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裡關河尋舊跡

 作者：吳潮海 單位：義烏市文史研究院

黃能馥繪《錦雞侶伴》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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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黃能馥（1924—2016），浙江義烏人。服飾史、絲綢史專家。1950年考入杭州國立藝專（后更名為“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1953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工藝美術系，留校讀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畢業，留校任助教。1956年調入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今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著有《中國絲綢科技藝術七千年》《中國服裝史》《中國歷代裝飾紋樣大典》等，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印染織繡》等。

15年前的一天，我到北京拜訪義烏老鄉黃能馥先生。一走進他家，隻見客廳最醒目的位置挂著一幅龍袍織錦，暗金色的底子，上面繡的龍栩栩如生。服飾史與絲綢史正是黃能馥一輩子孜孜以求的事業。

幾間陋室寫新圖

黃能馥1924年出生於義烏稠城，原名黃能福。黃家原是個官宦人家，曾顯赫一時，可由於黃能馥的爺爺、二伯伯染上了抽大煙的惡習，把家裡的錢花光了，隻得變賣家產、轉讓土地，於是家道中落。

1942年，黃能馥從義烏縣立中學肄業，前往堂兄擔任校長的永康新群高中學習了半年測量，此后進入浙江省測量隊，成為專業測繪員。野外工作雖辛苦，但測繪技術為他后來的服飾文化研究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礎。1949年，他被母校義烏中學聘為語文教員兼事務員。

黃能馥從小愛畫畫，常在牆上畫婺劇人物。1950年，他以同等學力考取杭州國立藝專（當年11月更名為“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因院系調整，1953年年初，轉入北京的中央美術學院工藝美術系學習，本科畢業后留校繼續讀研究生。黃能馥從這時開始追隨沈從文先生研究中國服飾史。研究生畢業后，黃能馥留校任教。1956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成立，他調入該校染織系工作。

無論是做學生，還是教書治學，黃能馥都是個拼命三郎。從20世紀80年代初直至2012年，他幾乎每年出版一本服飾文化領域的著作。從年近花甲開始，持續近30年，年均出一本高質量、高水平的服飾文化研究方面的書，他的艱辛努力可想而知。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春秋左傳正義》）早在春秋中晚期，我國的織造技藝就已經非常精湛，考古發現的一塊幾何紋織錦經線的密度高達每厘米240根。黃能馥撰寫的《中國歷代裝飾紋樣大典》，裡面收入了6000多幅紋樣，都是他幾十年來一筆一筆畫出來的。他回顧《中國絲綢科技藝術七千年》的編纂歷程：“比方一塊布，它是由經線、緯線組織成花紋的，它的組織不止一層，是好幾層的，這個組織是怎麼樣的？是怎麼織出來的？結構是怎麼樣的？用立體顯微鏡放到25倍大小的時候最清楚，再大了就看不清，小了也看不清，25倍左右，用立體顯微鏡把組織單位找出來，它的結構是怎麼樣的，給它畫出來。過去人都是在小格子上用點子點，人家看不清楚。我是給它用解剖跟透視結合起來畫，因為我是學美術的，一層一層這樣畫出來，我給它都畫清楚了。”（《錦繡流光——黃能馥口述史》）

這一筆一筆的畫，是在極其艱苦條件下完成的。他的夫人陳娟娟，兒時就患上了風濕性心臟病，“身體不好，老住院，心臟不好，老是心肌梗死，老搶救。后來住醫院，又換了心臟的瓣膜，給她安裝起搏器，都沒管用……后來又得了癌症，乳腺癌……”當時買藥很困難，“醫院裡開了藥，到一家藥店配不全，找到哪家有這個藥，隻能配一服，第二服就得第二天一早騎車到那藥店門口去排隊買。所以，那時候北京這些藥店哪一家藥店什麼時候開門，我都知道……每天一早起來就轉一大圈，然后下了班，還得買藥，整個北京城我每天騎車轉一遍。”（同上書）有時候，他凌晨一點鐘就要去醫院排隊挂號。挨到早上，挂上了號，黃能馥又得騎車回家接夫人到醫院，看完病，把她送回家，再趕到學校上班，每天都十分疲憊。

那時，黃能馥白天上班、給夫人看病、買藥，還要做家務，沒時間寫作。隻有等到晚上，夫人、孩子睡著了以后，才一個人悄悄到陽台上寫東西。那是一個沒有封閉的陽台，夏天酷暑，黃能馥隻穿一條褲衩也不覺得涼快，冬天穿著棉衣還冷得不得了。就是這樣，他每天都寫到半夜，用了一年多時間，終於寫完了《中國服裝史》。后來去體檢的時候，他才知道，血壓一下子高了不少。

當時黃能馥收入低，沒有多余的錢買書，買相機去拍文物更不現實，為了“以物証史”，他隻能不辭辛苦地畫文物。每次出差去外地博物館，找到與他研究有關系的文物，他總是先用鉛筆畫出草稿，然后回到住處，搬來小凳子，趴在床上繼續用毛筆完善。

有一次去福建考察宋代黃昇墓，資料堆放在封閉的倉庫裡，環境非常潮濕，和他同去的幾位專家難以忍受，簡單了解一下就匆匆離開了，而黃能馥卻每天往倉庫裡鑽，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為“以物証史”提供了翔實論據。

風雪沈門托付初

黃能馥的學術道路得到了沈從文、張仃、龐薰琹、柴扉、張光宇、雷圭元等學者的幫助。尤其是沈從文先生，對他影響很大。

黃能馥在中央美術學院讀研究生的時候，與他同班的幾位留學生想學習中國絲綢史，可是學校沒有這方面的老師，就聘請沈從文先生來任教。沈從文先生講話有湘西口音，留學生聽不懂，學校就讓黃能馥與他們一起聽課，課后把他的課堂筆記整理出來給留學生參考。於是，黃能馥有了和沈從文先生朝夕相處的機會。

當時，北京前門外有很多古董店，售賣一些古代服裝、刺繡品。沈從文先生常帶學生去實地觀看這些古董。據沈從文1978年5月給胡喬木的信中講，僅在1952年，他就用了約40天，“一共大約看了八九十家大小文物商店，經手過眼了大幾十萬各種各樣文物”。每當沈先生去古董店的時候，常有兩個年輕人陪伴左右，一個是黃能馥，另一個是陳娟娟。

沈從文那時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但經常到故宮做研究。沈先生要研究中國服裝史，逃不過絲綢歷史，而故宮收藏了將近20萬件絲繡品。一些專家，包括沈先生，到故宮查找相關絲繡品，因為藏品太多，其他工作人員一下子找不到，隻有一位叫陳娟娟的小姑娘值班時，專家們“立等可取”。沈從文先生特別喜歡陳娟娟，老請她幫忙，還經常把她請到家裡。

“沈先生跟師母（張兆和）禮拜六去吃西餐，就打電話叫陳娟娟一起去，就跟自己女兒一樣看待。一直多少年，我也經常到沈先生家裡去，和陳娟娟都是在一起。”一來二去，黃能馥、陳娟娟熟悉起來，結為伉儷，沈先生無形之中成了他們的“月下老人”。

沈從文先生對黃能馥、陳娟娟這兩位年輕助手很是賞識，經常耐心地指導他們的研究工作。在晚年病痛纏身時，沈從文把許多珍貴的手稿資料送給這對夫妻，並具體指導如何由表及裡地進行研究，希望他們在服飾文化領域能深入下去。

1958年，著名歷史學家吳晗提議編一套通俗的歷史讀物——“中國歷史小叢書”，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布置黃能馥撰寫《中國印染史話》。就正式出版物而言，這是他的處女作，寫得格外認真。初稿形成后，黃能馥請沈從文先生提意見。沈先生看到書稿中用了“據說”這樣的表述，就用紅筆在稿子上畫了個大問號，並批注“據誰說”。沈先生的批注，黃能馥刻骨銘心，“那是讓我一輩子記住的教育，所以后來不敢隨便說”。沈先生的諄諄教誨影響了黃能馥一輩子。黃能馥晚年寫文章追憶沈先生，感人至深。

“文革”期間，沈從文從干校回京后，自己在東堂子胡同住一間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愛人在小羊宜賓胡同的單位宿舍住。獨自生活的沈從文，工作起來常常忘記吃飯。有一天，黃能馥夫婦去看沈從文，到他家已是下午3點多了，老先生居然還沒吃午飯，“見我們去了，才拿幾個素包子放到門外的蜂窩煤爐上烤一烤，泡一杯茶就算是午餐了”。沈先生身體也不好，有高血壓，經常眼底出血。看到這麼一位文史巨匠，處境如此困難，黃能馥萌生了退意。

陳娟娟把丈夫的想法告訴了沈從文，沈先生急了：“你馬上叫黃能馥到這裡來見我！”黃能馥趕到沈先生家，輕輕推開小屋的門，見他面朝裡躺在床上。聽到門響，沈先生慢慢轉過身來，許久，終於問了一句話，“聽說你灰心不想干，要改行了？”黃能馥不敢回答，但知道自己想法錯了，“我慢慢扶沈先生坐起來，捧過去一杯熱茶，沈先生喝了兩口，接著說：‘目光要遠大一點，國家不能沒有文化，不能沒有傳統。’此時他表情嚴肅，話音低沉。這三句話永遠在我心底，激勵我隻能前進，不能后退。”（黃能馥《懷念恩師沈從文》）

沈從文先生編寫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在“文革”前就已完成，但“文革”開始后，書稿遭到破壞，不得不從頭做起，直到1971年才正式出版。沈先生寫書時，出土的紡織品還不多，書中能利用實物材料很少。

“沈先生也認為光靠文字說不清楚，服裝靠文字怎麼說清楚？顏色你說是紅的，但紅的又有各種各樣的紅，綠又有各種各樣的綠，花紋這些都講不清楚，必須看實物、看圖片。原來沈先生寫那本書的資料很少，想再寫一本，但是后來就病了，沒寫成。我想，因為沈先生有這個遺願，另外，如果將來辦博物館也需要這個，這樣我就下決心跟我愛人一起寫書。”由此可見，為了實現沈從文先生生前遺願，黃能馥夫婦才下定決心，編寫《中國服裝史》。

20世紀70年代以后，紡織考古工作者在全國各地發掘保護了多處考古遺址中的紡織品文物，其中就有在江西靖安大墓中發現的東周時期的300余件紡織品，這將我國紡織實物鏈的時間軸向前推進至春秋中晚期。這為黃能馥夫婦編寫《中國服裝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從今不負絲綢國

在6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黃能馥參與並見証了新中國服飾史研究發展的歷程。

1953年，黃能馥大學剛畢業，就參與籌辦全國第一屆民間美術展覽，並擔任會場管理組副組長、少數民族館館長。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舉辦的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工藝美術作品展覽，觀眾達18萬人次。

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成立不久，他就跟隨柴扉先生到天津、南京、蘇州、杭州、上海等地收集絲綢，並一一裝裱、寫說明。

1958年，黃能馥參與了向國慶十周年獻禮的北京“十大建筑”的裝飾設計工作，包括人民大會堂、釣魚台國賓館的地毯設計以及人民大會堂絲織窗帘、錦羅絨沙發的設計。1959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的安排下，黃能馥與常沙娜、李綿璐到敦煌莫高窟臨摹歷代壁畫、彩塑人物服飾上的圖案，共整理出彩圖328幅。20世紀70年代，國家文物局抽調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部分教師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的文物臨摹、復制及設計工作，黃能馥參與出土織物的分析。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他們以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文物為重點，完成了51件文物的臨摹復制。此次展覽先后在海外多國展出，產生了廣泛國際影響。

1987年，中國絲綢博物館開始在杭州籌建，黃能馥被聘任為學術總顧問。他傾注全力，以飽滿的熱情參與其中。為了募集籌建經費，有關方面征集了一些絲綢作品赴新加坡展出。其中有一件乾隆皇帝朝服龍袍，是蘇州刺繡博物館復制的。在新加坡展出時，這件龍袍很受青睞，一位印尼華僑願出10萬美元購買，代表團負責人答應出售。聽到這一消息，黃能馥急了，對頂頭上司說：“不行！你要賣出去，我跟你拼命！”在他的據理力爭下，這件龍袍總算沒出讓，如今成了中國絲綢博物館的重要收藏之一。不僅如此，他還連續多年為中國絲綢博物館帶學生，更無償捐贈了自己長年摹繪、設計、收藏的絲綢圖案資料、樣本，大大豐富了這個博物館的展陳內容。

中國絲綢博物館籌建成功后，相關領導多次挽留黃能馥在杭州工作，待遇優渥。可是當聽到北京正在籌辦一家大型歷史服飾博物館的消息，黃能馥又毅然決然回到了北京，繼續自己的研究工作。

從中國美術家協會授予的“卓有成就的美術史論家”稱號到國家圖書獎，黃能馥著述等身，不斷推動服飾史、絲綢史的研究，也獲得了諸多榮譽，沒有辜負沈從文的囑托。《中華服飾藝術源流》出版后，胡喬木在給黃能馥的信中寫道：“沈（從文）先生九泉有知，亦當為尊夫婦新作成功而含笑矣。”

有學者指出，黃能馥在賡續沈從文“史實互証”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把“二元互証”拓展到“多元互証”，將染織設計與同時期的文獻記載、其他工藝美術種類進行系統性的互証研究，從織機結構、織造原理的角度出發對染織藝術的歷史演變與風格形成追本溯源，引入透視學、解剖學等研究方法深入分析織物的內部組織結構與圖案、紋理、功能等之間的關系，科學解析染織設計原理，將藝術研究科學化。（廖瑜、吳衛《中國染織設計教育奠基人黃能馥設計教育思想探析》）

黃能馥、陳娟娟夫婦合作撰寫的《中國絲綢科技藝術七千年》出版后好評如潮。著名學者馮其庸說：“這部專著，以絲綢為中心，描述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史，用文物考証展現了中華民族七千年的燦爛文化。同時與眾多晦澀難懂的考古書籍不同，作者使用了清晰、流暢、生動的語言，讓人越讀越覺得有意思，所以說它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劃時代的巨著，一點都不夸張。”

馮其庸還為此書寫了一篇書評，書評中的一首詩，對他們夫婦倆在學術上的艱辛跋涉給予高度概括：“兩命相依復相濡，艱難苦厄病災余。寒燈共對研經緯，風雪沈門托付初。萬裡關河尋舊跡，幾間陋室寫新圖。從今不負絲綢國，照耀寰瀛有巨書。”

（本文黃能馥照片由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苑洪琪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