經營，代地的立國基礎已然粗具，代國也成為十六國時代不可忽略的一股勢力。改國號為“魏”以后，平城仍長期享有“代都”之名，作為地域名號的“代”也有著極大的影響。至《魏書》成書時，代國時代進入拓跋統治集團的傳主還都被加上“代人”的地域標簽，不論其是本就源於拓跋部，還是莫題、燕鳳、許謙等入代漢人。

在道武帝擊潰后燕取得河北“魏土”以后，拓跋政權成為跨據代魏地域的割據型政權，遂以河北地域之名“魏”為其“大名”。鄴城曾為曹魏國都並長期為魏郡郡治，北魏也在此新設含有輔佐之義的“相州”，成為王朝的副中心。雖有數次遷都鄴城的動議，但直到遷洛以前都未付諸實踐。代都平城為主，鄴城為輔的格局延續近百年之久。太武帝將北方各地的割據政權盡數擊滅，實現了北方的統一，代—魏雙中心的格局也未曾改變。出自“魏土”的河北士人也與“代人”一起，構成了北魏統治集團的核心。從出土材料可見，“代”“魏”國號曾經長期並存，這也是代—魏雙中心格局的反映。

隨著關中、河西的士人由於政權的覆滅進入平城，數批失意的南方士人降魏，代—魏格局中的河北士人勢力也逐漸被稀釋。到孝文帝時代，以皇室為核心的“代人”文化素養有了質的提升，而魏土士人也無法再獨擅士人領袖之名，代人與魏人之間的區隔漸趨泯滅。孝文帝強調北魏“卜遷中京，垂美無窮”，甚至在可考的數方皇家碑刻中放棄了“太和”年號而逕以“遷中”紀年，恰好反映了“中”對於北魏政權的意義。遷都“天下之中”洛陽的象征意義，正是北魏越過“五胡十六國”時代，走向“規模周漢”的中原王朝的必要條件。

從西晉末年受封“代”國到孝文帝“移構中京”，北魏王朝也在延續發展過程中完成了轉型。借用陳寅恪先生的“本位”一詞，北魏王朝從“代”到“魏”再到“中京”三個時代，實現了從“代人本位”到“代魏區域本位”再向“中原本位”的轉型。這種轉型，不僅體現在北魏政權統治范圍的擴大，更重要的還有不斷擴大的觀念轉型。北魏統治者所面臨的任務，也不僅是維持統治區域的穩定，更有對華夏地區久遠而豐富的統治經驗的借鑒。

治道變革與文化重構

北魏統治者對華夏文明的接受與重構，是從特定時代的需要出發，有意識地進行取舍並運用於國家治理實踐中，具有強烈的目的性。名號這種簡潔的符號，恰好成為宣示“治道”與“治術”的極佳工具。北魏一朝的各類名號，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也顯現出不同的文化色彩。

北魏早期特別是道武帝時代，道家文化較早進入北魏統治集團，無論是道武帝使用過的“真人”號還是明元帝追尊的“道武”謚號，都具有鮮明的道家特色。“道”字入謚既不見於謚法，歷朝也無先例。通過研究幾種史料還原的改謚詔書可發現，以“道”為謚的原因是“體得一之玄遠，應自然之沖妙”。其典源出《老子》，按王弼的解釋是“王所以為主，其主之者一也”。由此可見，“道武”謚號不僅是塑造權威的工具，也是對這一時期政治文化的總結。道武帝、明元帝時代的治理思想乃是隨君所需，各得所用，以華夏“君人南面之術”塑造君主權威、保証君權有序傳遞也因之成為政治文化之主流，故其時之名號也多側重於此。

在崔浩和寇謙之的主持下，太武帝使用了從“太平王”到“太平真君”數個名號，后來更以“太平真君”為年號，“親至道壇，受符箓。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太武帝“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道教“天師”號的地位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寇謙之的“清整道教”與“兼修儒教”，與崔浩“偃武修文”的“太平”理想相合無間，道家的“以師為教”就是崔浩文教理想的實施方式。崔浩與太武帝亦師亦臣的君臣關系，讓崔浩能利用寇謙之的新說以“帝師”之身份行文教之理想。然當時之北魏並不具備全面實施“文教”的條件，崔氏終究也避免不了家族覆滅的悲劇。

孝文帝的“正名行禮”，重新議定德運、廟號等各種名號，名義上接續漢晉正統王朝的儒家“禮治”之道，實則開辟了華夏制度與文化融合之新格局。這個時期重新塑造的諸多名號，對道武帝以來形成的“舊事”，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揚棄與整合。孝文帝以強有力的君權推進文化變革，而李沖、王肅等來自河西、江南之士人得與河北舊士族一起，輔佐孝文帝實施儒家“正名行禮”的大業，成就了“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的局面。

“漢化”或者“華夏化”的趨勢實際上是五胡十六國政權的共性，最能體現北魏相較於十六國政權之優勢者，在於採用之“治道”與“治術”貼合歷史發展之需要。北魏一朝改制名號所利用的華夏諸家學說，也具有北魏王朝所獨有的特色，熔鑄成全新的政治文化。

名號競爭與南北朝的民族融合

與中國歷史上的統一政權不同，北魏政權的發展有一個基本的背景，那便是南北政權長期對峙。北魏政權利用名號進行自我建構時，有兩個最重要的參照系統。一是橫向的參照系統，即與之相對立的割據政權，主要是東晉南朝，早期也可以包括十六國諸政權。二是縱向的參照系統，即本部族的歷史與傳統。在南北政權長期互動與競爭的背景下，相較於所謂“拓跋舊制”，橫向的參照系統對於代魏政權的影響要大得多。

“代”“魏”“鮮卑”“索頭”乃至“索虜”“魏虜”這些名號，在史書中可謂司空見慣。北朝給予南朝的稱謂，比如“島夷”之類，也為學者所熟知。這些名號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東晉南朝政權對拓跋魏的稱謂，其實是在不斷變化的。西晉就出現的“索頭”號，實際上就是當時拓跋氏的族稱。劉宋時期廣泛使用“索虜”號，或者單用“虜”字組成。“索虜”號是以“索頭”族稱加上“虜”字。“虜”字本非專門針對北方民族政權的稱謂，曹魏對吳、蜀即廣泛稱之為“虜”，強調的其實是政權的敵對性。齊梁則多稱北魏“魏虜”，這表明南朝對北魏的稱謂已經不再包含拓跋部的族稱。在齊梁時代的史料中，用“鮮卑”等名號指稱北魏的情況也幾乎不再出現。這是南北對峙格局不斷變化的結果，也是南北文化交融不斷發展的結果。

拓跋氏最初可能只是“帶著一個不甚熟習的稱號”在華夏的北境繁衍生息，也在與其他部族的交往中發展。隨著新的稱號被加諸自身，拓跋政權要麼接受這種稱謂，要麼自立新的名號以應對。“魏”國號的確定，史書就明確記載其直接原因是“時司馬德宗遣使來朝，太祖將報之，詔有司博議國號。”新名號的使用，無疑會塑造新的身份認同。這種認同和其他因素一起，刺激著代魏政權向華夏文化靠攏，從而重新塑造全新的文化觀念。北魏統一北方以后，逐漸以“中國”自居而以南朝為僭偽。孝文帝時期，恰逢南齊建立后遣使聘魏，便以齊地在魏而質疑南齊國號的合理性：“南國無復齊土，何故封齊？”與一般印象中的南謂北為“索虜”，北指南為“島夷”不同，“島夷”稱號晚至《魏書》成書才定型。“島夷”號所代表的“北朝胡漢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種族”的觀念，也在魏齊禪代之際正式形成。

正是因為與南方政權的交往和競爭，內遷各族人群實現了與華夏社會的深層融合，也推動了華夏認同的強化與國家統一的進程。隨著南北政權的相互稱謂越來越類似，南北政權的文化認同也越來越接近，南北統一在文化上的障礙也逐漸消失。北魏時代各族人群融入華夏的進程，加速了中華民族“滾雪球”式的向心發展。正如費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中“從華夏核心擴大而成漢族核心”的關鍵一步。

名號在北魏時人的生活中可謂無處不在。名號的每次確定或重塑，往往會成為這個時代政治文化的風向標。北魏政權的名號變遷尤為復雜，在歷代政權中也更具典型性，更是各民族共同締造中華民族的典型事例。其留在歷史長河中的文化基因湮滅的歷史遺跡，在不同的時期都曾經起過各自不同的作用。如果把視角拓展到北魏以外的王朝，探尋名號等各種符號的作用，或許還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