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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東亞濂溪學詮釋研究”負責人、天津科技大學教授
周惇頤1069年肇慶星岩題名 作者/供圖
周惇頤1066年永州朝陽洞題名 作者/供圖
周惇頤1067年永州九龍岩題名 作者/供圖
更名問題在避諱文化中可謂常見，避諱是人類各民族共有的一種文化現象，體現在語言、行為等方面對相關名物的回避。中國避諱學奠基之作——陳垣的《史諱舉例》指出：“避諱為中國特有之風俗，其俗起於周，成於秦，盛於唐宋，其歷史垂二千年。”可知避諱文化源遠流長。
古代避諱文化中的更名
避諱的方法一般有四種：空字、缺筆、改音、改字。其中，空字指遇到需要避諱的字就留空白，或稱某，或直接寫一個“諱”字，如《南齊書》為避梁武帝的父親——蕭順之的諱，遇到順字一般改為從字，遇到其名字則以□代之，有時也加注說明。缺筆例開始於唐代，為避太宗李世民諱，貞觀三年刻的《等慈寺塔記》中稱王世充為王充，乾封元年的《於志寧碑》中，“世武”中的世字做卅。改音也始於唐代，此種方法實行不嚴、不久，僅存一說罷了。改字例最常見，秦代稱楚為荊，是為避庄襄王的名字——子楚，之后歷代沿襲，陳垣將所改的種類大致分為23種，主要是改名和改字，包括人名、字、號，以及改官名、地名、物名和干支名、常用語等。
古代避諱文化中的更名不止於改本朝名物，還牽扯到改動前朝已故人的姓、名、謚和官名、地名、書名、年號等。這樣一來，因避諱而造成的名和字的錯綜復雜可想而知，訛誤在所難免，或造成同一人在兩個史書中異名，或在同一史書中前后異名，或將多個人誤認為同一人，或將一個人誤認為多個人，地名、書名亦如是。研究避諱可考証校勘人物、年代、典籍。而之所以能如此，是因為避諱的具體內容並非一成不變、永恆回避，設若如此，后代就很難依此避后之諱展開考辨工作。
避諱文化並不能無限覆蓋時間、空間，前朝應避之諱改朝換代后多數就不再避諱了。漢代為避高祖劉邦諱，改邦為國，但魏晉以后就不再改了﹔唐代為避高祖李淵諱，改淵為泉或深，到宋代就不再改了。宋代為避太祖趙匡胤諱，改匡為正、輔、規、糾、光、康，改胤為裔，但元代以后就不再改了，只是不同朝代執行的嚴格程度不同。甚至不用改朝，有的是同一個朝代七世以內避諱，以外就不再避。個別數朝同諱的字，字雖相同，但意義迥異，如恆字在漢代、唐代、宋代均避，各因於漢文帝劉恆、唐穆宗李恆、宋真宗趙恆。空間上，中國的避諱之規到其他國家往往無效。
1912年以前，中國古代因避諱所改之名，多數復其原名，不再使用諱改名。以清代康熙皇帝玄燁為例，為避其諱，當朝改玄為元，東漢學者鄭玄、元代學者歐陽玄，在清刻本中作鄭元、歐陽元，但現在的出版物中，則當時因康熙帝諱所改之元字，均復為玄字﹔當時因此避諱而缺筆之玄、絃、曄，均寫作正確字。古代文學史中提出神韻說的清代文人王士禛為避雍正帝胤禛諱，改禛為禎，現在高校通行的馬工程教材《中國古代文學史》、袁行霈《中國文學史》中均寫作王士禛。正因避諱覆蓋的時間、空間都有一定限定，過了相關的時間空間，因諱被改之名，多實現了正名的復歸。
當然也有個別避諱名在改后持續使用下去的例子，均各有原因。有些是因為改朝換代后原名不再繼續使用，當然也就沒有再更改回去的必要，比如官名、年號﹔有些則是已形成稱呼習慣，如地名、書名等，為避免引起指代混亂，這些諱改之名本沒有復原舊名的必要。但有些書依然放棄諱改名，而復用本名，如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在唐代為避太宗李世民諱而改為《齊人要術》，現在多數人都不知此書還有這一曾用名。因避諱而生的錯誤、誤會、浪費的人類必要勞動時間可想而知不在少數。
而北宋周濂溪（1017—1073，字茂叔）先后三次更名，歷時一百多年，迄今在中國不同情形中仍用字不同，在東亞各國的古今史書中亦復如此，則是至今仍用諱改名的典型例子。
周濂溪更名始末
周濂溪因其故居前一溪名濂溪，世稱濂溪先生，其學稱為濂溪學。1241年，周濂溪與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一起獲從祀孔廟的殊榮，濂溪學作為濂洛關閩之首在南宋末傳入日本，元初傳入古朝鮮后，在整個東亞思想史上都有較大影響。正因此，周濂溪之名至今仍然受到東亞學者的關注。
第一次更改：周敦實→周惇實。濂溪名字最早的寫法，較為可靠的文獻依據是宋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而該年表流傳至今出現不同版本，形成兩種說法，最常見的一種是濂溪原名敦實。濂溪父周輔成去世后，1031年，周敦實與同母異父的兄長盧敦文攜母親前往河南，依附舅舅鄭向。因鄭向皆以“惇”命名自己的孩子，故鄭向改周敦實、盧敦文名中“敦”為“惇”，以示視如己出之意，也是為1036年奏補濂溪試將作監主簿做好准備，時濂溪19歲。明清多數濂溪學文獻和康熙、道光《永州府志》中皆持此說。還有一種認為濂溪最初就叫“周惇實”，以最早的濂溪學文獻——南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為代表。
第二次更改：周惇實→周惇頤。1063年，宋英宗趙曙（原名趙宗實）即位，為避其舊名諱，濂溪改“實”為“頤”，惇字不變。時濂溪46歲，此名使用10年后濂溪離世。此次更名為濂溪自改，史料無異議。
第三次更改：周惇頤→周敦頤。濂溪去世116年后，宋光宗趙惇即位，為避其諱，時人將“周惇頤”改為“周敦頤”。改字就等於改名，再改之敦字或源於濂溪父為其所取之名“周敦實”中，也算有所依憑。
在古代典籍中，“周惇頤”多見，“周敦頤”少見，其他兩名不常見。南宋人因避諱替濂溪所改之“周敦頤”，在宋刻本中已被棄用，而復起用“周惇頤”。在明清多個濂溪學文獻中也均作“周惇頤”，如明魯承恩《濂溪志》、周木《濂溪周元公全集》、胥從化《濂溪志》、李嵊慈《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王會《濂溪集》、周與爵《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清吳大镕《道國元公濂溪周夫子志》、周誥《濂溪志》、彭玉麟《希賢錄》等較為重要的幾種。也有個別作“周敦頤”者，如清鄧顯鶴《周子全書》。古代朝鮮和日本多稱濂溪先生、周濂溪、周子，極少直呼其名，古朝鮮金時習作有《周敦頤傳》。
近百年來，中國、韓國、日本等東亞國家通行作“周敦頤”。以被選入中國義務教育七年級下冊人教版語文教材的《愛蓮說》作者署名為典型。也有個別作“周惇頤”者，中國以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侯外廬《宋明理學史》為代表,日本以關西大學吾妻重二為代表。作為研究東亞朱子學的知名學者，吾妻先生在其著述《朱子學的新研究》等中堅持使用“周惇頤”。
就此問題，當代學界同仁大致有三種觀點。一種是依現行習慣，繼續使用“周敦頤”。中國以楊柱才先生為代表，韓國以成均館大學崔英辰先生、建國大學鄭相峰先生為代表。他們認為“惇頤”是對的，但在宋代就有“敦頤”的寫法，且目前學界習慣已成，改字會引起不必要的混亂。第二種是沒必要改，但要改也可以。以周建剛先生為代表，他說：“‘周敦頤’我覺得並不算錯誤。惇改為敦，是避諱皇帝，今天看來毫無必要。但改了幾百年了，約定俗成，南宋以后都寫成周敦頤。改不改都可以，我覺得沒那麼重要。”第三種是科普文化類著述為從俗從眾可不改，學界則可改為“周惇頤”，還濂溪本人一個正確的名字。以粟品孝先生為代表，他說：“我喜歡從俗從眾，所以還是用敦頤。但周的名字改成敦頤，已是周子死后的事了，所以很多人不認，學界應該把正確的書寫還給周子。” 他還說，中國宋史研究會前會長王曾瑜先生也主張改成“周惇頤”。
名學中的“周惇頤”
出於迷信、畏懼、政治、禮制等多種原因的避諱，皆起於對名的重視。正名問題從孔子提出“必也正名”始就是儒學中的重要問題，苟東鋒在《孔子正名思想研究》中指出：“正名體現的一是對言語名詞確切性的注重，二是相信文字有一種神秘力量，期待文字正則教行，天下正。”其中不僅牽扯出正名、正實、正道的問題，又有名號、名分、名實、形名、名聲等多種名學論題和人文內涵，交叉探討於語言學、邏輯學、政治學、倫理學之中。
與人名避諱相關的主要是名號的文字寫法和含義訓詁，即名字解，從文字層面強調名的確切性。不同的字當然含義不同，之所以要改字，正是出於對文字本身的重視，鄭玄甚至認為名等同於字。作為一種語言文字的名，意味著區別和界限，首先得有個確定的寫法，否則其他問題無從落腳。在沒有身份証號碼准確定位一個人的古代，名字寫法不同，往往就意味著人不同。所以，正名向來都是一個重要問題，對於在思想史上影響較大的濂溪來說尤其如此，正可謂實已至，名未歸。
正名，必要探求名的本源，厘清名的內涵。敦與惇聲訓雖同，形訓、義訓卻不同。循名責實的話，敦字使用於濂溪未成年時期，並無多大影響。然這是被濂溪本人放棄的字，於成年后的濂溪來說，堪稱為不當之名。對濂溪來講非常重要的鄭向更換其名為惇字，其中蘊含著舅舅的關愛。這是濂溪成年后唯一沒有更改過的字，是獲得濂溪認可的正當之名，當為濂溪立身處世之名。若依宋刻本，則惇字是濂溪名中自始至終沒有更改過的字，對濂溪來說更有符號性價值，假設能回到宋初面問濂溪，大概他會同意復其惇字。
在新舊時代的文化交接之中，濂溪先生的更名既有生前主動自更名，也有逝后被動更名，包含避帝王敬諱改字例和空字例。至今，其諱改名字和本名字都同時廣布東亞，可謂古代避諱文化中古代學人更名問題的典型案例。現在，我們對姓名用字依然非常在意，名字仍是識別人的重要符號。時至今日，古籍整理工作可依底本見其舊，此類情況也將被一一揭曉，為我們探尋更加真實生動的古代社會開啟一扇軒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