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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苑英華》編纂研究”負責人、貴州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教授
宋初推行佑文政策，倡儒學，修書興教，出現了宋四大書。其中《文苑英華》為詩文選本，輯錄了大量唐及唐前文學作品，文獻價值尤為后人重視。但敕修書籍的編纂往往帶有政治意圖，周必大《〈文苑英華〉序》雲：宋太宗“以文化成天下”而“詔修三書（《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修書成果的彰顯力、修書活動的凝聚力及書籍內容的影響力，對《文苑英華》能否實現“以文化成天下”有重要影響。
彰顯文治之功
宋初修書規模龐大，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修書任務能順利完成是國運興隆的象征，亦是帝王文治之功的重要體現。這是《文苑英華》“以文化成天下”的途徑之一。
此途徑產生了一定效果。宋代統治者對宋太宗編纂《文苑英華》“以文化成天下”教化意圖予以秉承。如宋真宗追慕宋太宗修書之舉，“遹遵先志，肇振斯文”，承其遺志，大力修書。至南宋，周必大稱刊行《文苑英華》是為“廣熙陵右文之盛”，將修書視為宋太宗文治之盛的標志，獲得了寧宗皇帝的支持。修書之影響力還傳至國外，《宋史·高麗傳》載：“哲宗立，（高麗宣王）遣使金上琦奉慰，林暨致賀，請市刑法之書、《太平御覽》《開寶通禮》《文苑英華》。詔惟賜《文苑英華》一書，以名馬、錦綺、金帛報其禮。”高麗王所求諸書當中，涉及禮儀法制及宋太宗極為重視的《太平御覽》等書，宋哲宗均未賜予高麗王，可能出於治國之需的考慮。而選用《文苑英華》這部文學書籍作為外交媒介，與高麗國“其俗尚文”相合。對宋朝政府而言，也是宋朝文化實力的一次宣揚。
強人文修養聚人心
《文苑英華》的修纂不僅豐富了文臣學識，更重要的是宋太宗通過此舉進一步聚攏了人心。易代之際，選擇歸順北宋新政權的舊臣頗多，《文苑英華》編纂者中有5人由南唐入宋，7人由后周入宋。舊臣歸順亦是經過利弊權衡而擇之，但多少會對新政權有些顧慮。儒家觀念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這也成為儒士的價值追求目標。仕途上的成功可謂儒生“立功”之體現，而修書撰文歷來被視為“立言”之不朽事，宋初亦然。李昉《二李唱和集序》雲：“昔樂天、夢得有《劉白唱和集》，流布海內，為不朽之盛事。今之此詩，安知異日不為人之傳寫乎？”《二李唱和集》為李昉罷相之后所作，此時李昉仍將文集編纂視為不朽盛事，何況是以國家名義組織修纂大書。宋太宗優待舊臣，在給予他們仕途平台、消除其心理顧慮之時，又委以修書之重任，充分利用了文臣對文章不朽事的追求心理，既助儒士實現“立言”之舉，又能消解他們內心苦悶，達到“聚人心”之目的。
宋太宗通過修書“聚人心”的效果，亦可從《文苑英華》編纂者的錄文態度中窺見。最典型的例子是楊徽之對庾信詩的選錄。宋太宗認為楊徽之精於風雅，特命他負責編纂《文苑英華》詩體。庾信詩前期多宮體，后期入北周詩風轉變很大，多相關之思。《文苑英華》多錄庾信前期詩作，對於其晚年“動江關”的作品選錄極少，僅見《贈司寇淮南公》《重別周尚書》兩首。而《文苑英華》賦體對庾信賦的收錄恰恰相反，所收錄的庾信《哀江南賦》《小園賦》等6首均為后期作品。《文苑英華》為宋太宗詔修，皇權干預痕跡明顯，賦體所錄庾信賦表明宋太宗並不排斥文學作品對故國之思的表達。這也說明《文苑英華》摒棄庾信大部分鄉關、故國之思的詩作，為楊徽之的自主選擇行為。
以范本引導世人
宋白進《文苑英華》表稱“使沿泝者得其余波，慕味者接其妍唱”，這表明《文苑英華》編纂者賦予了《文苑英華》范本作用，希望讀者可以根據《文苑英華》所錄文章精華了解各體各類文學創作特征，汲取創作精華。其示范方式有如下三種。
一是以應試之作為范。《文苑英華》所錄三十八種文體中，詩、賦、策問、論和判這五類都是科舉考試的重要文體。《文苑英華》還選錄了不少應試之作，體現出科舉之用的特點。如詩體中設立“省試詩”類﹔應試賦佔所錄賦文總數的近十分之一﹔所錄策問均為唐代策試試題﹔所錄白居易判文皆從白居易唐德宗貞元十八年備考“書判拔萃科”的習作《百道判》中選錄。《文苑英華》選錄大量與科舉相關的作品，可為應試舉子提供各體應試范文，通過應試范文來影響士人的行文觀念。
二是以唐代名家公文為示范。宋初士子欲步入仕途，除了要應對科舉考試外，為官之后還要接觸和運用大量公文。但當時人們的應用文水平並不高，即便是翰林學士也有不擅長公文者，《宋史》多有記載。如趙鄰幾“及掌誥命，頗繁富冗長，不達體要，無稱職之譽”﹔蘇易簡“由知制誥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屬文初不達體要”﹔韓丕“屬思艱澀，及典書命，傷於稽緩”﹔和“每草制，必精思討索而后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誥之體”。《文苑英華》大量公文的選錄，亦可看出編纂者的用意，即以唐代蘇颋、常袞、白居易等名家之作為示范，增強時人的公文寫作能力。
三是以錄文各體兼備之廣博影響士人。《文苑英華》分三十八體收錄近兩萬篇作品，涉及文體之廣、錄入作品之多，是唐代諸多總集所不及的。總集錄文豐富且各體兼備，可為讀者免去四處搜閱文章之苦。宋真宗於景德中詔雲：“今方外學者少書誦讀，不能廣博。《文苑英華》先帝纘次，當擇館閣文學之士校正，與李善《文選》並鏤板頒布，庶有益於學者。”真宗認為學者讀書不能廣博，詔令刊刻《文苑英華》與《文選》，也就是說真宗認為這兩部書有助於學者擴大知識面，達到“廣博”之目的，於是有了景德四年真宗詔令文臣對《文苑英華》重新編錄之事。
《文苑英華》的編纂者期待能通過該書錄文引導規范讀者創作或閱讀，起到文化之用。如果讀者能接受《文苑英華》引導，《文苑英華》的編纂理念就會隨之被吸收、傳播，“以文化成天下”之用便能實現。但《文苑英華》編纂完成之后，長期置於秘閣，流傳面窄。周必大介紹《文苑英華》的流傳情況，稱該書“士大夫家絕無而僅有”，絕大部分讀者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到此書。書籍部頭大，加之北宋政府在書成之后並未刊刻推行，導致《文苑英華》影響力較弱，未能真正發揮范本作用。
總體而言，《文苑英華》的范本效應在北宋初期並不凸顯，但“以文化成天下”的編纂影響並未消失。它不僅在宋以前文學作品的保存、輯佚、校勘、考証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也為宋初文學與文體學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日漸為學人所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