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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勇，系吐魯番市文物局黨組書記、副局長
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推進，20世紀以來的吐魯番學，與敦煌學一樣取得豐碩成果。吐魯番出土文書及其他資料包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對於深化吐魯番歷史文化、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以及絲綢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一
吐魯番學的故鄉在中國。然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世界各國探險家對吐魯番的關注甚至肆意掠奪，吐魯番學從一開始就具有國際性質。俄國的科茲洛夫等人在吐魯番探查130個佛窟，發現了佛經寫本、回鶻文寫本﹔德國的格倫威德爾、勒柯克在吐魯番的高昌故城、柏孜克裡克千佛洞、吐峪溝等遺址發掘調查﹔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險隊在吐魯番勝金口、交河故城遺址和阿斯塔那古墓群進行發掘，小田義久完成了四卷本《大谷文書集成》編纂﹔英國的斯坦因進行第三次中亞探險時，在吐魯番柏孜克裡克千佛洞割剝壁畫100余箱，在阿斯塔那墓地發掘34座墓葬，其中21座墓葬出土了北涼、高昌國等文物文書。這些行為對吐魯番地區的文物造成很大破壞。同時期，世界各國的漢學家紛紛對相關出土文物和文書開展研究，促進了吐魯番學的成長和發展。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黃文弼為代表的中國學者在吐魯番展開考古研究，他以“一記二集”（《吐魯番考古記》《高昌磚集》《高昌陶集》）奠定了中國吐魯番考古學的基礎。1959—1975年，為配合農田水利建設，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對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群進行13次發掘，發掘墓葬456座。之后，吐魯番地區文物管理所在阿斯塔那零星發掘墓葬多座。1980年10月至1981年7月間，吐魯番地區文物保護管理所對柏孜克裡克部分洞窟進行清理，清理出一千余片古代文書。這些都是吐魯番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國內外學術界圍繞出土的吐魯番文物、文書開展了集中研究，發表了大量成果。
二
21世紀以來，自治區考古所和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共同發掘洋海古墓，揭示了吐魯番盆地從史前到麴氏高昌時期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融的歷史。2003—2005年，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對交河故城溝西墓地、木納爾墓地、巴達木墓地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獲得一批重要文物、文書，整理出版了《新獲吐魯番出土文書》，時代跨度從闞氏高昌到唐西州時期。
加依墓地是近年吐魯番發現和發掘最重要的青銅時代晚期至早期鐵器時代的古代文化遺存，同時也是一處公元前8世紀至前5世紀一直延續使用的古代公共墓地，從物質文化面貌、葬儀、葬俗上看，加依墓地均與洋海墓地的主體文化面貌一致，同為蘇貝希文化的典型代表。
2010年開始的吐峪溝石窟發掘，重點對溝東區新編18窟、溝西區新編2窟、溝西區新編66窟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遺物中最重要的便是文書。據初步統計，文書殘片近萬件，僅大塊的文書便有數百件之多，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新疆地區出土文書數量最多的考古發現。文書以佛教寫經為大宗，另有世俗文書和古書注本等﹔文書最早的為4—5世紀，最晚的約在高昌回鶻時期，以漢文為主，兼有古代西域流行的其他文字，如粟特文、婆羅謎文、藏文、回鶻文等，其中特別珍貴的是漢文與回鶻文雙語對譯的佛經。部分文書保存較為完整，並有紀年題記，有的經卷還帶有卷軸。此外，出土的還有絹畫、紙畫、紡織品及其他文物。這些對於重新認識吐魯番的歷史文化以及各民族和諧共存的社會背景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2021年、2023年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合作，分兩次對“葡萄溝西旁景教寺院遺址”進行了主動性發掘。基本完成了對遺址崗頂建筑的全面揭露，初步探明了寺院布局、年代及改建過程，確認了該遺址曾長期作為景教寺院使用，出土了敘利亞語、回鶻文等文書殘片以及壁畫殘塊、陶器、木器、銅器、鐵器、織物等千余件重要文物。從發掘出土材料上分析，該遺址為一處功能完整的景教寺院，除宗教儀式建筑外，還包含廚房、酒窖、寢（居）室等生活設施。其中，南北排列的三棟建筑組合，具備“三殿式教堂”的布局特征，與西亞、中亞地區景教寺院布局接近。在壁畫風格、繪畫技法、顏料色彩等方面與柏孜克裡克千佛洞、吐峪溝石窟等高昌回鶻時期壁畫存在明顯聯系。這反映出高昌回鶻王國的景教，既遵守了景教寺院建筑的規范，又結合當地傳統進行了本地化改造。
2022年5—1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魯番學研究院組成聯合考古隊，對巴達木東墓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共發掘唐代墓葬11座。確定墓葬形制為斜坡道洞室墓，其中11號墓帶一天井。出土器物主要有墓志銘、彩繪泥俑、陶罐、陶瓶、花押印、發釵、珠飾等，其中墓志志蓋大篆陰刻“大唐故程府君墓志銘”，說明墓主系唐代宗時期中散大夫恆王府長史攝北庭副都護，是繼1984年北庭副都護高耀墓后又一重要發現，對於研究唐王朝對西域的有效治理及北庭都護府所轄西州軍政建置有重要史料價值。
三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外探險家對吐魯番地區各遺址進行初步發掘和記錄所出土的文書現收藏於國外，其語種涉及漢文、粟特文、回鶻文、藏文、蒙古文、敘利亞文等約25種。新中國成立后，對吐魯番各遺址進行了多次科學發掘與保護，出土了大量文書。據統計，現存於吐魯番博物館的文書涉及10余種古語言文字，內容包括公文、藥方、契約、隨葬衣物疏、信札、佛經、日歷等。
吐魯番出土文書所涉及的多種語言為研究中古時期吐魯番地區作為絲綢之路上的站點和中西交通的孔道提供了最直接的証據，它體現出的是一種國際化的交流情形與各民族的交融。這些文書為我們研究古代西域、中亞地區的語言使用情況提供了第一手材料。通過這些材料，我們可以深化研究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印歐語系各語種之間相互借鑒、相互交融的過程。
吐魯番獨特的自然環境和絲路樞紐位置，得以保存自先秦到民國時期的文物遺址。先秦時期的新疆與東西方的文化交流，不少是通過吐魯番盆地向四周傳播的，如蘇貝希、洋海等墓地出土的彩陶是中原地區彩陶經河西西漸的結果，阿拉溝墓葬的絲織物和漆器從楚國傳來，更向西傳到南西伯利亞的巴澤雷克。柳中古城、交河故城見証了自漢至唐代中央政府設置西域長史府和安西都護府，使吐魯番成為管轄、治理天山南北的“重鎮”。高昌故城在唐代成為貿易集散地，各類商行遍布街市，各色人等摩肩接踵，其中有中亞來的粟特人，有南亞來的印度人，有北方游牧民族突厥人，有中原的漢人……他們將金銀器、香料、良馬、絲綢與瓷器等商品載運而來，互通有無。高昌城向四周輻射古道上的烽燧、戍堡、驛站，則成為東西方商人與使者歇息、補給和提供軍事保障的重要基地。除了古城、墓葬和烽燧外，吐魯番還有15處石窟寺（含1處摩崖造像），最為著名的是吐峪溝石窟，是佛教東傳西漸的重要節點，柏孜克裡克千佛洞則是五代、宋元時期回鶻佛教藝術的殿堂，也是摩尼教最后的樂園，多種宗教於此共存融合。元末明初，安樂城逐漸成為吐魯番的政治中心，古城旁邊的蘇公塔則是清代額敏郡王和其子蘇萊曼為報答清政府知遇之恩而修建，也被稱為報恩塔。
為推動吐魯番學深入發展，我們需要在以下方面進一步努力：加強學術交流，與國內外高校與科研機構合作，整理出版海內外吐魯番文書，並加強學術研究﹔加大對吐魯番境內古遺址、古墓葬、古代交通要道、長城烽燧遺址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力爭發現更多資料﹔加強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努力推動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吐魯番學繁榮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