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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萬明，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十六世紀明代財政研究——以《萬歷會計錄》的整理與研究為中心”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海洋是人類文明的搖籃。中國這個文明古國，是最早養蠶繅絲的國家，擁有漫長的海岸線和廣袤的海洋國土，既是東亞的大陸國家，又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國家，是一個海洋大國，也曾經是一個海洋強國。中華文明是大陸和海洋共同孕育出的世界最古老的偉大文明之一，中華民族以勤勞勇敢和開拓進取精神，鑄就了古代中國處於世界前列的輝煌航海業績和海洋外交成就，並對人類文明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明朝永樂三年（1405年），以強盛的綜合國力為后盾，明太宗永樂皇帝派遣鄭和下西洋。鄭和統率一支規模龐大的船隊持續28年之久（1405-1433年），風帆高挂，百舸爭流，遠航南海至印度洋周邊30多個國家和地區，標志著中國古代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水平發展到巔峰，推動海上絲綢之路達於鼎盛，在世界航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鄭和下西洋的核心地理概念“西洋”
鄭和下西洋的“西洋”是哪裡?這是認識鄭和下西洋的基本問題，也是我們了解鄭和下西洋的基本路線及其所到的國家和地區的關鍵。
根據隨鄭和下西洋的親歷者所撰寫的三部書（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我們可以得知明朝初年明朝人理念中的“西洋”，一開始是有特指的。在跟隨鄭和親歷下西洋的“通事”（即翻譯）馬歡筆下，當時明朝人所認識的“西洋”，具體所指是“那沒黎洋”，也就是今天稱為印度洋的海域。
馬歡記述“西洋”名為“那沒黎洋”：在南浡裡國西北海中有—座大平頂高山，名帽山，山以西的大海是西洋，名那沒黎洋。南浡裡國是處於今天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西北的一個古國，其西部正是浩瀚的印度洋。當然，明朝當時沒有印度洋的概念，印度洋之名在現代才出現。“那沒黎”是“南浡裡”Lambri或Lamuri的對音，帽山是今天蘇門答臘島西北海上的韋島。因此，“那沒黎洋”的地理方位明確，即今印度洋。
鄭和下西洋使得“西洋”一詞凸顯，此后廣泛流行於明代社會，並有了狹義和廣義的區別。狹義的“西洋”，是鄭和下西洋所到的印度洋，包括孟加拉灣、波斯灣、阿拉伯半島、西非紅海和東非一帶。廣義的“西洋”，則具有寬泛的海外諸國、外國之義，深刻影響了后世的認識。這樣一來，遂使下西洋的初衷——下印度洋被遮蔽起來，因此，我們應該澄清本源，還原鄭和下西洋的“西洋”特指“那沒黎洋”，即今天印度洋的歷史。
由此可見，鄭和下西洋目的地是“西洋大國”古裡國（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喀拉拉邦卡利卡特），那裡是西洋諸國大碼頭。鄭和下西洋屬於國家航海行為，七次下西洋，七次必到古裡。明人說：“鄭和下番自古裡始”，以古裡為中心出發航向印度洋，可以歸納為5條航線：
古裡至忽魯謨斯國(Hormuz)，在今伊朗霍爾木茲海峽,廢址在霍爾木茲島北岸,扼波斯灣出口處。古裡至祖法兒國（Zufar），在今阿拉伯半島東南岸阿曼的佐法爾一帶。古裡至阿丹國（Aden）,今譯作亞丁,在今也門亞丁灣西北岸一帶,扼紅海和印度洋出入口。古裡至剌撒國（Lasa），故地舊說在今索馬裡西北部的澤拉（Zeila）一帶，近人認為是阿拉伯文Ra‘s對音，義為岬，即也門沙裡韋恩角。古裡至天方國(Mekka），今沙特阿拉伯的麥加，麥加因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誕生地而著名。
鄭和所至“西洋諸番”，都是印度洋周邊國家，處於印度洋航行與貿易的節點位置。由此，一個整體的印度洋輪廓凸顯出來。
當時古裡是在札莫林王國統治之下，如卡利卡特大學副校長古如浦所說，“是中世紀印度杰出的港口城市之一，是一個香料和紡織品的國際貿易中心”。鄭和航行印度洋期間將之作為第一目的地，從中可以了解到鄭和下西洋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貿易。
將古裡放在整個印度洋范圍內加以考量，第四次下西洋后，船隊轉向了位於波斯灣“各處番船並旱番客商都到此處趕集買賣”的西洋諸國碼頭——忽魯謨斯，此后每次下西洋都必到忽魯謨斯。古裡和忽魯謨斯都是那沒黎洋的大國。從以古裡為目的地到成為中轉地前往忽魯謨斯，意義在於下西洋目的地的延伸，可以視為鄭和下西洋過程中以古裡為中心開拓的新航線。
鄭和親立在福建長樂的《天妃之神靈應記》碑記載：“抵於西域忽魯謨斯國、阿丹國、木骨都束國。”從海上抵於西域的這3個國家，均在印度洋周邊。忽魯謨斯國與阿丹國上文已述及，木骨都束（Magadoxo）則位於非洲東岸，即今天索馬裡的摩加的沙。當時中國人對印度洋的認知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鮮明和准確。橫越印度洋的航路，在15世紀初鄭和遠航之前已有，但海圖關於這條航路的明確記載，則是從《鄭和航海圖》中記載鄭和遠航開始的。
鄭和下西洋留下的寶貴遺產《鄭和航海圖》，是海上航線圖。此圖原稱《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國》，包括以南京為起點的航行入海口與流域島嶼、印度洋沿岸的主要城市、港口、航線、方位、行程、距離等大量數據，以書卷的形式，在明天啟年間收錄於茅元儀《武備志》卷二百四十。首先是從南京龍江關出發，經長江下游及中國沿岸，到福建長樂五虎門出洋，經南洋海域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海域﹔航海圖的上半部分是印度和西亞，下半部分是東非和阿拉伯半島，在印度洋周邊國家與地區許多節點國家港口城市，都留下了航海交往的足跡。《鄭和航海圖》表明，鄭和船隊遠航到達印度洋孟加拉灣、阿曼灣、阿拉伯半島南端的亞丁（阿丹），到達非洲東部，也就是印度洋的西部，最遠達至非洲東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亞蒙巴薩）。
從海上給陸海絲綢之路畫了一個圓
明初中國人對“西洋”——印度洋有一個整體的視野，主要表現在對印度洋重要節點的地理認識上：
對於古裡地理方位的認識。費信有詩雲“古裡通西域，山青景色奇”。詩中道出“西洋大國”古裡位於西域與西洋的連接點上，地位由此凸顯。當時古裡是東西方國際商業貿易中心，如果說下西洋去那裡隻有如清修《明史》所說“宣揚國威”的政治意圖，是說不過去的。古裡位於西域與西洋的交叉點上，由古裡出發的航線在印度洋上輻射四方，古裡的這一特殊方位和特性，使其成為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地。
對於忽魯謨斯地理方位的認識。忽魯謨斯是鄭和第四次下西洋才開始訪問的國家，此后直至第七次下西洋，成為每次必到之地。在鄭和下西洋過程中，明朝皇帝敕書和民間文獻中出現了忽魯謨斯的西域和西洋地理方位兩屬的情況，可見明朝人已將西域與西洋重合在了一起。此前的忽魯謨斯，一直是以西域大國見稱，由於下西洋的關系，改以西洋大國著稱。特別是忽魯謨斯所在的波斯灣處於中國與歐洲之間的交往重心，也就是絲綢之路陸路和海路的交會之地，明朝人對於波斯灣頭東西方貿易的集散地忽魯謨斯，顯然已經出現了新的觀念：從西域到西洋，標志著西洋與西域貫通的意義。
對於天方國地理方位的認識。明朝初年要前往“陸路一年可達中國”的天方國，道路並不通暢，擺在明朝人面前的選擇必然是海路。在當時的明朝人看來，西洋的盡頭就是西域之地。這種認識說明，明朝人對於西洋與西域相連接的認識已經相當明確。
明朝人的西洋觀——海洋世界觀提示我們，下西洋連通了陸上絲綢之路的西域與海上絲綢之路的西洋，從海路前往西域，絲綢之路從海到陸，從陸到海，至此得以全面貫通，貫通的交匯之地就是西洋——印度洋。下西洋正是在印度洋上為古代陸海絲綢之路畫了一個圓。
中國古代向西方的尋求可謂源遠流長。亞歐大陸的大河和平原孕育了偉大的文明，在諸文明之間，如中華文明、印度文明、西亞文明和歐洲文明之間，自古具有一種互動關系，互動的中心一直在亞歐大陸上，而且主要有賴於亞歐大陸上自古形成的陸上通道。漢代張騫通西域，其重大意義就在於為陸路交通開辟了新時代。在人類文明史上為海路交通開辟了新時代的，正是鄭和下西洋。明宣宗有詩“莫憚驅馳向遼遠，張騫猶說到天河”。正如張騫的名字永遠與西域聯系在一起，鄭和的名字也永遠與西洋聯系在一起，成為海上新時代的先驅者。
通過下西洋，明朝從海上取得了貫通西域與西洋的結果，就此而言，下西洋也是一個“鑿空”的海上壯舉。今天我們知道，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擁有紅海、阿拉伯海、亞丁灣、波斯灣、阿曼灣、孟加拉灣、安達曼海等重要邊緣海域和海灣。在古代，印度洋貿易緊緊地將亞、非、歐連接在一起。鄭和下西洋的重要意義就在於明朝人對於海外世界的互聯互通理念和實踐，在印度洋上給陸海絲綢之路畫了一個圓，由此奠定了古代中國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
拉開自海上開始的經濟全球化的序幕
人類歷史發展到15世紀初，隨著科技的發展，海上運輸日益顯示出比陸上運輸更大的優越性，貿易的需求使海上絲綢之路成為各國的共同願望所在。明王朝建立后，以強盛國力為后盾，鄭和七下西洋為人類交往打破相對分散和隔絕狀態，邁出了從陸上向海上轉折的重要一步，從而拉開了經濟全球化的序幕。
鄭和七次率領的龐大船隊，滿載著深受海外各國喜愛與歡迎的絲綢、瓷器、藥材、鐵器等物品，船隊所至，大都是當時各國的沿海貿易港口城市。關於鄭和一行的大量海外貿易活動，《瀛涯勝覽》的作者馬歡親歷20個國家，除了那孤兒和黎代兩個小國“土無出產”外，對其他18個國家都有關於產品、流通貨幣、度量衡、市場價格以及交易情況的記述，對下西洋目的地古裡的貿易場景更是描繪得詳細生動。同時，鄭和船隊的貿易活動在埃及馬木魯克王朝留存史料中也有記載，特別是鄭和遠航與滿剌加建立的特殊關系成為下西洋的一段佳話。
自第一次下西洋開始，中國—滿剌加—古裡就是下西洋的主導航線。七下西洋，鄭和每次必到滿剌加。滿剌加國王曾多次親自前來中國。其中永樂九年（1411年）的一次規模最大，由拜裡迷蘇剌國王親率王妃、王子和陪臣540人來訪。永樂皇帝還慷慨地贈與滿剌加國王船隻，使他“歸國守土”。兩國建立的政治上互信、貿易上互利的友好關系，成為歷史上國際關系和平發展取得雙贏的成功范例。鄭和到滿剌加，給滿剌加帶來了無限商機，滿剌加國王同意鄭和建立貨場，存放貨物，鄭和船隊的船隻分頭出發到各國進行貿易，最后匯合在滿剌加，等待季風到來一起回國。滿剌加從“舊不稱國”“人多以漁為業”的漁村迅速發展起來，形成了“中國和遠東的產品與西亞和歐洲的產品進行交換的一個大集市”，這一重要的東西方貿易中心連接了亞洲、非洲和歐洲，繁榮了近一個世紀。直到西方人航海東來，1511年滿剌加王國滅亡，才結束了它的黃金時代。
通過貿易活動，不同文明間進行著對話與交流。從葡萄牙人托梅 皮雷斯《東方記》記述的長長的來自亞洲、非洲和歐洲各地的商人名單，我們可以知道滿剌加作為東西方文明互動中心是名副其實的。鄭和七下西洋促成了滿剌加的興起，也顯示了海上交流在人類交往史中的重要作用。馬六甲海峽得名於滿剌加王國，它標志著人類文明史從陸地到海上的不可逆轉的重大轉折，具有世界文明互動中心的陸海空間轉換意義。
人類歷史雖不是開始於一個整體的世界，但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是人類文明史極大發展的結果。正是15世紀出現的東西方向海洋不斷開拓探索的進程，最終使人類匯合在一個整體世界之中。鄭和七下西洋過程中，大批中國人走向海洋，從“西域”到“西洋”，標志中國對外交往發生從陸向海的重大傾斜﹔長達近30年的遠航印度洋，標志人類交往發生從以亞歐大陸為重心向以海上為重心的重大轉折﹔一個海洋的時代宣告到來，最終決定了世界的走向——經濟全球化在海上誕生。到15世紀末，葡萄牙人航海東來，無獨有偶，登陸地正是鄭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印度古裡﹔隨后，葡萄牙人沿著鄭和的海上航線，追尋到馬六甲，東西方在海上匯合，一個整體的世界在海上形成。
下西洋是中國人首次以史無前例的規模走向海洋，依靠古代中國強盛的國力和走在世界前列的航海科技發展優勢，形成從農耕大國向海洋大國發展的強勁態勢。發端於對外關系理念的變化——從陸向海的海洋世界觀建立，意味著海洋世紀的來臨，改變了世界格局。
從海上將海陸絲綢之路貫通的理念與實踐是全球聯通理念的前導，展現的是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宏大前景。鄭和下西洋標志著將人類文明互動中心轉移到海上，宣告了科技佔重要地位的交往新時代的開始。
此外，經濟全球化自海上始，15世紀是一個海洋的世紀，世紀初開端於中國大航海，世紀末才有西方大航海。中國大航海沒有佔據任何海外殖民地，與后來西方海上殖民擴張佔據殖民地具有本質的區別。明代“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是下西洋成功的基石。
從歷史地理視域看經濟全球化圖景，大航海時代自中國大航海開始，秉持西方中心論、言必稱西方大航海之論應該終止了。15世紀初中國鄭和大航海開始的世界性貢獻應該得到彰顯：海陸地理分野由此凸顯，也由此消弭，海洋被賦予特殊含義，成為東西方交往的重心地帶，是世界在海洋匯聚的嚆矢。
就此意義而言，鄭和下西洋是古代東西方交往傳統的一次歷史性總結，在全球文明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下西洋體現的中國和平交往“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與實踐，為人類和諧相處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和全球治理的中國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