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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蘇北江淮官話的地理語言學研究”負責人、鹽城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
區域方言指地理上一片連續的分布區域內所包含的方言，它與單點方言相對。區域方言研究以某一區域為范圍，探究這一區域內方言的特征，比較區域內不同地點方言特征的差異，探討方言特征的歷史演變。當前，單點方言研究已取得很多成果，而區域方言研究正逐漸受到學界的關注。
地理語言學是區域方言研究的重要手段
現代意義上的漢語方言學研究始於20世紀20年代末期。1928年趙元任出版《現代吳語的研究》，第一次系統地描寫33處吳方言。之后，漢語方言學研究以調查描寫為基礎，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謝留文（2019）在總結新中國成立70年來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的主要成就時指出，漢語方言“語音研究多於詞匯、語法研究，方言特殊現象研究多於系統研究，一般描寫多於深入比較，共時研究多於歷時研究”。這些局限可以通過地理語言學研究來彌補。
地理語言學又叫方言地理學、語言地理學。曹志耘（2006）指出，地理語言學“以眾多地點的語言事實調查為基礎，利用語言地圖的方式描述語言現象的地理分布狀況，結合社會文化因素解釋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語言變化的過程和機制”。中華大地幅員遼闊，漢語方言分布復雜，方言內部又存在差異，正是進行地理語言學研究的良好場所。地理語言學調查不限於語音項目，詞匯、語法均可作為調查項目﹔地理語言學以大規模的方言語料為研究基礎，用方言地圖的形式呈現特征差異，便於開展系統深入的比較研究﹔地理語言學研究也重視方言地圖的解釋及語言變化現象，在描寫基礎上探討語言特征的變化過程，是聯系描寫方言學和歷史方言學的橋梁。所以，地理語言學可以彌補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的不足。
當前，地理語言學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出版了全國性的地圖集，如《中國語言地圖集》《漢語方言地圖集》等﹔但更多的是區域性的研究成果，地圖集方面如《山西晉方言語音地圖集》《廣東東部閩方言語音地圖集》等，研究專著方面如《江淮官話與吳語邊界的方言地理學研究》《處州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湘江流域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山西文水及邊界地區的方言地理學研究》《語言地理學視域中的寧波方言比較研究》等。區域方言因研究范圍適中、內部存在差異，通過揭示差異可以探討語言演變過程，更適合開展地理語言學研究。
地理語言學研究的一般程序
地理語言學研究主要包括三步：方言調查、地圖繪制和地圖解釋。
方言調查是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基礎。做區域方言研究，有時可以依靠已有的成果，但對地理語言學研究來說，區域內布點細密、調查體例一致、可用於比較的原始材料非常少見，多需要研究者實地調查。調查前主要考慮三個問題：確定調查項目、選取調查點、選擇發音人。調查項目的確定不像單點方言描寫那樣全面，但要能反映區域方言的內部差異，這就需要調查人對區域方言特征有大致的了解。這方面可以依靠已有的研究資料，如江蘇省內區域方言研究可以依靠《江蘇省志·方言志》﹔也可以依靠調查者前期的調查，在區域內每個縣先詳細調查一個點，再進行比較，選取可以反映方言差異的內容作為調查項目。調查點包括宏觀尺度、中觀尺度和微觀尺度的布點，分別以地級行政單位、縣級行政單位和鄉鎮來設置（項夢冰、曹暉，2005）。理論上講，調查點的選取越密越好，但有時受到時間和經費的限制，難以做到密集布點。一般來說，區域方言調查不採用宏觀和中觀尺度的布點，盡量採用微觀尺度的布點﹔如果條件不具備，做不到每個鄉鎮一個調查點時，可以結合地方志的材料和當地人的語感，選擇有明顯方言差異的鄉鎮作為調查點，數量上佔縣域內鄉鎮數量的一半以上，這樣基本能反映調查項目的內部差異。當然也要考慮區域內布點均衡，不能將調查點過多集中在一部分區域。發音人的選擇與單點調查時基本一致，有時候也存在一些不易控制的因素，需要適當變通，但土生土長、能說標准方言的條件不能改變，也要注意不同地點發音人年齡上的一致性。
方言地圖是地理語言學成果的重要體現。繪制方言地圖時，首先要整理語料，選取那些區域內差異明顯的調查項目，區分每個項目的不同讀音或說法類型。其次為每種類型選定一個圖形符號，符號的選擇應醒目，注意區分度。再次要做好底圖，可以利用網絡上的資源，如全國地理信息資源目錄服務系統的矢量地圖數據﹔根據研究需要對地圖進行基本處理后表現研究區域、縣域邊界等地理要素，從而得到研究底圖。最后利用專業的畫圖軟件，如ArcGIS Desktop繪制地圖，利用鄉/鎮/街道的統一簡化名稱作為連接字段將語言數據與地圖數據連接起來﹔若圖例中出現不常用的符號，如“下劃線”，可以利用Photoshop軟件進行后期修改。
地圖解釋是地理語言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地理語言學研究除重視方言地圖外，也涉及以方言地圖為基礎的各項綜合研究，包括地理分布類型的解釋、方言歷史演變的探討、方言分區和劃界等。事實上，僅僅照錄原始材料的方言地圖有時是不便於閱讀的，例如區域內一個詞語的說法可能有幾十種，有些說法具有相同的核心語素，不代表本質的區別。這時可以對這些說法進行歸並，以便更清晰地顯示內部差異。歸並的過程就是對材料的“二次研究”，這也是一種解釋。此外，通過方言地圖呈現區域方言的內部差異，在此基礎上探討差異的成因及語言現象的歷史演變過程，這些都需要后續的解釋工作，可以進一步深化地理語言學的研究。
區域方言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幾點啟示
按照上述研究理念和程序，我們以江蘇北部地區的江淮官話為研究對象，運用地理語言學方法，將方言差異描寫、地理分布展示、歷史演變研究融為一體。以鄉鎮為單位，遴選154個方言點進行田野調查﹔在獲得第一手研究資料的基礎上，慎重選取反映蘇北江淮官話特點和差異的調查項目繪制方言地圖，共193幅。通過研究實踐，得出了區域方言地理語言學研究的幾點啟示。
地理界線不等同於方言界線。例如，鹽城境內有一條江淮官話洪巢片和泰如片的分界線，通常認為鹽城南部的大豐、東台屬於泰如片，其他區域屬於洪巢片。但研究發現，大豐北部的三龍、新豐2個方言點，很多特點與泰如片方言不同，而與屬於洪巢片的鹽城市區方言相同，如“入聲調”隻有1個而不是2個、“自己”說成“自敢”而不說“自家”、“問一下”說成“問下子”而不說“問兒子”等。可見，方言特點分布上地理界線不等同於方言界線。
方言交界地帶的特點不穩定，容易受到周邊方言的影響。例如，東海縣和泗洪縣境內都有江淮官話與中原官話的分界線穿過，在有些特點上這兩個區域與蘇北江淮官話的整體表現不同，如“果攝一等見系開合口的韻母讀音”部分相同或不同而不是完全相同、“陽平調的調型”讀平調而不讀升調、“我”說成“俺”或“呣”而不說或少說“我”等。再如，鹽城市區方言處於江淮官話洪巢片和泰如片的交界地帶，有些方言特點也受到了泰如片的影響，如“全濁聲母仄聲的讀音”部分讀送氣音聲母、“全濁上和濁去的讀音”部分讀陰平調等。所以，解釋某些方言特點的成因時，不能僅局限於調查區域，而應該跳出這個區域，從與周邊方言的比較中尋找原因。
政府所在地方言的特點不等同於縣域方言的整體特點。諸多方言地圖顯示，一個縣內方言點之間有差異，政府所在地方言的特點不等同於整個縣的特點。例如“泥母和來母的讀音”，沭陽縣政府所在地的沭城街道方言是“泥來可分、讀不同聲母”，但這種特點隻出現在沭陽縣西部的少數方言點中，東部的多數方言點還是“泥來不分、讀同一聲母”。再如“聲調數量”，泗洪縣政府所在地的青陽街道方言有兩個入聲調，但泗洪境內隻有少數方言點具有這樣的特點，多數方言點還是隻有一個入聲調。所以，地理語言學的調查布點不能僅局限於政府所在地，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深入鄉鎮或村庄調查，可以發現更多的方言差異，能更清晰地展示區域方言的面貌。
詞匯和語法的差異有時比語音大。這可以從調查項目具體的類型數量上看出來：語音項目超過五種讀音類型的地圖隻有4幅，佔比8%，絕大部分地圖都隻有兩種或三種讀音類型﹔詞匯項目超過五種詞形類型的地圖有76幅，佔比72%，很多地圖達到十種及以上詞形類型﹔語法項目超過五種說法類型的地圖有25幅，佔比66%，10幅地圖具有十五種以上的說法類型。可見，詞匯、語法的內部差異比語音大，多種詞形與說法類型的地理分布也比語音地圖分散，有時想畫出明確的同言線是比較困難的。從這一點來看，在區分歷史深度的前提下，用語音標准劃分方言界線功效相對較高。
方言語音演變研究可以結合地理分布來進行。探討方言語音演變過程有不同的角度，可以結合語言內部因素，也可以結合語言外部因素，地理分布是外部因素之一，有時可以幫助分析語音演變。例如，“深臻攝和曾梗攝陽聲韻的讀音”有三種類型，都讀前鼻音韻尾和都讀后鼻音韻尾的類型有各自的分布區域，可能是“深臻攝和曾梗攝”分別讀前鼻音韻尾和后鼻音韻尾，然后不同區域表現出不同的合流方向，也可能是“深臻曾梗”四攝都先讀前鼻音韻尾，然后整體向后鼻音韻尾轉變。從地理分布上看，都讀后鼻音韻尾的方言點分布在邊緣地區，為什麼邊緣地區“曾梗攝”先合並到“深臻攝”，然后再回頭演變成原有讀音，這不好解釋，更合理的解釋是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存在不同的合流方向。所以，地理分布不僅可以呈現調查項目的差異，也可以幫助探討語音演變。
當前，區域方言研究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地理語言學研究在密集布點的基礎上，通過方言地圖的形式呈現內部差異，探討語言現象的變化過程，正好適應區域方言的研究。將地理語言學研究方法運用於區域方言，必將推動區域方言研究走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