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針度人 絕學不絕

作者：向筱路，系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中文系博雅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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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作藩的部分著作 圖片由作者提供

1955年秋，北大漢語教研室教師在頤和園合影。左起：潘兆明、梁東漢、周祖謨、唐作藩、魏建功、楊伯峻、姚殿芳、黃伯榮、林燾、王力、吉常宏。 圖片由作者提供

 【大家】

學人小傳

唐作藩，1927年生，湖南洞口人。音韻學家。1953年畢業於中山大學語言學系，留校任教。1954年調至北京大學中文系，講授音韻學、漢語史、古代漢語、古音學等課程。曾任中國音韻學研究會會長。著有《漢語音韻學常識》《音韻學教程》《漢語語音史教程》《上古音手冊》等。

什麼是音韻學？記得我讀本科時，有外專業的同學以為“音韻學”這門課是教唱歌的，讓人啼笑皆非。

漢語音韻學是研究漢語語音系統及其發展演變的學問。音韻學在我國歷史悠久，如果從三國曹魏李登著《聲類》算起，至今已經近兩千年，取得了輝煌成就。然而，這門學問發展到后來，了解的人越來越少，研究者就更少了，顯得非常神秘，一度被稱作“絕學”。

20世紀50年代以來，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唐作藩先生一直致力於音韻學和漢語史的科研與教學，成就卓越，尤其為漢語音韻學的普及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

唐作藩先生1927年出生在湖南省洞口縣黃橋鎮，小時候，父親想讓他將來去經商做買賣，但唐先生十分熱愛讀書，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文人命”。經過刻苦努力，1948年，唐先生考入中山大學語言學系。中大語言學系是由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先生主持創辦的，有一批優秀學者任教，如岑麒祥、高華年、嚴學宭等先生。唐先生1953年畢業，留校擔任岑麒祥先生的助教，主要研習語言學理論。不久后，為了集中培養語言專業人才，中山大學的語言學系合並至北大中文系的語言專業，1954年秋，唐先生便跟隨王力、岑麒祥等先生北上燕園。

進入北大中文系后，王力先生考慮到語言學教研室已經有了石安石和殷德厚兩位先生擔任助教，便安排唐作藩先生加入剛剛成立的漢語教研室，跟隨他學習漢語史。唐先生從此與漢語史、音韻學結下了一生的緣分，而在他學術道路剛開始的時候，便將音韻學普及化的觀念深植在治學理念中。

20世紀50年代，我國語言學大發展，表現之一就是漢語本體研究為普及漢語知識、改進漢語教學、推動漢語規范化服務。據學者統計，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語法著作有200多種，其中一半以上是為普及語法知識而寫的通俗讀物。據唐先生回憶，1956年春的一天，王力先生從城裡開會回來，對他說，呂叔湘先生建議王先生寫一本音韻學的普及讀物，但當時王先生工作繁忙，便安排尚在學習音韻學和漢語史的唐作藩先生來撰寫，“邊學習，邊寫作”，於是就有了后來的《漢語音韻學常識》。

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古代既沒有記音工具，也沒有錄音設備，我們無法確切了解古代漢語的語音，但學者通過歷代詩文的押韻情況、字書韻書的反切等資料，再結合其他相關史料和現代漢語語音，發現了很多古今語音演變的規律，還大致構擬出古代漢語的語音系統。

音韻學是中國傳統小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古人通曉經義的重要工具，因為漢字的讀音與語義關系密切。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顧炎武就曾在給朋友的信札中說：“愚以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答李子德書》）這裡的“知音”就是知曉音韻的意思。

音韻學不只是古代讀書人才會涉及的專門之學，也與當代生活息息相關。近些年，人們對“遠上寒山石徑斜”的“斜”究竟該怎麼念展開了很多討論，有人認為應該讀xiá，舉出的証據是與它押韻的“家”“花”在普通話中都讀a韻母，而且讀xiá更符合“斜”字的古音。要想弄清楚這個問題，做出恰當的評斷，就必須具備音韻學知識。在杜牧寫作這首詩的唐代，“斜”“家”“花”三字的主要元音是一樣的，中古的《廣韻》等韻書將之歸入麻韻，現代學者一般把這個韻構擬為[a]，因此說“斜”讀xiá是保留古音有一定道理。不過，“斜”和“家”“花”的韻母有別，一個重要差異是“斜”屬於三等，而“家”“花”屬於二等，簡單來說，原本前者有[i]介音而后者沒有（“家”讀作jiā是后來增生了[i]介音）。至晚到了南宋，“斜”的韻母[ia]在介音的影響下發生主元音的高化，讀成[ie]，這也是現代普通話讀xié的來源。古今語音是發展變化的，按照今天的普通話讀音規范，“遠上寒山石徑斜”的“斜”應該讀成xié，不必改讀為xiá。可見，即使對不從事語言學研究的普通讀者來說，了解一些音韻學知識也是很有必要的。

《漢語音韻學常識》1958年由上海新知識出版社出版，篇幅不大，隻有六萬字左右，卻把漢語音韻學的主干知識做了言簡意賅的介紹，包括音韻學的定義、價值、基本概念，以《詩經》押韻和漢字諧聲系統為代表的上古漢語語音系統，以《切韻》系韻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今音學，以《韻鏡》和《切韻指掌圖》為代表著作的等韻學，現代漢語普通話語音系統的來源。通過這本著作，人們能對音韻學研究的各個部門及主要內容有一個相對全面的了解。此書1959年、1999年、2005年先后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再版，也曾在香港出版，還有日語譯本，可謂暢銷海內外。

唐先生的另一本普及性讀物《普通話語音史話》更像是專題研究，聚焦於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形成，讓人們對現代漢語共同語語音系統的來龍去脈有一個清晰的認識。這部著作的內容曾先后連載於《文字改革》和《語文建設》，《文字改革》主編、著名語言學家王均先生在“編者按”中說：“為了幫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普通話的歷史，掌握有關普通話的知識，從而促進當前推廣普通話工作，連載此文。”可見這部著作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此書首先指出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准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在元明時代就已奠定了基礎，並著重介紹了元代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韻》的語音系統，認為已為普通話的語音系統奠定了歷史基礎。然后以《中原音韻》音系為上限，追溯普通話聲母、韻母、聲調系統的來源，這是全書的重點，專業性比較強，不過唐先生在書中舉了大量例字，對於古代的音類也都給出了國際音標的擬音，再加上敘述時語言平實、娓娓道來，普通讀者閱讀起來也不覺得吃力。

除上述兩部著作之外，唐先生還著有《學點音韻學》，主要內容是20世紀80年代初應邀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講授《中國古代文化史講座》的部分講稿，並收錄了一些有關應用音韻學性質的內容。由於這是將音韻學作為中國古代文化有機組成部分介紹給聽眾，因此選取的角度也與人們閱讀古書、注解古書直接相關。例如《古今語音的異同》一節重在通過具體例証告訴讀者漢字的古今讀音是不相同的，不可孤立靜止地看待漢語語音，《“同”和“通”——文言文注釋中兩個術語的使用》一節對“同”和“通”這兩個古書注釋中常用的術語進行解釋，對語文教材和辭書正確使用這些術語有很強的指導意義。為了引起人們的興趣，唐先生還專門介紹了唐明皇改經和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兩個和漢語語音有關的故事及背后蘊含的音韻學道理。

這幾部普及性著作各有特點。《漢語音韻學常識》和《普通話語音史話》系統性較強，結合現代語言學特別是語音學的概念，對漢語音韻學的主干知識或某一時段的語音演變做了較為全面的介紹，在結構框架與章節安排上都與音韻學的專業教科書比較接近﹔《學點音韻學》的主要目標不是全面介紹音韻學知識和理論，而是有選擇地將與人們讀書識字相關的重點內容進行分析，更有針對性，也更能激發普通讀者的閱讀興趣。從我個人的閱讀經驗來看，將這幾本書一起閱讀，讀者基本上能對音韻學的概要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也能明白音韻學在文史研究中有重要的應用價值，不再覺得音韻學神秘莫測、遙不可及。

二

在北大中文系的課程安排中，“漢語音韻學”和“漢語史（上）”（主要講授漢語語音史）通常是作為漢語專業本科生的必修課，相互銜接，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唐先生多次講授這兩門課程，在講義的基礎上形成了《音韻學教程》和《漢語語音史教程》兩部教材，在國內外影響很大。與面向普通大眾的讀物不同，作為教材的音韻學和語音史書籍既要讓同學們易於理解，又要讓大家能夠准確地掌握課程所要求的知識點。

唐作藩先生曾回憶說：“王力先生的《中國音韻學》，每節后列為參考資料的內容比正文多得多，所以一般的學生都看不懂。包括羅常培先生的《導論》（指《中國音韻學導論》），雖然是普及性的，但介紹給同學還是看不懂。所以我就根據自己學習的體會，編了《音韻學教程》。”《音韻學教程》初版於1987年，此后四次修訂，可謂精益求精。

作為本科生基礎課的教材，《音韻學教程》並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突出主干知識，避免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對於音韻學中一些不易理解和解決的問題，選擇暫付闕如，比如“重紐”問題就是這樣處理的。

我們知道，一個漢字的讀音是由聲母、韻母、聲調決定的。古人根據發音部位的不同，把聲母分為唇、舌、牙、齒、喉等幾類，又把韻分為若干類，每個韻在韻書中有一個代表字，宋人編纂的《廣韻》就有206韻。古人還發明了反切注音的方法，即用兩個漢字注出另一個字的讀音，比如“當孤切”，取“當”字的聲母、“孤”字的韻母（包括聲調），就可以得到“都”的讀音。所謂重紐，指的是《廣韻》的支、脂、祭、真、諄、仙、清、宵、鹽等三等韻的唇、牙、喉音字的反切，在開合相同的情況下，其反切下字仍分成兩類，像《廣韻》脂韻滂母有兩條反切：“丕，敷悲切”“紕，匹夷切”。反切下字“悲”“夷”都是脂韻開口三等字，但《廣韻》將“丕”和“紕”列成兩個小韻，表明它們讀音不同，但究竟有何不同、這些韻的來源、演變等問題，學者們尚未達成一致意見，仍有不少繼續探討的空間。作為剛接觸音韻學的本科生，要想透徹地理解這個現象恐怕存在一些困難，因此唐先生在《音韻學教程》中沒有對此做專門的介紹，“暫不涉及，以后要專題討論”。

在《漢語語音史教程》中，唐先生將漢語發展的過程分為遠古、上古、中古、近古、現代五個時期，由於殷商時代的漢語材料有限，暫時無法對遠古的語音系統做全面准確的描寫，因此在講述漢語語音史時便隻從上古時期開始。在介紹漢語語音發展情況時，唐先生一般是先介紹每一時期音系的基本面貌，再描寫它向另一時期發展的主要變化，有明確的歷史觀和系統觀。例如第五章《從近古到現代漢語語音系統的發展》就將明代徐孝所著《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6年）作為漢民族共同語語音系統由近古到現代的一個重要過渡階段，梳理由元代《中原音韻》音系到現代漢語普通話音系的發展演變。在全書末尾，唐先生還設立《漢語語音系統發展的特點及其基本趨勢》一節，對3000多年漢語語音發展史的共同特性做了總結，使讀者認識到漢語語音的發展具有很強的規律性，而揭示規律是語言研究的根本目標。

蔣紹愚先生在給《漢語語音史教程》（第二版）寫的序裡說：“書本不厚，內容不雜，但是有分量，有深度。特別是作者不炫博，不逞奇，只是平平實實地把問題講明白。”這個評價恰如其分。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唐先生在編寫《漢語語音史教程》時並非只是基於前人的研究，述而不作，對於自己有研究有心得的觀點，即使同師輩的看法有抵牾，他也以尊重語言事實為最高准則，將自己的觀點寫進教材，介紹給學生，對於上古聲調的處理就體現了這一點。

我們知道，現代漢語普通話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4個聲調，有些漢語方言的聲調系統更加復雜，例如王力先生的家鄉話廣西博白方言就有10個聲調，由於大家平時都在聽說，因此對於聲調的高低升降感知得比較清楚。以《切韻》音系為代表的中古音有平、上、去、入四個聲調，這從《廣韻》按四聲分卷可以看得很清楚（平聲分為上下兩卷是因為平聲字多，與后代的陰平、陽平無關）。那麼上古漢語的情況是什麼樣的呢？上古有沒有聲調、有幾個聲調、上古聲調和中古四聲之間是什麼關系，對於這些問題，明清以來學者就有較大分歧。王力先生接受清代學者段玉裁“去聲備於魏晉”的觀點，認為上古漢語的聲調應先分舒促、再分長短，有平聲、上聲、長入、短入四類，長入后來發展為中古的去聲。唐先生一直比較認同這個看法，不過，20世紀90年代，他“在給研究生講授‘古音學’的教學實踐中，重新審視《詩經》的用韻，感到王力先生的主張需要有所修正”。經統計，《詩經》中出現去聲字的韻段共有282個，其中去聲自押有95個韻段，約佔總數的33.69%，這難以看作是巧合。經過慎重考慮，唐先生提出：“從上述《詩經》中去聲獨用、與平上聲相押及入聲通押的情況看，上古去聲的獨立性還是很強的，至少在王力先生的古韻體系裡屬於陰聲韻部的去聲字在《詩經》時代是已經存在的。”（參唐作藩《上古漢語有五聲說》，《語言學論叢》第33輯，2006年）他由此認為上古漢語的聲調應該有平、上、去、長入、短入五類，並在《漢語語音史教程》的《上古漢語的聲調》一節中介紹了他的“五聲說”。其他學者也從變調構詞、韻文、聯綿詞、聲訓、民族語言的早期漢語借詞等角度論証了這個觀點。

總的來看，這兩部教材緊密貼合北大中文系“漢語音韻學”和“漢語史（上）”的課程設計，既符合教學的實際安排，又有學理依據。例如《音韻學教程》的內容分布呈現出橄欖核狀，一半以上的篇幅用來講解《廣韻》音系，這不僅是因為《廣韻》是上聯古音、下推今音的重要橋梁，也是因為利用系聯法分析《廣韻》音系可以對研究其他著作的反切系統起到示范作用。又如，中國地域廣袤、歷史悠久，漢語語音的演變無疑非常復雜，共同語和方言、書面語和口語相互交織，要想全面系統地將它們的發展脈絡揭示出來絕非易事。《漢語語音史教程》的框架深受王力先生《漢語史稿》影響，先分上古、中古、近古描寫漢語共同語的斷代面貌，然后再分階段梳理它們的演變特征，這有助於學生抓住漢語語音發展的主要現象和特點，以簡馭繁。北大中文系多年的教學實踐証明，將兩部教材結合起來使用，配合教師的講授，按照每一章節后的練習實操實練，經過一年的時間，學生基本上可以掌握漢語音韻學和漢語語音史的主干知識，為進一步學習和研究打下良好基礎。

20世紀以來，國內外出現了一批介紹漢語音韻學的教科書，對於音韻學的教學和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何九盈先生在《中國現代語言學史》（增訂本）中專門有一節《音韻學史與概論性著作》，對這一時期的音韻學教材做了扼要評述，提出“現代音韻學史上第一本概論性質的著作是錢玄同的《文字學音篇》（1918年）”“《音篇》之后的概論性質的著作，大體上可分為新舊兩派。黃侃的《音略》（1920年）、《聲韻通說》（1936年）、馬宗霍的《音韻學通論》（1931年）、葉光秋的《聲韻學大綱》（1936年）等是舊派的代表作。姜亮夫的《中國聲韻學》（1933年）、王力的《中國音韻學》（1936年，后改名《漢語音韻學》）、羅常培的《中國音韻學導論》（1949年，后改名《漢語音韻學導論》）是新派的代表作。還有劉賾的《聲韻學表解》（1932年）、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1935年）、林尹的《中國聲韻學通論》（1936年，著者於1982年‘修訂增注’，重新出版）都在學術界產生過相當的影響”。

如今，這些音韻學教科書中有的仍被奉為經典，不斷給讀者以啟迪，有的則漸漸湮沒無聞，隻在回顧學術史時才被偶然提及。那麼一部好的教材應該是什麼樣的呢？羅常培先生給王力先生《漢語音韻學》寫的序中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

我覺得編教科書和作研究論著性質稍微不同：后者無妨“小題大做”，前者卻貴乎“深入淺出”。所以一部教科書盡管沒有自己的創見，而能搜羅眾說，抉擇精當，條理清晰，容易了解的，便算是好著作。要是一味地掉書袋子或標榜主觀的成見，讀者反倒望而生畏不敢領教了。

歷史反復証明，如果一部教科書能夠持論公允、詳略得當、條理清晰、魚漁並授，往往能夠起到良好的培育人才的作用，擁有更長的生命力，唐作藩先生的《音韻學教程》和《漢語語音史教程》無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三

音韻學為“絕學”的說法最早由誰提出已不可考。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已經故去的楊耐思先生有一篇短文，題目就叫《絕學》（載於根元、張朝炳、韓敬體編《語言漫話》，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文中專門分析了音韻學為什麼會成為“絕學”：

一方面，由於語言的聲音是經常不斷地發展和變化的，古音不同於今音，而且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古音沒有實際的記錄，隻能靠史料和現代語音的某些特點去進行構擬，要認識它是有許多困難的，完全認識它更是不易，但是這種困難，跟研究古代的其他社會現象的困難是同樣的﹔另一方面，由於古代講音韻學的人，往往把語音和自然界的聲音，如鳥叫虫鳴，風聲雷響，以及金石竹木等的振動混為一談，講得玄之又玄，晦澀難懂。又往往把音韻學同當時的哲學、邏輯學、文學、史學攪混在一起，附會陰陽五行，糾纏情氣意性，等等。弄得名詞術語煩瑣、冗贅、雜亂無章，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可說是人為的困難。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給“絕學”立了兩個義項：“失傳的或極難掌握的學問”和“高明而獨到的學問”。在說音韻學是絕學時，“絕學”的后一個義項不能忽視。要使音韻學這門極難掌握而又高明的“絕學”不至於斷絕，讓它在新的學術框架中得到科學的闡釋，被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教材和普及性讀物的編寫便至關重要。

唐作藩先生曾說：“（在撰寫完《漢語音韻學常識》后）我也立下一個志願，就是想要通過教學與研究對向來被視為‘絕學’的音韻學，加以傳播與普及，半個多世紀以來我一直在朝著這一方向努力。”（《學點音韻學·前言》）無論是面向高等院校學生的音韻學教材，還是供一般讀者閱讀的音韻學普及性讀物，都是唐先生朝這一方向努力的成果。在這些著述中，唐先生都在堅持內容准確的前提下力求通俗易懂，讓音韻學褪去神秘的面紗，被更多的人接受和掌握，真正做到了將金針度與人。

從20世紀50年代隨老師王力先生北上以來，唐作藩先生一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從事音韻學的科研和教學工作，授課、開講座、招收研究生、接受訪問學者，培養了一大批音韻學研究的人才。退休后，唐先生還接受海內外其他高校邀請，做過短期訪問和講學，為音韻學的傳播和發展繼續貢獻力量。

如今的學術研究越來越向精細化發展，音韻學領域也取得了很大進展，極大豐富了我們對於漢語語音面貌及其演變規律的認識。然而，這些成果往往隻呈現在專業期刊和著作中，供少數業內人士評鑒、討論。如何讓這些精深的學術成果普及化，“飛入尋常百姓家”，為其他學科服務、被社會大眾了解，仍然是我們這些專業研究者必須思考的課題，也是讓音韻學“絕學不絕”的必然要求。在這一點上，唐作藩先生等老一輩學者是我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