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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娜，系本報高級編輯（本版圖片由郭道揚提供）
郭道揚著《中國會計史稿》
《中國會計通史》（全12冊） 郭道揚 著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求索】
學人小傳
郭道揚，1940年生，湖北谷城人。會計史學家。1964年畢業於湖北大學（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系，畢業后留校任教。曾任國際會計史學家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會計教授會會長、中國會計學會副會長。著有《中國會計史稿》《會計發展史綱》《中國會計通史》等。
歷史蘊含著我們的過去，也指引著我們的未來。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可以給人類帶來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智慧。
百余年前，梁啟超將歷史分為專門史與普遍史之兩途，同時提出：“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絕非一般史學家所能辦到，而必有待於各學之專門家分擔責任。此吾對於專門史前途之希望也。”
數十年后，有這樣一位學者，投身少人問津的中國會計史研究領域，上下求索，發潛闡幽，成就斐然。他就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資深教授、著名會計學家郭道揚。
有人如此評價：在郭道揚之前，中國會計有史無書﹔在郭道揚之后，史海鉤沉，開山立派。郭道揚為中國史學開拓了一個嶄新領域，讓世界知曉東方會計。
三百萬言裡的中國氣派
2023年7月，《中國會計通史》出版。這部耗時十年、三百萬言的鴻篇巨制，由郭道揚逐字手寫而成，凝聚著他畢生學術研究的心血。
2011年，“中國會計通史系列問題研究”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批准立項，郭道揚擔任首席專家，這是我國會計學科第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會計通史》既是這個項目的主體研究部分，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先后被列入“十四五”國家重點出版規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在這部書中，郭道揚梳理勾畫了中華民族會計發展的歷史源頭、發展風貌和卓越成就，全方位研究了中華民族具有獨創性、獨具特色的會計思想、中式會計原理、法典式會計制度、中式會計方式方法與會計審計文化，系統總結了會計發展的四十個運行規律和一個總規律，完整清晰地展現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會計文明成果和獨特魅力。
他把研究的落腳點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與發展時期，從而形成全書研究的重心﹔對中國遠古會計史研究，具有世界性意義，這是《通史》研究的首要特色。
打開這部大書，人們不難感受到其中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堅持以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引証了馬克思、恩格斯與毛澤東關於會計的一系列科學論斷，批駁了古今中外輕視會計的思想、言論與行為，並揭示其錯誤的本質與形成的歷史根源﹔
對中國近現代財務、會計、審計與經濟監察史的研究，交互應用了一系列史証性圖片與文獻性表格，以晚清為起點，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為重點，總共研究了92家企業，系統探討了中國近現代企業在“基礎管控體系”建立和改革方面的基本經驗與成就，以及在改革與發展中所形成的基本規律﹔
系統研究了中國法典式會計制度建立與發展的歷史，中國在這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與形成的研究特色，並通過論証作出評價：中國率先建立的法典式會計制度是世界會計發展史上的光輝典范，具有裡程碑意義與重要學術價值﹔
系統研究了“工程營造會計史”，橫貫中國古代、近代與現代，開拓了中國會計史研究的新領域，填補了世界會計史研究中的空白﹔
以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開業的安徽“廣豐布店”為考古典型証據，對中國固有復式簿記“四腳賬”展開分步實証與分析研究，從而在“天地合”結算平賬原理研究方面產生重要突破，其研究結論與史証結果，足以消除中外研究者一直以來對中國固有復式簿記的疑慮，並確定了中國固有復式簿記“龍門賬”與“四腳賬”的歷史地位與裡程碑式貢獻﹔
…………
國內外會計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會計的史前史、上古史與中古史代表了世界各國會計發展的過去。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會計通史》的撰寫具有世界意義與價值。國際會計史學家學會會長、美國新罕布什爾大學教授拉佐夫斯基（Lazdowski）評價，作為對一個國家數千年會計文化開展研究的范例，這部作品是無與倫比的。
扎進會計史領域
谷城，鄂西北一個山清水秀的小縣，1940年5月，郭道揚出生在這裡。
出身普通農家，家裡條件不好，然而，郭道揚自小就喜愛讀書，奔波於學校與鄉間，日漸磨礪出堅忍執著、不畏艱難的性格。
1957年8月，17歲的郭道揚生平第一次離開家鄉，乘坐簡陋的小木筏子，到襄樊四中讀高中。1960年9月，迎著揚子江金秋的清風，帶著幾分遺憾，郭道揚揮別縈繞心中多年的文學夢，來到有著江城武漢，進入湖北大學（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系貿易經濟專業學習，從此與會計學結緣。
經濟類專業是當下的熱門專業之一，然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它並不是大家報高考志願的首選。同學中還流傳著一些輕視會計專業的說法。郭道揚后來感慨，“那時候，我一個鄉下孩子，真的不懂如何去安排自己一生的事業，高考報志願時一心一意隻考慮避開被人輕視的會計專業。然而沒想到，命運真是神奇，既安排我學會計、教會計，還要讓我寫它的歷史。”
盡管覺得專業並不如意，但四年間，天性好學的郭道揚不僅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大學學業，而且閱讀了大量的中外經濟文獻及文史書刊，成為同學中的佼佼者。1964年7月，湖北大學建立財會系，他留校任教，講授會計學原理及商業會計等課程。
“文革”期間，郭道揚做過保管員、採購員、計劃員，甚至下車間開過車床。1972年，湖北大學以“湖北財專”的名義恢復，他這才重新回到講台，並參加教材編寫工作。
郭道揚學術生涯中撰寫的第一部專著並非會計史，而是《食品企業財務會計》。該書被當時的中國食品總公司及商業部確定為大專院校商業會計專業教科書，這一認可給這位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以極大的鼓勵，激發了他對經濟與會計中具體問題的研究興趣。
自此以后，郭道揚多次帶領學校的工農兵學員，深入基層供銷社學習，從制証、記賬、編表到年終決算，他都與學員一起操作。他還在校內外講授過“會計學原理”“商業財務會計”“工業會計”等課程。這為他后來撰寫會計史巨著積累了豐厚的理論和實踐儲備。
郭道揚真正從事會計史研究，始於1978年。
改革開放后，國內各種學術活動活躍起來。為准備全國首屆商業會計學術討論會，商業部給湖北財經學院下達了9個研究課題。當時郭道揚正在外地農場勞動，等他回到學校時，已有8個專題被別的老師選走，僅剩下“中國會計發展史”這塊難啃的骨頭無人問津。
要在短短幾個月內，從浩如煙海的古籍中搜尋寥若晨星的會計史料，從5000多年中國文明史、2000多年零散的會計工作記錄中，修一部貫古通今的專史，無疑是沙裡淘金，甚至顯得有些不合常理。對此，梁啟超早有見解，他認為，做歷史再沒有比做一個民族的經濟史更困難的，“因為資料極其缺乏”。
一開始，郭道揚想過放棄，然而很快他還是說服了自己，並以超乎尋常的執著和韌性，一頭扎進這個領域。
為了查資料，郭道揚從圖書館借出大量古籍拿回家研讀，一度引起個別人的背后議論，認為他這是在裝腔作勢，拿國家的經費玩打水漂的游戲，不相信他真的會把這部書寫出來。
當時有一個鄰居來郭道揚家做客，問他借這麼多的古書干什麼，郭道揚說寫會計史。鄰居聽了很吃驚：“會計還有歷史？”
當時正是炎炎夏日，郭道揚在幾平方米陋室通宵達旦奮筆疾書。1978年10月，全國首屆商業會計學術討論會在湖北咸寧召開，郭道揚撰寫的9萬余字論文《中國會計發展史》在會上亮相。與會專家學者高度肯定了這位年輕人的成果，認為文章既有史據又有史論，初步揭示了中國會計發展史的基本規律。
一個月之后，郭道揚收到來自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發來的約稿函，建議他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寫一部中國會計史。
以此為契機，1979年上半年，郭道揚開始深入各地調查研究。我國歷史上長期重農輕商，將計數與會計視為末等，正史上少有關於會計的記載，即使是被封建帝王所重視的官廳上計也無具體內容相傳，於是郭道揚求助於“野史”“稗史”及現代考古發現，他幾乎跑遍了全國各主要圖書館、博物館和檔案館，抄錄了20多萬字的資料，制作了2000余張索引卡片，並先后向170余位專家學者請教，積累了大量扎實豐富的素材。
郭道揚一方面利用陶土刻記、甲骨文及金文中的記載，闡明了會計的起源及中國“會計”的成因與內在含義，另一方面又依據居延漢簡、睡虎地秦墓竹簡、漢晉西陲木簡、流沙墜簡、江陵漢簡、敦煌資料以及各地考古簡報等，對各歷史時期會計制度方法的發展沿革進行了確切描述。
魏晉南北朝的資料最難尋覓，沒有資料就意味著這段會計歷史將會出現空白。郭道揚多方搜尋，仍無結果，但他並沒有喪失信心，數次到各地求教於考古學家、文物學家。功夫不負有心人，他竟在考古出土的一隻鞋的鞋底夾層找到了賬本殘片。原來，古人把廢棄的賬本剪成鞋樣，縫在鞋底。一段珍貴的歷史就這樣被他找回來了。
在細節查証方面，郭道揚同樣不辭辛勞，精益求精。為了考察表示銀錢財物出入義的“帳”字是何時被寫成“賬”字的，他輾轉於北京圖書館和首都圖書館，最終確認，“帳”字的俗體字“賬”字最早出現於明代末年﹔為了尋找清代的《連環帳譜》一書，他又奔波於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浙江天一閣、北京琉璃廠之間。
“斗室中揮汗如雨，一柄芭蕉扇，揮舞好幾年。1982年至1988年間，在黑夜與黎明更替的循環中，我跑完了馬拉鬆第一階段的艱難裡程。”初入會計史領域探索的艱辛，郭道揚記憶猶新。
六年間，郭道揚的不懈努力陸續結出豐碩的學術果實。1982年6月，《中國會計史稿》上冊推出﹔1984年，我國第一部會計史教科書《會計發展史綱》問世﹔1988年，《中國會計史稿》下冊出版。
其中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上下兩冊《中國會計史稿》，以時代為經，以會計、出納、審計、行政四種相互牽制的職能為緯，分官廳與民間兩大系統，全面闡述了中國財務會計發生及發展的歷史，揭示了中國古代、近代會計發展的歷史規律及對世界會計文化所作出的貢獻。
鄰居后來又來到郭道揚家裡，一見面就感慨地說：“沒想到你還真的把會計史寫出來了，而且還寫得這麼好！”
讓中國會計史走向世界
《中國會計史稿》的出版，結束了幾千年來中國的會計“有史無書”的局面。國內外學者公認這部書的問世，是新中國會計理論研究中的重要成果。
著名會計學家潘序倫、楊時展、李鴻壽、李寶震、邊恭甫等認為，《中國會計史稿》填補了中國經濟史學研究的空白。美國會計學家保羅·加納，日本會計學家津谷原弘、西村明等也指出，《中國會計史稿》是東方的第一部會計史學專著，填補了世界會計史庫中的空白。英國社會人類學家、劍橋大學資深研究員杰克·古迪更是在其專著《西方中的東方》一書中，以長達六頁的篇幅引証並評價了《中國會計史稿》對世界的貢獻，“這部書中考証的事實，不得不讓西方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他們原有的某些假定進行重新思考”。他認為，西方應據以改變他們對東方會計的錯誤認識，即隻有西方式的簿記才是科學的，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則是滯后的，缺乏科學的簿記方法。他還指出，從郭道揚在書中所揭示的關於中國簿記自身存在的內在邏輯架構來看，“隻有西方復式簿記影響到中國，而中國簿記則是被動的”這種觀點也是不能成立的。古迪還說，郭道揚的著作使我們看到研究會計發展史所應當持有的態度。
憑借《中國會計史稿》《會計發展史綱》這兩部著作，郭道揚打開了中國會計史研究走向世界的通道，在國際上獲得了極高聲望。
1988年8月，郭道揚應邀出席在澳大利亞悉尼大學舉行的第五屆世界會計史學家大會，他以《論中國會計的歷史貢獻》為題，作為大會的主要報告人，用英文發表了45分鐘演說。大會執行主席韋爾士兩次上台握手祝賀，會議主席巴巴拉·門羅在總結中說：“這次會議的收獲之一是中國的郭道揚教授的演講，使我們了解了中國古代會計發展的輝煌業績。”保羅·加納說，這篇論文“不僅是他個人學術成果的一個裡程碑，也是中國會計學界走向國際學術舞台的一個裡程碑”。
20世紀90年代，郭道揚又推出《會計史研究：歷史·現時·未來》一書，被稱為“第一部系統研究世界會計史的鴻篇巨制”，填補了世界會計通史的空白。日本會計史學者君塚芳郎評價它是“一部偉大的著作”﹔國內著名會計學家葛家澍則認為這部書是“會計史研究領域內一次新的突破，為我國會計史研究樹立了一座新的裡程碑”。
在郭道揚的推動下，中國會計史研究一步步走向世界。進入21世紀后，郭道揚的系列研究成果，在以美英日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產生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郭道揚以開闊的視野和全新的觀點向學界表明，他不再僅僅是一位會計史學家，更以中國學者特有的建樹和風范，步入世界級會計學家的行列。他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歷史不僅記載著過去，也是向前進的科學，是創造未來的行動和力量的工具。
唯有文章千古事
2011年，古稀之年的郭道揚，已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會計史學家學會理事，在海內外學界都享有盛譽。
按理說他早已功成名就，選擇頤養天年、享受天倫之樂也無可非議，然而，他沒有懷揣這些輝煌的過去停滯不前，而是繼續前行。
出版多年的《中國會計史稿》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然而，這本書隻寫到“中華民國時期的會計”為止，並未涉及對新中國會計的研究。在郭道揚看來，已經到了寫一部完整的《中國會計通史》的時候了——把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會計改革與發展的成就寫進去，為中國古代、近代、現代乃至當代中國會計工作者樹碑立傳。
按他的設想，這部通史既要包容古今中外會計史已有研究成果的精華部分，揭示中國會計歷史的發展規律，又要貫通歷史、現時與未來，使會計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在會計發展的時空關系上鋪設一座堅實的橋梁。
於是，郭道揚不顧多年糖尿病和腦卒中給自己身體帶來的折磨，毅然開始學術生涯中又一次重大攻關——撰寫《中國會計通史》。
治史實屬不易，唐人劉知幾曾說：“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要完成《中國會計通史》這樣一部前人從未觸及的巨著，隻有才、學、識兼具，才能找到幾千年歷史中閃閃發光的會計史亮點，然后再把一顆顆中華民族自創的會計文化珍珠貫穿起來，顯示中華會計珍品的總體價值。
從2011年起，郭道揚每天早上7點起床，8點准時進書房“報到”，上午、下午各工作4個小時，晚上3個小時，沒有節假日、雙休日，每天堅持2000字……就這樣，郭道揚從古稀寫到耄耋，以巨大的學術勇氣、高度的責任感、堅韌超凡的寫作毅力，潛心研磨，克服病痛，最終寫就了這部大書。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會計通史》的書稿全部由郭道揚一筆一畫寫就。書中的大部分章節最少要完成二稿，有的甚至有三稿或謄清稿。老人一筆一畫寫下來，總計達到了上千萬字。學校領導請他留下手稿作為資料，現如今，書稿已堆成書山，令人嘆為觀止。
郭道揚的書房鑲挂著一幅落款為“道揚藏書”的篆字書法，從中可感受到這位耄耋學人的心聲：
風花雪月終是夢，
金玉滿堂徒虛榮。
唯有文章千古事，
世間福壽藏書中。
